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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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爱德华·休斯
出版社北京大学
ISBN9787301309629
出版时间2020-08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55元
货号1202119373
上书时间2024-06-09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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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i 文中注释、缩写与原译说明
iii 前言 “谁是加缪？”
001 一 识文断字，或“一行行整齐的文字”
019 二 “真爱……窘页”
031 三 “这种阿尔及尔幸福”
045 四 只有工作，没有消遣
055 五 一个美丽的职业
069 六 两个局外人的故事
085 七 “人都是苦……”
103 八 《战斗报》与解放叙事
119 九 “一次缓慢发生的灾难”
137 十 语战在继续
147 十一 超越论战：“从现在起：创作”
163 十二 舞台上的忏悔
175 十三 斯德哥尔摩和名誉的背后
193 十四 1958 年
211 十五 与自己同居
231 十六 一份有争议的遗产
249 参考文献
256 致谢
258 照片致谢
内容摘要
20世纪的法国文化圈中很少有人像加缪那样充满浪漫和迷人的气息。尽管他的生命在1960年被一场致命的车祸缩短了，当时他只有四十六岁，但他在短暂的一生里积累了惊人的经验和成就，他是法国知名度最高的作家之一，是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加缪》这本传记让我们重新审视加缪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了被其他传记家忽略的许多细节，详尽探讨了加缪与其故乡阿尔及利亚的关系。作者认为加缪的生活错综复杂地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起伏跌宕的殖民统治纠缠在一起。
精彩内容
有限的“探求”，无限的“追求”——关于“探求者”与《雨花》（节选）一 背景和缘起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的普通中国人依旧沉浸于胜利的喜悦和希望的憧憬之中，饱受战火洗礼、贫困折磨的肉体和灵魂早已在艰苦创业的疲乏中，肌肉鼓胀，精神抖擞起来，似乎“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过是指日可待的囊中之物。然而，与这种积极、盲目的“乐观”相比，知识分子的苦闷却越来越成为一种沉重的现实。特别是随着思想改造和批判运动的渐趋激烈，知识界陷入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知识分子意志消沉，甚至连工作和生活的热情都没有了。
这种现象在文艺界尤其突出。曾经激情澎湃、风格多样的文学创作，在政治风暴的绞杀之中，渐渐进入了主题单一、题材狭窄、人物公式化的泥淖。因此，许多作家只能保持“沉默”，例如，曾写就《边城》《长河》等名篇的沈从文便躲进了历史博物馆做起了登记、保管文物的工作。即便是风光无限、腰板挺直的解放区作家，也只能“撷取生活中的一些片段现象，敷衍成一篇小说”，草草应付了事。
问题的严重性已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认真地面对这一状况。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开始着手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这次会议的召开部分解决了知识分子所面对的许多实际困难，但对于其思想和精神诉求却依然没有提出具体的措施，以至于“没有触及知识分子所苦闷、所焦虑、所痛心、所希望解决的迫切问题”，失望的情绪依然在蔓延。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进行讨论时，陆定一发言，提出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陈伯达在28日的发言中也提到，在文化科学问题上，要提出两个口号去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同一天，毛泽东做总结发言，采纳了这种意见。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地对外宣布了这一“双百”方针。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向知识界做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他首先说明了为什么提出“双百”方针：“我们要富强，除了必须巩固人民的政权，必须发展经济，发展教育事业，加强国防以外，还必须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和发展，缺少这一条是不行的。”“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和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这“既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又是一个加强团结的政策”。他提出：“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双百”方针实施之后，文艺界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的召开，《人民日报》的改版，《文汇报》的复刊，“干预生活”文艺思潮的兴起等，都透露出了由此所带来的知识分子们的热情。而此时，在稍远的六朝古都、民国旧都南京，一群有文学追求的青年学人也正缓缓地走向历史的舞台。
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活跃思想，活跃文艺，1956年7月21日，江苏省文联也组织召开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在宁文联委员、高等学校文学艺术教授等六十余名。会上，大家对“双百”方针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说不但要百花齐放，还要群芳争艳，要放得盛、鸣得响，必须反对简单化的、粗暴的批评，反对权威思想；同时还要消除“争鸣”中害怕批评、怕犯错误的顾虑，争鸣本身就包含批评在内，应该提倡勇于追求真理的精神。在会上发言的有傅抱石、胡小石、陈瘦竹、吴奔星等，大家一致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来贯彻这一方针。文学的“早春”似乎真的是越来越近了。
1956年11月，中宣部组织召开第一届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等积极主张文学期刊应当多样化，不赞成全都是清一色机关刊物的倾向。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做会议总结时，明确提出可以创办同人刊物，称这是为了有利于提倡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自由竞争。周扬的这次讲话，重新燃起了一些编辑、作家等创办同人刊物的希望。
这次会议期间，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组组长陈椿年正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第4期文学讲习班，他和全体学员也列席了这次会议。陈椿年后来回忆说：“周扬的总结报告肯定将作为文件传达下去，但我却按捺不住喜悦之情，立即写信把这一喜讯告诉了在南京的朋友高晓声和叶至诚。当时并没有想到，更没有提出‘咱们也来办它一个’，我只是以为今后的创作环境必将更加宽松自由了，为此感到由衷的兴奋，忍不住想和朋友们分享……”如果说，外部环境的宽松仅仅是一种自由的信号和鼓舞，那么作家自身创作上的苦恼则直接促成了创办同人刊物的想法。叶至诚也在“文革”后回忆“探求者”事件时说道：“从我们的创作实践中，深深为文艺作品（包括我们自己的作品在内）普遍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所苦恼，急切希望从题材、立意以及表现方法上找到一条摆脱公式、概念的出路。”“就这样，遇到一个偶然的机缘，我们这些人聚在了一起，讨论了一天，打算办一个‘同人刊物’来实现我们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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