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自私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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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瑞武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202893
出版时间2021-1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58元
货号1202546887
上书时间2024-06-10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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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目录
第一篇 理性与自私价值观反思
第一章 绪论：理性与自私的悖论 2
自私与利他—— 一个永恒的矛盾 3
合作中的竞争——“公共地悲剧”问题 12
志愿者的困境 13
达尔文恶魔 14
本书内容与逻辑框架简介 15
第二章 非对称性与不确定选择—开启用锤子思考的时代 19
合作与竞争——存在随机性的策略 20
社会等级分化与社会合作—— 一对孪生兄弟 22
信息的非对称性 26
演化路径的差异 28
非对称性与不确定性行为策略 30
榕树与小蜂——镜像中人类的爱恨情仇 36
基因之间空间状态改变诱发癌变 47
令人生厌的不确定性—— 一个美丽光环 52
确定性——死寂状态——耗散结构 57
超理性策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61
第二篇 社会合作的进化动力
第三章 获得性遗传与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压力增大加速利他行为演化 66
识别机制的困境 67
获得性遗传与社会合作起源 69
传染性自杀与恐怖主义的根源 75
演化过程中的加速度 77
第四章 社会合作—性的选择动力 80
社会进步的代价——性的压抑与舍弃 84
英雄与奸佞源出一脉，善良与罪恶任凭谁说 87
你的地位决定你的收益 95
环境越稳定，异性的吸引力越小 97
基因交流、两性繁殖与熵流 100
对称性与熵 104
他是谁？她是谁？——它是一个男人与女人的复合体 107
第五章 自由竞争到社会分工，是合作也是奴役 111
完全自由竞争——通往奴役之路 112
人类的基因改造与人类超级有机体 117
全球化——超级有机体与冗余群体的演化之路 121
第六章 我们存活的意义 125
存活价——适合度定义的局限 126
熵流——统一自然选择与中性选择的桥梁 133
非平衡态下的熵变——自然选择过程中那只看不见的手 137
非对称性与物种共存——达尔文恶魔的消失 139
第三篇 社会合作秩序维持
第七章 合作系统的分久必合与合久必分 144
拳头、影子与骰子 148
魏、蜀、吴三国的博弈——集权与联盟的博弈 152
效率是集权的产物，而创新诞生于民主 159
一山不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 162
统一与分裂的博弈，也是效率与创新的博弈 165
第八章 全球格局中的竞争与合作 172
资产阶级——不同文明与国家共同的敌人与朋友 177
国际关系中的三国演义 180
理性与骰子的博弈 190
世界秩序的维持——伟大的负熵 192
第九章 国家之间的大团结与人类社会大统一 196
战争与混乱的消失 197
高度社会化与大统一 ——自由与奴役一体化 201
第十章 路径依赖的物种形成与层峦叠嶂中的共存共荣 206
路径依赖的物种形成 207
层峦叠嶂中的共存共荣 210
第十一章 生命与物理学的统一 215
生物社会性与原子物理结构的一致性 216
合作系统的波粒二项性 220
社会生物系统的引力 222
自我中心主义与万有引力 227
普朗克常数——别人摸得，我摸不得？ 231
观测者尺度的相对性与普朗克常数可塑性 233
普朗克常数的本质与生命演化的非连续性 235
时空间相似性与系统波动性 237
观测角度和尺度决定观测结果与结论 240
第十二章 间断—平衡演化与演化路径依赖 242
物种起源多元性与演化路径依赖 243
深埋在地宫里的艺术——路径依赖的物种形成机制 251
多水平的选择与演化 254
第四篇 人类的未来与人性思考
第十三章 人类的终结与希望 260
人类合作行为进化的悲剧 261
培养一个能将自己置于死地的对手 266
人类将演化成超级有机体，而不是地球村 272
第十四章 众神们、小鬼们复出吧，谁将与上帝决斗？ 276
人性的多元性与一元性 277
众神会死，而母亲将永生 283
后记 纳什之死—他就是他自己最坚定的批判者 290
内容摘要
理性与自私性被视为理解人类社会行为和生命演化的基本出发点和标准解释。然而这一“科学概念”遭到了情感和科学逻辑的双重挑战：社会志愿者奋不顾身地救助他人，工蚁自杀性地保护可能跟自己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的蚁后，这些都是理性和自私性难以解释的社会和自然现象。本书基于对社会合作系统的分析，认为社会合作系统本质上是非对称性的，其非对称性导致了合作双方行为策略的多样性与不确定性；非对称性有利于社会合作行为的演化，有助于提高社会效率与生命系统的有序性；而对称性则有利于社会创新与生命系统的演变，有利于不同社会和生命系统的替换。人类社会不同形态的变化、生物不同物种的形成和生态系统的演变，都源自于其内在对称性与非对称性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博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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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还是合作，我们如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抉择？现实世界是一个非对称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选择自私还是合作，将会影响到每个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生活。作者通过大量的生物学、经济学和历史资料，向我们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自私与合作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需要根据不确定性的环境变化适时调整。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单一的一元论和二元论并不能适合当下的发展，而多元论的哲学思想可能会让人类整体有着更好的未来。
精彩内容
自私与利他——一个永恒的矛盾但我的真理是可怕的：因为人们一直把谎言当做真理。
——尼采司马迁在其《史记·货殖列传》2写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道出了人们忙忙碌碌的社会本质：人生皆为利！ 千年之后，被后来誉为现代经济学鼻祖的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异曲同工地道出人们的行为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人性的自私性，总是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人性的自私性，或者我们用一个更优雅的词—理性，这只看不见的手解释了我们几乎所有的经济、社会行为。我们可以用自私性解释学生为什么会努力学习，想尽办法进入名牌大学，这是因为这样的回报更高。同样，自私性解释了企业或个人为什么会投入大量的资金或精力从事高风险的科学研究或者创新，因为这类成果可以获得更高的额外利润。自私性或者理性成就了古典经济学，是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并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科学，也演化为我们理解人类行为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之一。
这一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进化生物学家。达尔文在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后，得到启发，提出了“适者生存”的概念。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实际上就是假定生物个体是自私的，“适者”就是能够更多获得利益的生物个体，只不过这里的利益对生物个体而言就是自己的后代数以及自己的生存时间长短，进化生物学中把这两方面总和称为适合度，适合度就是生物个体的总收益。新达尔文主义将适合度的概念转换了一下，该理论认为生物遗传的本质单元是基因，所以生物个体的利益就是自己基因被遗传到下一代的概率。因而，新达尔文主义认为能够被遗传给下一代的基因频率才是生物的收益。
自私性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几乎影响到我们所有关于人类活动行为动机的理解，也几乎是我们理解生物所有现象的第一出发点。部分斯密和达尔文的追随者甚至极端地认为人类任何社会活动和所有的生物现象都可以用自私性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解释。然而，现实世界中，确实存在着用自私性难以解释的社会或者生物学现象。我们很难用自私性来解释白求恩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抗日，最后牺牲在中国的行为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同样，我们很难用自私性解释“9·11恐怖袭击事件”中，那些劫持飞机的恐怖分子为什么选择与其没有任何个人仇恨的乘客同归于尽。在生物世界中，同样存在大量的我们难以用自私性解释的现象和行为：有些社会性昆虫的兵蚁或工蚁在遇到危险或者外敌入侵时，会选择自杀性的方式来保卫自己的蚁群；同样，在非洲大草原，经常观察到有些水牛会奋不顾身地去抵御狮子的进攻而保护牛群中那些幼小的个体；在环境极度恶劣的南极，有些企鹅竟然会去偷盗别的企鹅所产的蛋而自己承受剧烈严寒的危险去孵化和抚养别人的子女；而人类社会中，同样存在大量的类似收养行为，甚至偷盗别人的孩子当亲生孩子一样抚养。
亚当·斯密和达尔文在提出自己的理论之初，就已经意识到其自私性的理性人概念或者适者生存的概念存在的理论困境。亚当·斯密和达尔文在他们的时代都已经注意到了一些与自私、理性相悖的利他行为，例如人类对素不相识者的捐助行为，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帮助别人的行为。这类利他行为在人类的任何时代以及各个民族都普遍存在，只是可能会被冠以不同色彩的称谓。被我们深恶痛绝的恐怖主义，本质上说也是一种利他行为。这些“极端勇敢”的人通常都是采取自杀性的手段来袭击别人，他们用完全放弃自己的生命及剥夺别人生命的方式，期望世界对他们类群或族群诉求的重视。这类自杀式袭击无辜者的行为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在全球蔓延，这是我们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在后面多个章节中我们将专门讨论这一问题）。
亚当·斯密当时就已经认识到自私的理性人难以解释的利他性社会合作现象。他在另一本自认为更重要的专著《道德情操论》中，却认为人是高级生物，是有道德的，可以无私。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这两本专著中做了相互矛盾的前提假设，在《道德情操论》中，人是无私的，而在《国富论》中，人是自私的。在科学史上，有学者把自私的个体如何演化出无私利他性合作行为称为“斯密之谜”。
达尔文同样也意识到了自己“适者生存”理论所面临的困境。自然界中，像蚂蚁、蜜蜂、白蚁等高度社会性昆虫，工蚁（蜂）完全不繁殖，而去帮助蚁后或者蜂王繁殖；而且兵蚁或工蜂在遇到天敌或者外敌入侵时，经常用自杀性的方式去保护蚁群或者蜂群。显然，“适者生存”难以解释社会性昆虫很多个体放弃自己的繁殖利益甚至生命去帮助其他个体的行为。毫无疑问，繁殖和生存应该是生物个体在演化过程中最大的利益。达尔文意识到了适者生存不能解释这些生物现象，但他在其专著《物种起源》中回避了这个问题，仅提到这类利他性合作行为就是一种适应现象。
时光进入19世纪的时候，这一“科学”悖论导致了西方社会精英的集体性焦虑。西方社会精英的集体性焦虑源于马克思主义兴起的社会背景。马克思主义将集体主义视为共产主义的道德原则，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就是这种价值观的直接体现。“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这一基本理念和信仰与西方主流的价值观完全相悖。西方主流的价值观认为人性是自私的，个体在自私地追求自身的利益时，集体或社会的利益才能实现。所以西方社会的整个政治、经济、法律是按照人性自私这一基本前提而构建。群体选择理论的兴起又从生物本性上给西方这一基本价值观与理论体系带来了巨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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