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中的黄河文明

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的黄河，从涓涓细流，到奔腾入海，自西向东分别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及山东 9 个省区。她所流经的区域，横跨了我国第一、第二和第三级阶梯地貌，从青藏高原下切黄土高原，流向一望无际的东部平原；她的形成，源自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年间地质构造、地貌、气候的变化和水文变化，历经印度洋板块和亚欧大陆板块碰撞、挤压，青藏高原的隆升，冰川的融合，最终形成气势磅礴的中国第二大河。

大河奔流，生生不息。她为我们所呈现的，不仅仅是壮美的风景，惊涛骇浪的千古奇观，更为重要的是她所蕴藏的深邃的文化和精神。这条文化之河、文明之河，历经漫长的历史积淀，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其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和合万物的文化精神，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精神之河的不竭源泉。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早在遥远的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即是中华远古先民活动的主要历史舞台，也是中国早期文化形态的主要诞生地。在旧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便出现了山西芮城西侯度猿人、襄汾丁村早期智人，陕西蓝田猿人、大荔猿人，内蒙古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河套人”、乌审旗大沟湾晚期智人，河南栾川孙家洞“栾川人”、许昌灵井“许昌人”，等等。其中，生活在黄河岸边的西侯度猿人，距今有 180 万年之久，是目前我国境内发现最早的猿人。其后，100 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和 30 万年前的大荔猿人在黄河岸边捕鱼狩猎，繁衍生息；7 万年前山西襄汾丁村早期智人、3 万年前内蒙古乌审旗大沟湾晚期智人，奏响了古老黄河文明的序曲。

进入新石器时代，在黄河的上中下游，黄河的儿女们在黄河水的滋养下，一步步走出蒙昧，向文明迈进。位于黄河上游的黄河、湟水河、大通河三河之间的河湟地区，在距今 6000 年左右，进入马家窑文化时期。在河流两岸的台地上，长期居住着以原始农耕经济为主的先民，他们以生产彩陶见长，别致的陶器造型、精美的图案、繁缛的纹饰，充分彰显了先民惊人的艺术审美和表现力。仅乐都柳湾墓地一处，就出土彩陶 17000 余件，被誉为“彩陶王国”。距今 4000—3600年，河湟地区进入齐家文化时期。红铜器和青铜器的出现，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了金属的性能，标志着生产力水平有了新的飞跃，宣告历史进入了青铜时代。青海民和官亭镇的喇家遗址，被称为“东方庞贝”，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毁于地震或洪水灾难的巨大聚落或城邦古国场景，是黄河儿女历经苦难与抗争的重要实证。位于黄河“几”字湾的河套地区，三面环河，涵盖了银川平原、鄂尔多斯高原和黄土高原的部分地区，汇聚了内地农耕文化与漠北草原文明，并将其融为一体，培育了黄河文化中的一支——河套文化的鲜明特色和个性。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阴山的东段，已出现以“裕民文化”命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北起大青山、南至陕北，西起贺兰山、东至岱海的广大区域，发现了距今 7000—5000 年仰韶文化早、中、晚期的系列遗存；距今 5000—4000 年，在黄河东流和南流的河水两岸及陕北等地，密集分布有龙山文化遗存，尤其是陕北的神木石峁遗址，是河套地区一处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的超大型中心聚落。发现的古城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垣组成。城外分布数座人工修筑的“哨所”类建筑遗迹，总面积有 400 万平方米以上，城墙有类似后代的瓮城、马面、角楼等防御设施，古城最高处是已具备早期“宫城”性质的皇城台，皇城内石墙底部发现了数十个兽面石雕，并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等，这些都展现出石峁古城在公元前两千年前后超乎人们想象的文明程度，也为中国文明起源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为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地区与欧亚草原双向、多重、频繁的技术交流和文化互动研究提供了实证。位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在距今 1 万年前后，已进入新石器时代。主要分布于渭河平原、关中盆地的大地湾文化，发现了距今 8000—7000 年的栽培黍、原始建筑及早期的彩陶等，代表了华夏先民在黄河流域的文明贡献；而分布于河南境内黄河两岸的裴李岗文化，在距今 9000—7000 年，同样拥有了粟作、稻作兼备的原始农业和畜牧业，以及定居的房屋建筑，而且使用契刻龟甲、响石、骨笛、象牙雕板、牛骨叉形器、绿松石等宗教、艺术用器，已经具有超乎我们想象的丰富的精神世界。距今 7000—5000 年，在黄河中游是仰韶文化的一统天下。以豫西、晋南、陕东为中心，东起豫东平原，西抵甘青地区，北至阴山南北，南达江汉地区，这个广大区域成了仰韶文化的世界。半坡遗址、姜寨遗址、杨官寨遗址、庙底沟遗址、西坡遗址、双槐树遗址、大河村遗址等地地的考古工作揭开了这个世界的神秘面纱。多重环壕围护的中心聚落，以中心广场、大房子、公共墓地等为主要构成的聚落结构，工艺成熟的、具有礼仪性质的彩陶，以农耕为主的生产工具的改进，墓葬随葬品所表现的贫富分化，似乎让我们感受到了文明的脚步声。距今四五千年间，在黄河中游及其支流，考古又发现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淮阳平粮台等龙山时代的古城，耸立的夯筑城墙、城内的大型建筑、不同质地的礼器及组合，预示着一个文明时代的即将来临。位于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从距今约 8500—7500 年的后李文化开始，历经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从远古的蛮荒到定居农业，从粗糙的石器到工艺精湛的玉器，从简单的粗制陶器到精美绝伦的蛋壳黑陶，文化发展谱系脉络清晰，成为黄河文明的重要源头。

进入文明时代，黄河流域以中原为中心，展开了一幕波澜壮阔的文明发展史。自然环境和文化发展的优势，使洛阳盆地、关中平原成为王国文明时期夏、商、周三代王朝的统治中心。尤其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成为“三代之居”。在这里形成的灿烂的青铜文明、完备的礼乐制度、影响深远的元典文化等，奠定和形成黄河文明乃至华夏文明的根基和主干。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在距今 4000 年前后就已出现了青铜器，在青铜文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商周时期，随着中原中心地位的建立，甘青地区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大量吸收中原文化因素，以及来自欧亚草原和中国北方草原的文化因素，形成多种文化并存的文化形态，成为黄河文化具有包容、多元性的重要实证。黄河下游的东夷文化，在三代时期与夏、商、周文化渐次融合，并最终汇入华夏文化的主体。尤其是西周以后中原文化与东夷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齐鲁文化，成为黄河文化重要的代表之一。从秦汉开始，中国历史进入帝国时代。黄河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的大格局中，历经统一和短暂的分裂割据，跌宕起伏，在与长江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西域文化等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中一路前行，黄河的九曲盘绕，黄河儿女百折不挠的坚强韧性，铸就了黄河之魂。黄河文化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强大力量，实现与多元文化的交融，并终能传承赓续，连绵不绝。也正因为此，在黄河的两岸，在她流经的每一片土地上，都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古迹，成为后人缅怀先民伟大的精神与创造、激发民族文化自信的宝贵财富。

2019 年 9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着重强调“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响应总书记号召，2019 年 12 月，由河南博物院提出倡议，由青海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山西博物院、河南博物院和山东博物馆共同发起，由黄河沿线 9 省区 45 家博物馆（院）参与的黄河流域博物馆联盟宣告成立。联盟的主要工作是在流域博物馆间开展陈列展览、文物保护、科学研究、人才培训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旨在用实际行动推进与落实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弘扬，自觉成为黄河文化保护的引领者与弘扬者、黄河文化传播的讴歌者与践行者、黄河文化繁荣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国宝中的黄河文明》一书便是合作的成果之一。

黄河文化在长达数千年的发展中，文明的成果浩如烟海，灿若星辰。这里我们所撷取的 9 件国宝级文物，分别来自黄河沿线 9 个不同的省区，它们是黄河文明的优秀代表。通过对它们的讲述，我们试图拉开黄河文化所蕴藏的农耕文明、青铜文明、礼乐文明、丝路文明的帷幕。出土于青海省同德县宗日遗址的舞蹈纹彩陶盆，其精致的造型、踏歌而舞明快的节奏，使我们依稀看到河之源古老先民们和谐自然的生存状态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甘肃省博物馆藏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集彩陶、雕塑、造型于一身，浓缩了先民的审美情趣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仿佛在向我们诉说一个发生在黄河岸边的古老故事。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彩陶双连壶，其别致的造型、古朴流畅的彩绘线条，表现了 5000 多年前大河之滨古老先民们先进的制陶水平。他们白天在黄土地里耕种收获，在山野水旁狩猎捕鱼，晚上仰望星空，结盟或举行重大礼仪活动，举壶对饮，拥抱自然的情怀，豪迈的气质，不懈的创新精神，早已注入黄河儿女的血脉之中。山东博物馆珍藏的蛋壳黑陶杯，出土于山东潍坊姚官庄龙山文化遗址。其“薄如纸、硬如瓷、明如镜、黑如漆”的特性至今难以超越，创造了一个时代的奇迹，堪称海岱地区古陶的巅峰之作。黄河下游古东夷人的聪明智慧、精益求精的制作工艺凝聚于一器之上，它所承载的是崇鸟尚黑的古东夷人纯真的信仰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也是东方齐鲁文化文明进步的象征。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出土的鸟尊，上昂的凤首，凝视的圆睛，直立的高冠，内卷上扬的象鼻形尾，以及华丽的云纹、羽纹等装饰纹样，表现出高超的青铜铸造技艺，是黄河流域青铜文明的杰出代表，同时也是周文化与晋文化渊源的连接器，是两周时期黄河流域灿烂文明的象征。出土于成都平原的嵌错宴乐水陆攻战纹铜壶，既是巴蜀文化的代表，又是四川地区与黄河流域文化交流、黄河流域对四川地区文化输出的历史见证物。尤其是壶上的纪实性人物画像纹，是中原文化礼制、文化习俗、社会生活等的具象化的表现。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汉墓壁画，其画面之多、内容之丰、榜幅之多，为目前全国汉代壁画墓之最，形象地反映出东汉时期我国北方多民族居住地区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社会生活面貌，展现了蒙古高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密切互动、东西文化的频繁交流，是反映黄河文化精神的鲜活样板。宁夏盐池县窨子梁唐墓群出土的石刻胡旋舞墓门，其上刻画两个旋转翻腾的舞者形象。来自中亚的胡旋舞者，将中亚的音乐、舞蹈及其他文化带入西北边塞宁夏地区并向中原及其他地区传播，见证了黄河文化发展中与中亚文化的交流与互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进程的缩影，展示了黄河文化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胸襟与气魄。而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的三彩载乐骆驼俑被公认为是当今众多再现唐代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文物中最具特色的珍品之一。由 7 位乐师、1 位歌伎组成的驼上乐队，胡汉一体，他们奔波于沙漠之路，穿梭于长安、洛阳繁华都市，表现的是一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职业的中外下层人士共同写就的表现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立体雕塑群像。绚丽的三彩骆驼和所承载的，是开放包容的盛唐气象，是高度的文化自信，是黄河文化精神的高度概括。

黄河上下数千年的文明发展，深深扎根于农耕文化的基础之上，黄河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农耕文明。黄河，这个大自然献给中华民族的赠礼，在她的沿岸和流经的区域，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已经有了原始的农业，已经开始了栽培黍、粟、稻的历史，历经石器、铜器和铁器时代，农耕文明的因子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文化基因，因此，黄河文明具有了文化的正统性与根源性特征。一件件精美的陶器、青铜器背后，均离不开农耕文明光芒的绽放。黄河文明同时又是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的。无论是在上游，还是中下游地区，文化谱系自成序列，最终汇流成一条永不干涸的历史长河。上中下游文化的交流与吸纳，黄河与长江文明的交融与合流，黄河文明与草原文明的碰撞，黄河文明与中亚西亚等文明的互鉴，等等，培育了黄河文明博大的胸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她融汇外来，吞吐万有，形成一个富于包容性的开放系统。创新是贯穿于黄河文化发展过程的永恒主题。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在与大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伟大精神。他们把这种精神凝固到一件件精美的艺术作品之中，万世承传。

9 件文物，9 个故事，从繁盛的汉唐帝国追溯到遥远的石器时代，从黄河源到入海口，我们试图勾勒黄河文明发展演进的轨迹，但是无论如何，这只能是冰山之一角。黄河文明的博大精深，需要我们代代书写。然而透过这 9 件文物，似乎我们又触摸到了黄河文化的根与魂。张得水

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的黄河，从涓涓细流，到奔腾入海，自西向东分别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及山东9个省区。这条文化之河、文明之河，历经数千年乃至上万万的历史积淀，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其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和合万物的文化精神，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精神之河的不竭源泉。这里我们所撷取的9件国宝级文物，分别来自沿线9个不同的省区，它们是黄河文明的优秀代表，通过对它们的讲述，试图揭示黄河文化孕育的农耕文明、青铜文明、礼乐文明、丝路文明的内涵。 

9 件文物，9 个故事，从繁盛的汉唐帝国追溯到遥远的石器时代，从黄河源到入海口，我们试图勾勒黄河文明发展演进的轨迹。透过这 9 件文物，似乎我们又触摸到了黄河文化的根与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