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研究史(魏晋南北朝卷)(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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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志熙//于海峰//都轶伦//尹婷婷//辛晓娟等|编者:左东岭|责编:李俊
出版社人民文学
ISBN9787020157747
出版时间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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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76元
货号30919361
上书时间2024-06-08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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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20世纪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综论
第一章建安诗歌研究综述
第一节建安诗歌通论
第二节建安乐府诗歌研究综述
第三节三曹诗歌研究综述
第四节建安七子诗歌研究综述
第二章正始诗歌研究史综述
第一节20世纪前期的研究史
第二节50年代至70年代的研究史
第三节80年代至90年代的研究史
第三章西晋诗歌研究
第一节西晋诗歌综合研究
第二节西晋主要诗人的个体研究
第四章东晋刘宋诗歌研究综述
第一节20世纪前期的研究
第二节1949年至1978年的研究
第三节80年代至90年代的研究
第五章齐梁诗歌研究史概述
第一节20世纪前期的齐梁诗歌研究
第二节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的齐梁诗歌研究
第三节80年代至90年代的齐梁诗歌研究
第六章北朝及隋诗歌研究概述
第一节20世纪前期的北朝及隋文人诗研究
第二节50年代至70年代的北朝及隋文人诗研究
第三节80年代至90年代的北朝及隋文人诗研究
第七章南北朝乐府诗歌研究
第一节晋宋乐府民歌研究
第二节齐梁乐府研究史概述
第三节北朝乐府民歌研究
内容摘要
《中国诗歌研究史·魏晋南北朝卷》是一部系统梳理20世纪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史的论著。全书共七章，前五章按照时间线索，分别梳理了建安、正始、西晋、东晋刘宋、齐梁五个时期以五言诗为中心的诗歌研究情况，作者对相关的学术论题以及重要的学术论著做了阐述和介绍。该书第六章介绍北朝及隋代诗歌研究的情况，第七章是关于这段时期乐府诗歌研究情况的综述。
精彩内容
20世纪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综论一、20世纪上半期魏晋南朝诗歌研究史总论20世纪的汉魏六朝诗歌史研究，在整个20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中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汉魏六朝诗歌史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比较特殊的地位。《诗经》与楚辞，在诗歌史上自然是居于最崇高的位置，备受历代诗人与诗歌研究者的关注。但中国古代最为繁荣的文人诗歌系统，是从汉魏的乐府中直接地发展出来的，而魏晋南北朝诗歌史作为文人诗歌传统的奠定与发展的早期，也是后来唐宋诗歌的重要渊源。因此，汉魏六朝的诗歌在文人诗史中的经典地位虽不如《诗经》、楚辞，但其对诗歌史的实际的影响，是远超过它们的。实际影响的巨大，造成了它的经典地位，也引起了历代诗人、诗论家对其进行较多的批评与研究，对汉魏六朝诗歌史进行局部与整体的建构的批评家也代不乏人。更重要的是，唐宋以降的各时代、各诗歌流派，都从他们自己诗歌创作思想出发，对汉魏六朝诗歌作出了一种群体性的批评。上述中国古代对汉魏六朝诗歌的批评、鉴赏、诗史建构，以及历代相续的汉魏六朝诗歌文献的整理，构成了传统的汉魏六朝诗歌史批评。在20世纪对中国古代文学史进行整体性的叙述，建构贯穿古今的文学史系统的学术工作中，对汉魏六朝诗歌史的整体评价、建构，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于传统的影响以及新的文学史观的导引，20世纪前中期的诗歌史研究，主要聚焦于《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歌、唐诗、宋词这几个诗歌系统，产生了很丰富的成果，同时也留下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总的来说，20世纪的汉魏六朝诗歌史研究，既是一个新的学术发展进程，同时也是对传统的汉魏六朝诗歌史研究的继承。只是在一个新的学术文化环境中，尤其是新的文学史观的的影响下，20世纪的汉魏六朝诗歌史研究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其中旧学与新知非常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有时能够调和，有时又显得异常的矛盾。各种有关汉魏六朝诗歌史的新旧史观时而叠合，时而冲突；而最终决定其学术价值的，则是其对诗歌史事实的描述的准确程度，以及其对诗歌史发展趋势的揭示的深入与否。本着这样一种思考，本文尝试在20世纪文学史研究的整体中叙述汉魏六朝诗歌史研究的进程。其目的不仅在于客观地叙述一段学术史，更在于通过这种回顾来思考今后本段诗歌史的研究应该如何发展。
一
汉魏六朝诗歌史的研究奠基于南朝时期。造成本期研究成就的要因有二，一是自建安“五言腾踊”（《文心雕龙·明诗》），文人诗艺术迅速发展，魏晋以降，成为文章之重心。二是哲学与史学的发达。其代表性的成果是像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文学研究的专著与史家的文学家传论、传序。南朝史家与文论家的文学研究，将零碎的、印象的、自发的、主观的文学批评，上升为一种综合的、深入的、自觉的、客观的文学批评与研究，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初步成熟。当时之文章学，重心在于诗赋，所以上述文论的重心，多在诗赋之学。在诗歌史研究方面，最值得肯定的是钟、刘等人系统探讨诗史的源流演变，如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文心雕龙·乐府》等篇。它们不同于后来的诗话、诗文评之处，一是有体系，二是有方法。钟嵘《诗品》不仅长于风格批评，善辨源流演变，而且对诗人的个性、生活及社会背景与其创作的关系也有所揭示。刘勰对诗歌史演变的社会文化背景也有所揭示。同时，南朝各家的诗歌史建构，都有明确的分期、分段意识，他们对建安诗风、正始诗风、太康、元嘉等时期诗歌史发展阶段以及玄言诗风、山水诗风的描述，基本上奠定了汉魏六朝诗歌史的基础。
唐代对汉魏六朝的研究有两派，一派为唐初史家所著南北朝各史，继承南朝史家的矩范，继续对齐、梁、陈、隋的诗歌史做出叙述。一派则是诗家，他们在阐述其诗学主张的同时，对汉魏六朝的诗歌史做出一些重要的论述。所谓汉魏风骨、建安风骨、齐梁绮靡诗风等对汉魏六朝诗歌史研究有奠定性作用的诗史概念，多出于唐人。所以，唐人对于汉魏六朝诗的研究，虽然系统性成果不多，但实际的影响是很大的。像陈子昂的“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齐梁间彩丽竞繁，兴寄都绝”（《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的观点，差不多是奠定了汉魏六朝诗歌史的基本评述标准。以李、杜、韩、白为代表的后继者，也都对汉魏六朝的诗史、诗家做出了他们自己的阐述。根据上面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说，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诗歌史研究的格局之奠定，在于南朝及唐代。
宋元时期的诗人与诗歌批评家，继唐人之后继续对汉魏六朝诗歌进行研究。这也与当时的诗歌创作有关系，因为虽有唐诗作为主要的学习对象，但汉魏六朝诗仍然是宋人很重要的借鉴对象。严羽《沧浪诗话》中的所说的“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诗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1页。，即是反映了苏、黄以来的宋代主流诗学的观点。宋代的一些杰出诗人，在比较全面地掌握唐诗艺术之后，对唐诗由之所出的汉魏六朝诗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唐诗果然是诗歌艺术的高峰，但汉魏晋宋的诗歌更为高古自然。陶渊明在宋代地位的提高，即与此种诗歌史观有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宋人在唐人之后，也对汉魏六朝诗歌史做出自己的判断与建构。宋代的诗学著作中，也有继承钟、刘的传统，对诗歌史做系统的论述的，如严羽《沧浪诗话》在概括历代体制流变时，对魏晋南北朝的诗歌风格做了一些新概括，其《诗体》一篇所举的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等概念，对后来的研究影响极大。
与钟、刘及南朝史家、唐初史家相比，唐宋诗人、诗话家的研究，主要是依附于当代诗歌创作，是当世诗风之一部分，而自觉的、客观的学术观念的立场比较缺乏。但唐宋诗学家对汉魏六朝诗歌史研究的最重要的贡献，正在于在自身诗歌发展的过程中凸显汉魏六朝诗歌的经典价值。宋人继唐人之后，继续阐扬汉魏风骨的经典价值，形成汉魏六朝诗史建构中汉魏风骨与齐梁绮靡相对的稳定的评价系统。当然，各流派的诗史观也是不一样，如中晚唐的齐梁体诗人通过对齐梁诗风的局部的学习，使得齐梁陈隋雕缛、绮艳诗风的价值得到了局部的肯定。而四灵诗派、江湖诗派因为以近体为主，所以也注意到作为近体之先驱的齐梁体的经典价值，所谓“玄晖诗变有唐风”赵师秀：《秋夜偶书》，《永嘉四灵诗集·清苑斋诗集补遗》，浙江古籍出版社，第270页。，即反映此派的诗史观。
明清时期是传统诗学研究的成熟期，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魏晋南北朝诗歌及诗歌史的研究。复古诗学是这时期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的主要支撑。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魏晋诗歌完成了它的经典化过程，南北朝诗歌也因为邻近的关系受到重视。在文献上的表现，是明代的诗歌研究者，对魏晋南北朝的诗歌文献作了整理，出现了一些总集与选集，其中以冯惟讷《古诗纪》和张之象《古诗类选》为代表。一些重要诗人的专集的整理工作也在进行。在诗歌史的研究方面，明代的诗史研究开始体系化。虽然其基本的立意，仍然是为其当代的诗歌发展提供借鉴与依据；但成体系的研究著作出现了，其中胡应麟《诗薮》、许学夷《诗源辩体》可为代表。这个时期一般的诗话对魏晋南北朝诗歌的研究，也趋向于体系化，都从风格、体制的演变方面，对魏晋南北朝诗歌艺术做出史的研究。可以说是继南朝文论家、史家之后，又一个比较自觉地趋向于客观研究的时期。清人沈德潜的《古诗源》、王闿运（湘绮）的《八代诗选》等唐前诗歌选集，也对建立魏晋南北朝诗的整体观具有重要的奠定作用。王氏借用“八代文”的概念，创造了一个“八代诗”的概念，对20世纪的汉魏六朝诗歌史研究的影响也极为深远。王氏“汉、魏、晋、宋、齐、梁、陈、隋”这样一个八代诗歌划分，并且注重古体与新体之分，齐梁诗中列出“新体诗”一类，客观地展现出唐以前文人诗发展的历程。当然，就像明代汉魏六朝诗研究的成就与明代复汉魏之古的创作思潮相联系，王闿运的“八代诗”概念也是晚清崇尚汉魏诗风这一派的创作观念的反映。
从上面所述可见，在古代诗学研究中，汉魏六朝诗歌史是人们批评、研究得很多的一部分。相对于宋、元、明、清的诗歌史的缺少经典性的、权威性的建构而言，汉魏至唐代的诗歌史，古人已经做出了十分深入的阐述与系统的建构。20世纪的汉魏六朝诗歌史研究及其成就的取得，是和这个领域传统积淀之丰富分不开的。
二20世纪的汉魏六朝诗歌史研究，就其基本性质来讲，是在新的教学与文学研究体制中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学。但是在这个新学中，又有以绍续旧学为主、部分地吸取新知的一派，与完全标举新学的观念与方法的一派。大体说，从清末到五四运动以前，是以前一派为主；五四之后，则是以后一派为主。
清末京师大学堂开“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等课程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开启了系统地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文体史的路径，其目的在于培养博学而知文章源流者。至1917年北京大学国学门开设“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史”课程，文学史的研究更加趋于系统化。同时全国各大学、师范学校、中学也都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纷纷编纂文学史。应该说，这是现代人文学科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开端，但任教者多为原本工于词章、熟知中国古代文学与文体学源流的宿学。晚清各文学流派的名家宿学，往往成为这时文学教学的自然人选，如早期任教于京师大学堂的有桐城派诸家（姚永概、姚永朴、林纾）、同光体诗人（陈衍）、以及源于永嘉学派、有着深厚旧学传统的林损等人。由此可见，新的教学体制下文学史研究的起点，最初并未割断与旧学的联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前，大学文学史的研究，是用新式的文学史体例，将传统的文学批评资料加以初步的系统化，类似于政治上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然，在观念方面，西方的文学史观点也开始被研究者运用，如纯文学与杂文学的区别，韵、散文体发生的先后次序，都带有新学的性质，成为后来文学史著述的重要观点。一些文学史家也尝试在世界文学的整体背景下阐述中国文学，如光绪年间来裕恂的《中国文学史稿·绪言》，尝试在世界文学的整体中演述我国文学的特点来裕恂：《中国文学史稿·绪言》，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1页。。而在另一方面，晚清的学术与文学流派，也自然地对新式的文学史研究发生影响，其中文学流派对新的文学史研究格局的影响尤其大。即以诗学而言，桐城派与同光体对唐宋以下的近体诗系统比较重视，而以刘师培、黄侃为代表的六朝派，则承续扬州学派阮元的文学观，侧重掘发六朝修辞至上的文学意蕴。此派直承南朝文笔说的纯文学观念，在这样的观念下，汉魏六朝的文学受到了充分重视。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讲义》和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解阮籍《咏怀》诗，初开上庠重视汉魏六朝文学的风气，也可以说是近百年来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繁荣局面的开启者。但两家的观念深受六朝文章观的影响，以诗赋骈文等韵文为文，以散直单行为语体。在这种文学史观中的汉魏六朝诗歌研究，侧重诗歌的体制与修辞艺术，而汉儒以来强调诗言志（《尚书·尧典》）、诗歌吟咏情性（《毛诗序》）的诗学观没有得到充分的彰显。刘氏的文学观深受清代《文选》派的影响，强调传统的文笔之分，侧重于从修辞一端来定义文学，它在客观上符合六朝文学由朴趋雕、由质趋文的总趋势，对于这一发展趋势的揭示有一定的功用。但这种偏离情志本体的文学史观，在研究诗歌史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前人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蒋鉴璋《中国文学史纲》云：“夫灵性摇动，文学孳生，岂必藻饰华辞，始为优美？旷观今古，何世无才？若必以丽辞为文，将必以六朝为尚；刘申叔氏《中古文学史》成，续貂未觏，非无故也。”蒋鉴璋：《中国文学史纲》，亚细亚书局，1930年版，第5页。同时，刘氏虽然对南朝文论家观点网罗甚夥，整有条贯，但对唐宋以下有关六朝文学的许多重要观点极少涉及。这也可以见出刘氏在汉魏六朝文学研究上，是专宗扬州学派的。刘氏对诗史的论断不多，其基本的方法，还是踵承钟、刘之学，重在辨别魏晋南北朝诗风、诗体之源流演变。如对于建安诗风，仅引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有关汉魏诗史的论述，加以按语云：“此节明建安诗体殊于东汉中叶之作。”又引刘勰《文心雕龙·乐府》论魏氏三祖、陈王乐府一段，加以按语云：“此节明建安乐府变旧作之体。”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0页。又其论魏初诗歌与嵇阮诗的关系云：“要之，魏初诗歌，渐趋轻靡，嵇、阮矫以雄秀，多为晋人所取法。”同上书，第44页。又其论两晋诗体的源流云：“晋代之诗如张华、张载之属，均与士衡体近，然左思、刘琨、郭璞所作，浑雄壮丽，出于嗣宗。东晋之诗，其清峻之篇，大抵出自叔夜；惟许询、支遁所作，虽多玄言，其体仍近士衡。自渊明继起，乃合嵇、阮之长，此晋诗变迁之大略也。”同上书，第62页。又其论南朝诗体以用事为工云：“齐、梁文翰与东晋异，而诗什亦然。自宋代颜延之以下，侈言用事，学者浸以成俗。齐、梁之际，任昉用事，尤多慕者，转为穿凿。盖南朝之诗，始则工言景物，继则惟以数典为工。因是各体文章，亦以用事为贵。”同上书，第89页。又其论梁代宫体，对南朝艳体源流亦有所揭示：“梁代宫体，别为新变也。宫体之名，虽始于梁；然侧艳之词，起源自昔。晋宋乐府，如《桃叶歌》、《碧玉歌》、《白纻词》、《白铜鞮歌》，均以淫艳哀音，被于江左。迄于萧齐，流风益盛。其以此体施于五言诗者，亦始晋宋之间，后有鲍照，前则惠休。特至于梁代，其体犹昌。（略）故初唐诗什，竞沿其体，历百年而不衰。”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0—91页。此种考辨诗风、诗体之源流的方法，上起钟、刘，至明代胡应麟《诗薮》、许学夷《诗源辩体》臻于缜密。早期以旧学深邃之功见长、不欲率用新学观念的文学史家，多用此法，如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诸家，率用此法，各有所得。其实是传统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方法与乾嘉朴学家注疏之法的结合。上世纪50年代之后，此种文学史的著述方法已经近于绝迹。
五四之前的晚清文学史研究，可以说是旧学在新式的学术体制中寻求其表达的方式。除了以教学上流行的文学史的体制来演绎旧学之外，各家各派还在寻求各自的著作与研究的方式。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采用接近于《文心雕龙》的体制，上卷分“起源、根本、范围、纲领、门类、功效、运会、派别、著述、告语、记载、诗歌”十二篇，下卷分“性情、状态、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刚柔、奇正、雅俗、繁简、疵瑕、工夫、结论”十三篇，以作者自身的深识，弥纶群言，其方法与刘师培正是异曲同工。其《诗歌》一篇，历叙包括汉魏六朝诗歌史在内的古今诗学流变，与清人鲁九皋的《诗学源流考》郭绍虞等编：《清诗话续编》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体制相近，稍后黄节做为北大讲义的《诗学》也与此相近。可见晚清诸家的诗史研究，基本上可以说引旧学之绪而扩大之。
事实上，五四之前的文学史建构，从本质上讲，还是传统的文学家式的文学史，个人与流派的创作经验、文学主张常常会强烈地支配着他们的文学史建构与文学价值判断。但是他们的长处也是明显的，即能够深刻入理地揭示他们所关注的某些文学事实，并且予以充分的阐述。
三20世纪的文学史建构，以五四新文学运动为界，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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