汉赋与长安/古都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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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志慧
出版社西安
ISBN9787805949543
出版时间2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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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18元
货号1050499
上书时间2024-06-11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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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
第一章 长安的繁荣与汉赋的兴盛
第一节 汉初的养士之风与骚体赋
一、无为而治与“治民聘贤”
二、抒情言志的骚体赋
第二节 武、宣时期国力的强盛与散体大赋
一、武、宣时期的文化政策与汉赋的兴盛
二、体物写志的散体大赋
第三节 两汉之交世风的转变与抒情赋
一、世风转变与赋体演流
二、讽谕时政的抒情赋
第二章 长安的文化氛围与汉赋的审美价值
第一节 长安的文化氛围
一、多源性的长安文化
二、汉代艺术的审美特征
第二节 汉赋的审美价值
一、汉人论汉赋
二、汉赋的审美
第三章 长安赋家及其作品
第一节 西汉长安的作家群体
一、东方朔与王褒
二、司马迁与班婕好
第二节 司马相如
一、司马相如与长安
二、《子虚赋》与《上林赋》
第三节 扬雄
一、扬雄与长安
二、四大赋与杂体赋
第四章 汉赋中展现的长安山川气象与城市风貌
第一节 山川风物
一、壮丽的山川形势
二、美丽的郊野苑囿
第二节 城市建筑
一、城市布局
二、宫廷建筑
第五章 汉赋中反映的长安社会生活
第一节 宫廷文士的抱负
一、建功立业的渴望
二、失志伤时的喟叹
第二节 宫中美人的情思
一、金屋藏娇
二、长门之怨
第三节 商业与市民生活
一、繁荣的商业
二、市民的生活
第六章 汉赋中描写的长安文体活动
第一节 帝王的羽猎
一、羽猎盛举
二、猎余兴致
第二节 音乐歌舞
一、楚声满汉宫
二、汉舞姿势奇
第三节 体育杂技
一、体育游戏
二、杂技百戏
后记
内容摘要
“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古都西安就像一部活的史书，一幕幕、一页页记录下中华民族的沧桑巨变。古都西安见证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鼎盛辉煌，然而，往日这个帝王们希冀
长治久安、长久平安的长安城也几度衰落，数遭兵燹，令人扼腕地一度衰落了。
本书为“古都西安”大型丛书之一，论述了汉赋与长安的有关知识，立体全景地展现西安历史，使史学走向大众，更具有严谨的科学性、渊博的知识性和艺术感召力。
精彩内容
第一节 汉初的养士之风与骚体赋一、无为而治与“治民聘贤"秦始皇推行法家思想完成了统一，统一后鉴于东周王朝实行分封制而尾大不掉，处士横议而邪说并起，遂推行郡县制而加强中央集权。
由于秦王朝的短期速亡，汉初统治者承战乱之后，便注意总结经验教训，采用“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无为而治，思想统治的纽带比较宽松。同时，汉初既继续推行郡县制，又恢复了分封侯王的旧制度。各地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在暴秦统治下沉寂一时的文士们，开始活跃起来，战国时百家争鸣的局面又回光返照了。
也许是暴秦速亡的教训太深刻了，汉初“破觚而为圆，斫雕而又朴”，采取措施，着力缓和社会矛盾。惠帝四年(前191年)，“省法令妨吏者，除挟书律”。吕后元年(前187年)，又“除三族罪、妖言令”。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便起了实际的指导作用。体现这种思想的基本著作，是《老子》和《黄老帛书》(长沙马王堆1972年汉墓出土)。黄老学说的特点，是在政治上肯定新的封建一统王朝的统治秩序，承认君臣关系不可改变的前提下，极力主张无为而治，使民休养生息，借以缓和社会矛盾，恢复封建经济。
在汉初战乱甫定，痛定思痛，寻求长治久安之术时，黄老思想在统治阶层面前展现了一个美妙的前景，自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欢迎。“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皇帝、太后、
太子是这样，布衣将相们更是趋之若鹜。丞相陈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㈤。楚元王曾孙刘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计”。当时以黄老思想治国从政，颇有奇效。曹参“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汲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洁”，岁余，使“东海大治”，“治务在无为而已”。这样一来，黄老思想在汉初的思想界便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其声誉在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中达到了高峰。
司马谈这位太史公，亦是黄老学派的忠实门徒。在长安城中，他曾向唐都学习天文之学，向杨何学习《易经》，向黄子学习道家学说。在《论六家要旨》中，他细致地比较了战国时各家学说的优劣。认为阴阳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然其“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然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墨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然其“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然其“严而少恩”；名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然其“使人俭而善失真”。只有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兼收众家之长，而尽弃其短，因而“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因而“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道家思想的精要，就在于“无为，又日无不为”。
司马谈的这种精采论述，是对汉初朝野上下崇尚道家黄老思想的深刻总结。这显然不是最适合于中央集权制度的学说，因为中央集权的主要特征，就是实行封建专制统治，就是扼杀人的个性，而张扬其共性，这才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但是，思想、文化尤其是文学艺术却恰恰相反，只有最大限度地张扬创造者的个性，将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才能使作品更具有艺术的个性，这可说是其生命力之所在。司马谈天才的儿子司马迁发愤著《史记》，就是要“成一家之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初主张“清静无为”，减少了国家对社会生活、文化艺术所横加的干涉。这正是汉初百家争鸣又拉开帷幕的合适氛围。不是么，当时不仅黄老学说，而且儒、法等诸子百家，也在不同程度上相继复活起来。你看，秦时一度频遭摧残的儒家学说，开始崭露头角，或向学术文化方面发展。秦时显赫一时的法家学说，尽管因秦王朝的速亡而声名狼藉，却受到了汉初讲求实效的政治家的喜好。正是在这种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一些文士继承战国游士的遗风，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关心国家政治得失，总结历史经验，探寻文武并用的长治久安之策。那在暴秦“焚书坑儒”的刀光血影中降下了帷幕的百家争鸣，似乎又拉开了一角帷幕。当然，无论是时间、广度，还是规模、流派，并不能与先秦异采纷呈的学术流
派相比。
西汉王朝虽为统一帝国，但毕竟刚刚从诸侯各自为政的战国脱胎出来，又错误地认为秦之速亡与推行郡县制不无关系，故“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开始是封异姓功臣为诸侯王，然高祖“困平城，病流矢”，“数年之间，奔命扶伤而不暇”。又杀白马为盟：“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同时就封了荆王刘贾、楚王刘交、齐王刘肥、吴王刘濞、淮南王刘长、赵王刘如意、梁王刘恢、淮阳王刘友、代王刘恒等九个同姓诸侯王。刘邦尸骨未寒，吕后又大封诸吕为王。在这些诸侯王的头脑中，不可能没有以前割据时代的影响。因而，从扩张势力的需要，他们便仿效战国诸雄，“招致四方游士”。如淮南王刘安便“招致四方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衡山王刘赐令其子居外家，多给金钱，“招致宾客”；梁孝王刘武“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用以“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致”。在这种社会风气中，汉初游士如邹阳、严忌、枚乘等人，便像先秦游士们那样，纷纷投奔到诸侯王的门下，战国纵横家的影子又出现了。
战国之世，苏秦、张仪等游士以纵横术周旋于诸侯之间，片言以解纷，以口舌之劳而左右人君，立取富贵，在历史舞台上曾演出了有声有色的活剧。以天下为己任者，仿效此可以建功立业，持爵禄之重者，藉此可以实现人生价值。因而在楚汉相争时，纵横之士已经开始活跃起来。 “郦生因言／-k国纵_横，～。这位高阳酒徒郦食其，曾坐乘车而游说齐王，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余城，使将数万之众岁余才下赵五十余城的韩信黯然失色。“陆贾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当陆贾将其为汉王朝谋求长治久安而著述的《新语》献给刘邦时，这位马上英雄连连称“善”。
纵横之士要说动人主，其言辞便不能如《尚书》那样估屈聱牙，也不能像《春秋》那样如断烂朝报，甚至也不能如早期的诸子散文那样，或平铺直叙，或大而无当。试看《战国策》中所记载的“苏秦说赵王”，“张仪说秦王”，“司马错论伐楚，“虞卿斥楼缓”等，皆夸张渲染，充分发挥，畅所
欲言，形式上铺张扬厉，对偶排比，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和说服t力。汉初的游士投身于诸侯求其用，同样驰骋文辞，其所作散文也依然保存了战国纵横家的气息。即如邹阳，《汉书·艺文志》在纵横家类著录有《邹阳》七篇，其代表作《狱中上梁王书》，是一篇为自己辩诬的文章。全文排比铺张，语意层见复出，滔滔不绝，以此造成盛大的气势，是典型的战国游说家的口气。其他如陆贾的说辞，贾谊的政论，也都承袭战国纵横家遗风，大多感情充沛，语势铺张。他们可说是文学化了的纵横家，或说是纵横家式的文学家。
同时，当时的刘氏诸王如淮南王刘安、梁孝王刘武等，也都爱好辞赋，梁园宾客皆善属辞赋，一时文士云集。诸侯王的好尚，文士们的投其所好，也就给辞赋的创作提供了条件。淮南王刘安及其群臣的大批辞赋作品，就是这种环境中的产物。
如果说，陆贾、贾谊诸人皆以辞赋家而逞说辞，写政论，故其说辞、政论从表现手法到语言修辞，颇具辞赋特点；那么，他们继承荀况、宋玉的传统，从事骚体赋的写作，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汉初“治民聘贤”的社会风气，政论中浓厚的战国说辞的遗风，对骚体赋的创作，无疑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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