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五诗人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22.02 4.6折 ￥ 48 全新
库存2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张炜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9787020166657
出版时间2022-0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48元
货号31352166
上书时间2024-06-09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张炜，山东省栖霞市人。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第十一届政协常委。
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独药师》《艾约堡秘史》等二十一部；诗学专著《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读诗经》等多部。2020年出版《张炜文集》五十卷。作品被译为英、日、法、韩、德、塞、西、瑞典、俄、阿、土、罗、意、越、波等数十种文字。
曾获很好长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很好出版物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别奖、南方传媒杰出作家奖、京东文学奖等。作品入选“百年百种很好中国文学图书”“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等。近作《寻找鱼王》《独药师》《艾约堡秘史》等书获多种奖项。新作《我的原野盛宴》反响热烈。
目录
王维二十五讲
辋川的轻与重／声气相投／少作有清音／母亲／清雅与平淡／人在济
州／诗人的六个时段／王陶之比较／仙圣佛之谬识／如何说服自己／
省略的方法／压抑与转化／亦官亦隐之谜／四隐之别／生命的趣与
力／文学的儒释道／超越之难／业余之真伪／人间无烟火／再说清寂
之境／佳句何来／最难与最易／模式的魅力／大尺度与小尺度／诗名
冠代之由
韩愈二十三讲
极盛之后／工律之上／诗与文的关系／何谓复古／理性与现代／诗重
事理／诗与非诗／酣畅淋漓／向后的向前／冲动和激越／气壮而长／
火气／痛与喊／不平则鸣／慎思和快语／玄学与庸众／如何谢自然／
师教传统／一生三次岭南缘／奇文的魅力／非常之谊／儒的智与勇／
在时代之上
白居易二十三讲
从《长恨歌》到《卖炭翁》／发于一笑一吟／诗人何为／在兼济与独善
之问／吟咏的惯性／苍茫与浅直／就俗之惑／炫目的屏风后面／桂冠诗
人／与东坡之异同／与韩愈之异同／恐惧和诱惑／不屈的回望／我们在
明处／江上琵琶／草堂岁月／养生与文颓／丹炉之妙用／知足保和观／
策林内外／蚍蜉撼树之讥／精明清醒中的累与苦／想起鲁迅和托翁
杜牧二十讲
万卷书满堂／捕狐狸的皇帝／贵公子／少年好兵书／才俊壮赋／志与
才／罪言之路／刚健与英爽／缠绵和沉迷／十年幕府／五任朝官／四
任刺史／寒冬焚稿／宰相别墅／斥元白／悍气之余绪／才子与盲弟／
雄文诗为魂／再说七绝／定格于青俊
李商隐二十三讲
锦瑟华丽／现代的朦胧／不能强索隐／实不接于风流／屈杜能通幽／
忧思有百韵／刚毅文心／激愤与伤感／刚而柔／敏而尊／令狐恩怨／
东风无力／命运的情与理／生为幕府人／爱之上／身累与心累／文秘
人生／幽情别爱之隔／诗文之别／哀诔篇／外有何物／无题的轻与
重／阴郁和生长
整理后记
附记
内容摘要
本书是张炜二十多年来沉浸于古诗学的结晶。择取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唐代五位重要诗人，从历史、哲学、诗学、美学、文学史和写作学的角度，深入诗人不同的精神与艺术世界，打通古今，完成了现代时空下的一次深入综合的观照。所论充满独见，具有创造性和洞悉力。比如在《王维二十五讲》中，作家张炜着眼于大文学史观，提出了“大尺度”和“小尺度”的诗学命题，对已有的文学史论构成一定反拨。《韩愈二十三讲》是对生命奇迹的赞叹，可以视为一篇激情四射的美章。该篇揭去了贴在韩愈身上的诸多传统标签，还原其清新生动的面目。如果说对韩愈是敬惜与深爱，对王维和白居易是清澈的辨析与洞察，对晚唐小“李杜”是喜赏与推重，对李商隐的无题诗则是尤其喜爱。本书中，每一位诗人都得到了复活，他们生气勃勃地走到读者面前，再次展现了作家张炜独特的思想与艺术见解，以及精彩语言所折射出的光芒。
本书作者于历史、人性、哲学、诗学、美学、文学史和写作学的角度，判析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五位重要诗人，打通古今，完成了现代时空下的一次深入综合的观照。其中所论充满独见，具有创造性和洞悉力。张炜用生动的叙述和论述复活了这些历史中的重要人物，使他们生气勃勃地走到读者面前，再次展现了他独特的思想、艺术、语言才能。
——编辑推荐在我全部的研究，阅读与学习中，包括我半个世纪的出版活动之中，我可以毫无疑问且毫不犹豫地说，张炜先生是亚洲ZUI杰出的，ZUI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美国索引与编目协会前主席罗伯特·帕默尔
精彩内容
《唐代五诗人》是张炜先生第六部中国古典诗论，同为授课订稿。先生原本打算完成《斑斓志》后暂停讲授古代诗论，但听者兴犹未尽，意绪难平，于是即择取唐代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五位重要诗人。因为疫情不便集中面授，有的课程做了提前录制。
全书自然分成了五个单元，于历史、人性、哲学、诗学、美学、文学史和写作学的角度，判析五位诗人，打通古今，完成了现代时空下的一次深入综合的观照。这种诠释和研究具有开拓意义。像以往授课一样，先生思维缜密，充满独见，有强大的说服力，使人每每有醍醐灌顶之快。这种朴素诚恳、回到常识和创作实境的治学方法，与掌握和处理繁富材料的能力结合一体，更具创造性和洞悉力，故不唯不囿于成说，而是愈加直面文本。
在《王维二十五讲》中，先生着眼于大文学史观，提出了“大尺度”和“小尺度”的诗学命题，对已有的文学史论构成一定反拨。“王维在官场中的机会，与其艺术上的机会，说到底是一体的。淡漠，取消自己，平静无为，反而有了另一种进取的可能。”“‘禅’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过程，是追求自我、自由的全部努力，包括最后抵达的一个‘总和’。如果仅仅将‘禅’看成一种逃避、安静、平淡，是片面而简单的。我们由此可以追问诗人，只择取了整个过程的前半段，只停留于某种形式之中，而没有继续向前，最后并没有抵达那种大自由，反而把它变成了另一种束缚；正是这种束缚，让他完全舍弃了反抗和追究的欲望，走向一种稍稍廉价的消极。”（《省略的方法》）书中的每一位诗人都得到了复活，他们生气勃勃地走到读者面前。古代诗人成为一个个真实丰赡的个体，而不是被抽取和放大某种局部的扁平人物。《韩愈二十三讲》是对生命奇迹的赞叹，简直可以视为一篇激情四射的美章，是古今两条激越奔腾的生命大河的合流，是上承千载的知识人的精神接力。“许多时候韩愈的确像个逞强好胜难以成熟的人，从青年到晚年，仿佛一直如此。他的痛与喊，因单纯而动人，因清新直爽而更具审美价值。他的率性使他变成一个生命的风火轮，一路燃烧疾驰而去，留下了一道道烧灼的痕迹。”该篇揭去了贴在韩愈身上的诸多传统标签，还原其清新生动的面目。先生与韩愈可谓文心相通，声气相投，理路同源，心灵互映。在先生眼中，韩愈是一位凌厉、率真、峻急、火热的书生，是“一个毫无城府的阳光大男孩”，“他的多趣与可爱自己并不知道，而苏东坡多少是知道一点的”。（《痛与喊》）先生对韩愈的激赏，随处透出灵犀相通的会意与快感：“人性决定诗性，韩愈的急切、痛快和好辩，使他在对待一切事物，无论是情与景，人与事，都一概全力以赴，兴致勃发。他在阐述事物的过程中一直‘加速度’，有一种决战的姿态。”“为了完成这种超常的表达，他必要寻找抵达极境的一些词语，于是也就有了新奇的造句方式，无论是比喻还是描述，都要浓烈深切，绝不会浅浅划过。”（《酣畅淋漓》）先生这样谈及白居易的《琵琶行》：“有人甚至认为诗人由此诗而‘掌握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所以更具意义和价值。听上去这种‘手法’多么高明和玄妙，以至于需要一位如此杰出的天才诗人，于四十五岁之期、经过漫长复杂的人生与艺术磨砺之后，才能掌握。掌握类似手法的古代诗人，据说还有杜甫等人。总之在这些人眼里，只要是足够杰出者，无论中外古今，一律都需要掌握这种‘手法’。”（《江上琵琶》）谈到诗人的“知足保和”观，先生说：“我们常说的一些养生之道是有代价的，这与文章之道虽然不尽冲突，但冲突仍是存在的。超然忘我的养生方式，或可引起文气的衰颓。许多时候这种超脱和纯然，也会诱发某种空寂单纯之美，但仍旧不出大文章。”（《养生与文颓》）可谓剥茧抽丝，层层剖析，直达人性的幽深。
如果说先生对韩愈是敬惜与深爱，对王维和白居易是清澈的辨析与洞察，对晚唐“小李杜”则是喜赏与推重。他将杜牧“定格于青俊”，大赞李商隐的“锦瑟华丽”，在推崇他们二人诗歌艺术的同时，又论及社会与人性的盲角、内心的脆弱与矛盾。他敏锐地捕捉到杜牧作为宰相之孙，诗章之外的那些纵论天下大势、社稷民生的文字，有一种“自家人说话的急切和直接”：“这些都让我们联想到他的出身，想到血脉的力量，他的自我认同和归属感是明显的，自青年时代就处于一种‘无位而谋’的状态。”（《万卷书满堂》）先生的幽思常常能进入罕至之地，在《才子与盲弟》中说：“仿佛上苍要故意折煞这位雄心傲气的旷世才俊，不仅为他设计了无比坎坷、充满委屈的仕途，而且还让一个同样才华四溢的弟弟年轻致盲，让其伴其左右，作为牵引。这样就可使他的脚步愈发放缓，心气愈加放低，小心呵护，不再分离。”先生对李商隐的无题诗喜爱到无以复加，并反对以“伤感”来论：“这里唯有‘伤感’二字或可商榷，它距离诗人似乎有些遥远，是一种非常外在的，甚至是边缘的淡淡色泽，核心部分实在是沉郁、悲痛和绝望。”“这些辞章由于别具一格的果断、痛哀、敏捷和锐利，从而免除了同类诗章的感伤与呻吟。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呻吟之声，在李商隐这里殊为少见。”（《激愤与伤感》）在《生为幕府人》中，先生十分精辟独到地分析了诗人的性格：“他是一个情急做事之人，而不是一个隐忍等待之人。好像仕途之上一些必要的恪守与规律，在他来说还难以依从，这与唐代那些著名人物在同类职务上终得度过，然后迎来转机的情况大不一样。或许是诗人的幕府生涯过于顺畅，两相对比之下，使他更加不能忍受。结果就是一次又一次离朝，一次又一次入幕。”在《外有何物》中，先生提出一个为历代研究者所忽略和轻视的问题，即李商隐年轻时曾发出的那句质疑：“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认为“李商隐的得与失、长与短，命运的必然性，就多少显露出来”，并指出：“就儒学与族群进步之间的关系，古今来讨论无数，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讨论不仅是愈加深入，而且通向了现代主义的深处和高处。在这个时候，如果不能将‘正儒’和‘伪儒’加以区别，不能发掘古老儒学中的现代因素，不能发现在几千年前诸种思想学说中，它是最能接近现代的一种思维方式，可能也是一种偏颇。”从《读〈诗经〉》《〈楚辞〉笔记》《陶渊明的遗产》《也说李白与杜甫》《斑斓志》，到《唐代五诗人》，先生完成了个人的古典诗学体系，打开了一片绚烂的风景。正如前辈学者顾农教授评论《陶渊明的遗产》所言：“张炜先生此书高见甚多，胜义如云。”“好就好在书中多有‘通古今之变’的见道之言。”确为至论。真正的诗学应该是一种生命的对接，而不单是字面的诠释。先生重视挖掘个体生命的复杂品质，让每个论题直取本源。比如历史上东西方文化复古与现代性的关系、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区别、生命力与审美风格、狭义诗与广义诗、诗意与诗的界限、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等等，这些甄别与界说皆有创见，可谓锐思灼见，对当下文学批评、写作学与美学理论，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2021年3月7日濂旭·辋川的轻与重谈王维不可不说“辋川”，“辋川别业”几乎与诗人齐名。这个地方不仅产生了王维与挚友裴迪唱和的诗集《辋川集》，而且对诗人一生及其诗歌创作都具有重要意义。“辋川”之于王维，首先是作为一个物质实体存在的，其次是精神与艺术的滋生地和投影地，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它既是诗人内在精神与理想的外化，同时又进一步支持和强化了诗人的精神。似乎可以断言，没有“辋川”，王维便会失去良好的物质条件，也就没有这段亦官亦隐的生活，也无从形成一个作为客观描述对象的基础，失去孕育诗人独特诗风的某种环境。
“辋川别业”原为初唐诗人宋之问所有，后由子孙继承，为王维购得。当时王维也正任京官，虽有一定政务，但日子还算闲散。辋川距长安不足百里，在此居住也算适宜。但以我们今天的判断，诗人毕竟位居朝堂，总有一些不可推托的事务要处理，按当时的交通条件来看，辋川离京城好像还是稍远了一点。
王维在辋川前后居住了十六年，而其一生不过是六十三年（一说六十一年），可见辋川占据了他人生最为成熟的时段，不可谓不重。“辋川时段”之前，诗人历经了两次仕途挫折：一次是从政之初，由京官大乐丞任上外贬济州，这是初踏仕途的第一次困厄，对王维产生了重要影响，令其终生难以忘怀；第二次受挫是因为宰相张九龄罢相，此后便在官场上失去了一个强大的依傍。辋川之前王维有过三次归隐，分别为淇上、嵩山和终南山，都属于权宜之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次小隐”都可以视为后来“辋川大隐”的练习和试验。所以“辋川别业”的购置与经营，是一次大隐的决意，一次成熟的人生选择与规划。
诗人准备在此好好安顿自己。好像过去的一切经历，都在为走向辋川做着准备，而后来的道路也要由此出发。他因为辋川而赋诗，缘此所成就的诗章数量居首；辋川也是他集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也许我们能够断言，没有辋川便没有王维的独特诗风，没有其世界观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所以辋川也就成为他人生和艺术的核心地带，是生命的一个节点。实际上，他为“辋川别业”付出的时间最多，经营的时间最长也最有效果。
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人物，他们常常拥有个人的生活基地，可是要从中找出一个比“辋川别业”更大的徘徊流连之所，却不太容易。“辋谷水在县南八里，谷口乃骊山、蓝田山相接处。山狭险隘，凿石为途，约三里许。商岭水自蓝桥伏流至此，有千圣洞、细水洞、锡水洞诸水会焉，如车辋环辏，自南而北圜转二十里。过此则豁然开朗，林野相望。其水又西北注于灞水，亦谓之辋川。”（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今天看它的面积大约有七十平方千米，峰峦叠秀，流水潺潺，山壑林泉随处可见。王维在《辋川集并序》中描绘：“余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游止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沜、宫槐陌、临湖亭、南垞、欹湖、柳浪、栾家濑、金屑泉、白石滩、北垞、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等”。诗人笔下历数了二十处景点，可视为他亲手创制的一部立体长卷。
展开王维所有的文字，我们发现他一生并无长篇巨制，辋川则可以作为替代物，是他人生观和艺术观的一次更为确凿的落实。“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山居秋暝》）这首描写辋川秋色的诗章，即确立和代表了诗人淡远空灵的诗风。由此可见，正是辋川决定了其艺术之“轻”；没有辋川，主干部分缺失，就难以形成诗人完整的诗艺版图，所以又足见其“重”。
艺术家大致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需要好好安顿自己，另一种则走南闯北，一生流离。李白属于后者，他在大地上四处游走，辗转不休，好像一生都没有停下来。杜甫似乎介于二者之间，年轻时“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后来有过成都草堂，还经营过果园：“杂蕊红相对，他时锦不如。具舟将出峡，巡圃念携锄。”（《将别巫峡赠南卿兄瀼西果园四十亩》）总体看来，大多数艺术家还是喜欢有一个安居之地，经营一片土地和田园，但大多苦于没有这样的条件。不仅是艺术家，所有人皆是如此：渴望安居。
一个人能够安居，肉体即有立足点，精神也才能有发力点，创造就大可期待。比如托尔斯泰的雅斯纳亚大庄园、福克纳的罗望山庄等，类似者很多。法国革命失败后，雨果流亡国外时还在英属格恩济岛上修建了一座四层的“高城别墅”，并加盖一座瞭望楼作为工作间，成为全岛的制高点，天气晴朗时可以远眺法兰西海岸。瞭望楼内装饰着一幅他亲手描绘的花瓣奇异的图画，穹庐与四壁皆用玻璃制作。雨果在这间阳光灿烂、海天一色的顶楼上写出了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文艺批评专著《论莎士比亚》等。英国的狄更斯被视为一个游走之人，但他也经营了不止一处基地，晚年定居于著名的“盖茨山庄”。美国的马克·吐温周游世界，到处演讲，可仍然经营了舒适的“哈特福德别墅”。就是在这所房子里，他安度日月，留下了数量众多的脍炙人口的作品。当过报童、码头小工、水手、工人、淘金者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曾耗尽所有积蓄建造豪华别墅“狼窝”，希望能够在此度过自己的后半生，可惜毁于一场大火。海明威是个终生不宁的人物，非洲打猎、西班牙斗牛，游走于世界各地，还经历过两次飞机失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冒着枪林弹雨担任红十字会救护车司机，二战期间以战地记者身份深入西班牙内战前线，还访问过中国重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明威不仅将自己的游艇改为巡艇，在加勒比海侦察德国潜艇，还参加了盟军解放巴黎的战斗。海明威的一生似乎是一部闯荡游走的传奇，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也先后建立了几个创作基地：美国的基韦斯特、古巴的“眺望山庄”。西方那些油画家们也大多如此，像毕加索晚年在法国南部海边戛纳建有一座巨大堡垒，绰号“牛头怪的巢穴”。在法国塞纳河谷的一个山坡上，有印象派大师莫奈后半生的安居地：巧妙地将附近河水引入，形成池塘，隔为水园和花园两部分。莫奈在此完成了著名的《睡莲》和《日本桥》系列。
类似于王维的“辋川”，是许多作家艺术家的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实现与否，实在是太重要了。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