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病(悬崖边缘的美元本位制)/中国道路丛书

*章 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货币权力
*节 国际货币与国际货币权力‖4
一、货币与货币权力‖4
二、国际货币与国际货币权力‖9
第二节 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21
一、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与制度‖21
二、货币国际化：选择与推动‖30
第三节 国际货币体系的兴替‖39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39
二、国际货币体系兴替的规律‖52
本章小结‖58
第二章 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美元本位制危机的源起
（1944—1973年）
*节 从英镑体系到美元体系‖63
一、英美综合国力的消长‖64
二、英镑“合法性”的式微‖69
三、美元“合法性”的确立‖77
第二节 美元本位制的制度基础与内在缺陷‖87
一、布雷顿森林会议：美元权力的制度化‖88
二、战后的黄金时代：不完全承担的义务‖92
第三节 “特里芬悖论”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98
一、特里芬悖论：由隐及显‖99
二、 美元本位制危机：初露端倪‖106
三、国际货币体系危机：由表及里‖110
本章小结‖112
第三章 美元本位制的建立与危机初现
（1974—1999年）
*节 美元“脱锚”与金融“脱嵌”‖117
一、美元本位制建立与美元“脱锚”‖118
二、美式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脱嵌”‖122
三、“脱锚”与“脱嵌”对美元权力的影响‖128
第二节 新特里芬悖论与美元权力的滥用‖129
一、“超级嚣张的特权”‖129
二、新特里芬悖论：危机的根本原因‖136
三、币权滥用：危机的驱动因素‖140
第三节 危机表征：亚洲金融危机‖153
一、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历史背景‖154
二、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的关系‖156
三、亚洲金融危机对美元本位制的冲击‖163
第四节 危机表征：挑战货币的崛起‖170
一、亚洲：挑战失败的日元‖171
二、欧洲：欧元的崛起‖178
本章小结‖192
第四章 金融危机全球化与美元本位制危机加深
（2000—2008年）
*节 货币扩张与全球经济失衡‖198
一、失控的货币扩张‖198
二、币权滥用及其后果‖205
第二节 金融自由化与全球金融危机‖213
一、美式金融自由化及其后果‖214
二、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223
第三节 欧元的挑战与人民币的崛起‖231
一、欧元的挑战与挫折‖231
二、人民币崛起的现实基础与动因‖239
本章小结‖245
第五章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币权竞争及其前景
（2008—2018年）
*节 悬崖边缘的美元本位制‖252
一、伯南克冲击‖253
二、贸易赤字问题‖256
三、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问题‖260
四、经济空心化问题‖264
第二节 欧债危机下欧元的退与进‖268
一、金融自由化与欧债危机‖268
二、欧元国际化的波折‖271
三、欧元区的持续改革‖272
第三节 全面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280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内基础‖281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驱动‖289
三、中国的国际治理能力与制度建设‖293
本章小结‖298
结论‖303
 

纵观美元本位制从建立至今四十余年历史，从货币权力的视角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尽管当今世界美元仍是*重要的国际交易、投资和储备货币，但美元本位制危机正在历史的轨道上酝酿。建立于黄金“脱锚”和金融“脱嵌”基础上的美元本位制在给予美国前所未有的货币权力的同时，也使“特里芬悖论”这一制度性缺陷加速暴露：美国必须依靠“美元-美债”循环来获取并巩固美元权力，然而一方面信用“脱锚”带来的“双逆差”问题始终蚕食着美元价值，将美国推向主权债务违约的悬崖；另一方面，金融“脱嵌”带来的“脱实向虚”又从根基上侵蚀着美元价值的实体经济基础与信心基础。在货币价值持续流失的同时，美式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全球失衡与金融危机，以及美国在转移国际收支调节成本和转嫁危机时对货币权力的滥用，促使外围国家质疑美元作为本位货币的合法性，并积极寻觅区域化货币合作，以捍卫国家利益与货币权力。 
一、从国际货币体系兴替规律来看，美元本位制已步入“金融之秋”
其一，美国工业制造业相对衰落，始终侵蚀着美元的价值基础。
如第二章*节中所分析的美元对英镑的替代，国际货币体系兴替的原初动力来自于国家实力尤其是工业制造业实力的此消彼长。从资本主义体系周期历史来看，由于资本的增殖本能，霸权国家总会从实业之春转向金融之冬，国家实力与货币权力的循环也相应从良性转为恶性。对于美元本位制而言，从20世纪70年代“美元脱锚”开始，美国制造业相对欧洲、日本便逐渐落后；到20世纪90年代“金融脱嵌”之后，以金融和房地产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快速膨胀，金融自由化重塑了世界分工，更进一步将美国从全球制造业链条中摘离，美国经济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多轮“再工业化”举措见效甚微，持续侵蚀着美元大厦的底层地基，使整个体系岌岌可危。
其二，“金融自由化”加快恶性循环，促使“金融之冬”更快到来。
回顾历史，热那亚-伊比利亚、荷兰、英国周期均长达百年，由于体系惯性的存在，从金融之秋到金融之冬均延续了较长一段时间，霸权国家作为食利者阶层，通过虚拟资本获取更高收益不但是资本增值的本能，也是制造业衰退的被动之举。然而建立于“美元-美债”循环之上的美元本位制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周期，主动选择并无限扩大虚拟资本的运作空间，加速推动虚拟资本对实业资本的替代，将促使国家实力与货币权力的恶性循环加速到来。
其三，美元本位地位暂时坚挺，是由于制度惯性的存在和挑战货币相对弱小。
由于网络外部性所带来的路径依赖、国际制度所固化的体系惯性，国际货币体系的兴替往往滞后于综合国力的变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或称“黄金-美元本位制体系”）时代，英镑作为主要国际储备、交易、结算货币的职能仍延续了较长一段时间，因此观察危机是否来临不能只看货币国际化的量化指标，更要看工业制造业实力对比、美元合法性危机、挑战货币成长情况。
二、货币权力代替资源、领土与市场，成为国际关系博弈的核心领域
在大型战争日益减少的“核恐怖平衡”时代，国际关系博弈的重心逐渐转至经济金融领域。其中，由于国际货币可以带来难以估量的收益，如收取国际铸币税、提高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全球经济、分配全球资源和财富等，而国际货币权力可以用于对他国施加影响、使本国免受其他国家影响、塑造博弈规则和思想认知等，从而使货币权力成为国际关系的兵家必争之地。
其一，“美元脱锚”与“金融脱嵌”无限扩大了美元的货币权力。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脱锚”与“金融脱嵌”给美国带来一种全新、间接、结构性的金融权力，从“嚣张的特权”进化为“超级嚣张的特权”，其获取国际铸币税、提高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全球经济、分配全球资源、运用各种类型权力获取利益的能力更胜以往。牙买加体系下的美元本位制脱离了黄金之锚，体现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信用本位、浮动汇率、债务本位”的特征；而美元作为一种纯信用、无约束的本位货币，在虚拟资本的增殖属性的推动下，通过全球金融自由化获取了更广的流通域，以“美元-美债”无限循环造成美国信用的急速扩张，形成“脱嵌”于现实社会的独立运行体系，重塑了世界分工、国际格局、社会组织形式与意识形态，成为左右全球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主要杠杆。
其二，货币权力是一种隐形的掠夺性和强制性权力。
如同热那亚-伊比利亚的海盗掠夺、荷兰与英国的殖民主义，美元本位制下的货币权力也是一种掠夺性和强制性权力，具有霸权主义色彩。立于货币金字塔*和“中心-外围”货币格局中心位置的国家，可以跨疆域、跨市场、跨意识形态，通过货币体系将权力的触角延伸至全世界，美元的流通域多大，美国的权力领域就有多广。正因如此，美国可以随意挑起汇率与贸易争端来转嫁风险、打压别国，可以使用国际法则、改变博弈规则、利用官方与私人机构达成国家战略目的；也正因如此，挑战货币国家全力推进货币国际化，2019年2月，当美国利用美元清算网络优势围堵华为以打击中国先进制造业时，德、法、英三国正式成立INSTEX用于对伊朗贸易的支付清算，以脱离美国控制的SWIFT全球清算系统的管制。
三、“美元脱锚”和“金融脱嵌”在强化美元权力的同时，使国际货币体系的平衡性、稳定性和持续性更容易遭到破坏。
其一，“新特里芬悖论”导致美国“双赤字问题”难以避免。
美元本位制体系具有与生俱来的制度性缺陷，即美国必须以经常项目赤字的方式输出美元、提供国际清偿力，同时以财政赤字和对外债务的方式为持有美元资产的外围国家提供增值保值的工具。由此可见，“双赤字问题”是内化在美元本位制下的公共产品义务，而“美元-美债”循环只要运转，本身就是对货币信用的破坏。美元本位制的“中心-外围”结构带来的全球贸易收支失衡，无论是“减少法”还是“转换法”均无法解决该问题，目前美国以资本账户顺差来弥补经常项目逆差的方式同样不可持续，因为资本回流带来的美元贬值压力本身就撬动了美元货币价值这个重要根基；而过度的财政赤字则会导致主权债务违约，直接引爆美元本位制危机。这种制度性缺陷和天然悖论，决定了美元本位制必然随着时间推移而崩溃。
其二，以国别货币作为公共产品，导致美元政策“内视性问题”难以避免。
美元不同于黄金，首先作为国别货币、其次才作为公共产品而存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基于美国的经济状况制定，当外围国家经济状况与美国不同步时，“善意忽略”将不再善意；当美国一味采取自利性政策，彻底忽略货币政策对外围国家甚至全球金融稳定性影响时，美元的国际合法性将受到质疑；当美国恶意使用货币政策向他国施加影响时，将直接推动外围国家通过货币国际化捍卫货币权力。以上均会形成对美元本位制的冲击。
其三，脱锚后的美元缺乏制约，导致“货币权力滥用”问题难以避免。
美国的货币扩张和财政扩张，是“美元-美债”双赤字循环得以运行的基本前提，也是国际货币制度的内化义务，还是代议制民主制度下满足选民需求的*方便选择。加之脱锚后的美元完全失去了黄金的桎梏，因而美国对货币权力的滥用一发不可收拾。在不同历史阶段，由于不同历史原因，美国历经“尼克松冲击”“里根冲击”与“伯南克冲击”，屡次造成货币扩张与债务扩张失控，造成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高企、全球性危机频发等问题，上述问题不但对外围国家造成冲击，还会循着“美元-美债”环流殃及美国自身。另一方面，为维护美元霸权地位，转移国际收支失衡调整成本，美国多次向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和欧盟挑起汇率与贸易争端，加剧了“中心-外围”之间的离心力，促使外围国家寻觅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推动本币国际化。
其四，金融脱嵌带来的负面影响，加速了美元本位制危机。
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金融“脱嵌”（或者说美式金融自由化），是延伸美元流通域、深化美元投资市场、拆除资本自由流动藩篱并*终强化美元货币权力的关键抓手，为“美元-美债”循环不断拓展空间，但其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从现实和意识层面加速了美元本位制危机。在现实层面，金融脱嵌为金融风险跨境、跨市场传递扫清了障碍，当美联储采取自利性政策引发热钱流动，大规模的货币金融危机会循着“流动性紧缩-信贷紧缩-债务危机”的链条爆发。在意识层面，危机引发反思，金融自由化内含的风险高度集中、风险形态复杂、风险杠杆飙升、风险意识淡薄、风险监管缺位等问题，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经济空心化、金融脱实向虚、风险偏好改变、价值取向单一的问题，也使外围国家从意识上产生离心力，以“凯恩斯-金德尔伯格-明斯基”视角为代表的异质化声音出现，倡导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四、美元本位制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
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临界点（tipping point）难以量化，但有两个可观测指标，一是美元合法性因主权债务违约而丧失，二是挑战货币的流通域持续扩大。
其一，美元本位制的崩溃（或瓦解）更可能以主权债务危机的方式出现。
尽管从历史上看，国际货币体系的更替普遍遵循了“国际战争-国际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路径，但由于国家博弈方式的改变，美元本位制的瓦解更可能以主权债务危机的方式出现，即，出于对美国清偿对外债务能力的质疑而抛售美元，正如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四次美元危机所导致的结果。
其二，金融危机后十年，美元本位制缺陷愈演愈烈。
金融危机后十年，美国对货币权力不加节制的滥用，使美国“双赤字问题”再创新高：美国政府债务总额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飙升至21万亿美元，2018年末无论财政赤字率还是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均超过国际警戒线。避免债务违约的*解药是经济增长，然而特朗普政府已无更多施政空间：联邦基金利率处于相对低位、央行资产负债表有待继续压缩、双赤字问题空前严重，与此同时“再工业化”反转为“再金融化”，经济复苏势头脆弱而不可持续。由于债务经济模式积重难返、党派斗争造成政策短视、实体经济空心化趋势难以逆转，美国既无法通过经济增长“开源”，也无法通过削减赤字“节流”，*终美国政府将被至于三难境地：继续扩大政府赤字对经济伤害更大、增税或节支短期也将妨害经济增长且会引发选民不满、拒绝支付利息则意味着美国出现主权违约。
其三，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区域化”趋势明显。
尽管目前国际货币的可替代选择不多，无论欧元或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均有待发展，但挑战货币的流通域正在不断扩张，在美元本位制体系下出现了以欧元为代表的超主权货币区域合作和以人民币为代表的多边货币区域合作，方式更加多元，国际货币体系正从美元“一极”走向多极。以欧元和人民币为代表的洲域化货币合作体系的形成，一方面从事实上瓦解和割裂了美元大一统的流通域，争夺和分享着本位货币的各种收益，以子体系的方式获得了区域内利益分配自主权，重新获得货币主权，在无声中重塑着全球货币权力结构；另一方面从意识形态上与美国“离心”，与美元的霸权主义性质相比，无论欧洲还是亚洲的货币合作都强调权力分摊、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等多边协商机制，这种建构性思维从根本上弱化了美元的合法性。
英国经济学家、现代经济学理论奠基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曾阐述历史的偶然因素如何严重干扰经济预测的准确性 ，因此，本文在结论中很难预测美元本位制危机具体何时到来、以何种形式到来。但毫无疑问的是，美元本位制危机早已在历史的轨道上酝酿，并正加速趋近崩溃的边缘。如同克鲁格曼以自己恩师名字鲁迪格•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名字命名的定律所言：危机到来所需要的时间比预想中要久的多，然而发生时又比预想中要快得多 ——在此之前，体系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义务直面危机、推动改革，因为这虽然是“他们的货币”，却是“我们的问题”。
五、人民币国际化路径选择
其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力来自市场选择。
任何一种货币的国际化都从市场选择开始，由贸易结算到交易融资到储备投资，逐渐覆盖交易媒介、计价单位、价值储藏等功能。因此，人民币首先需具备稳定的货币价值、广泛交易网络、丰富的保值增值渠道，以强大的硬实力和网络外部性吸引市场主动选择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投资和储备货币。一是要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保持GDP增速、通货膨胀率、人民币汇率、公共与私人部门杠杆率等宏观经济指标处于健康运行区间；二是要促进跨境人民币经常项目收付，结合中国企业“走出去”“一带一路”倡议和双边与多边经济合作，使中国更深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以经贸往来促进货币国际化；三是要促进跨境人民币资本项目收付，深化多层次金融市场，拓展市场参与主体、丰富市场金融产品，扩大在岸与离岸人民币信贷、债券、股票、外汇交易市场，在人民币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情况下，以互联互通创新机制连接在岸与离岸市场，打通人民币“结算-投资”环流；四是建设金融基础设施，包括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人民币支付清算与交易平台、金融交易法律制度、跨境交易税收制度等。
其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推动力来自国家驱动。
在经济实力和贸易往来增长的国家硬实力推动下，某种价值稳定的货币可能会因市场选择而成为国际重要结算货币甚至干预货币，但由于经济理性和市场选择很容易发生逆转，远不足以形成国家实力与货币权力的良性循环，只有通过打造国家政治领导软实力、寻觅地缘政治伙伴，以国家驱动的方式大力推动货币外交和多边磋商，才能将货币体系以制度化方式固定。货币国际化的国家驱动力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国家高度制定并落实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有意识地强化自身经济实力、夯实金融基础设施、提升国际社会政治领导力，从而推动其货币被他国选择；二是通过货币外交，促进别国政府出于经济理性、地缘政治考虑、应对美元本位制缺陷等原因，选择国际货币多元化；三是通过建章立制固化货币国际化成果，依托金砖国家货币合作、“10 3”货币合作、上合组织银行、亚投行等区域性合作机制，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金融领导力与货币话语权。
其三，关注美式“金融自由化”负面影响，警惕新一轮危机。
金融脱嵌和全球金融自由化的负面影响同样在中国显现，包括流动性泛滥带来的虚拟经济膨胀、资产价格泡沫、金融创新失控、中美贸易摩擦等系列问题。对此，中国应保持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探索符合中国现实的货币国际化路径，一是坚持实业立国，抑制金融资本。以顶层设计和自上而下的执行力，确保经济发展“脱虚向实”，基础学科研究与专利技术获得人才和资源保障，工业制造业水平居于世界前列；二是逐步、谨慎开放资本项目。在金融监管、法律保障、市场主体完全成熟之前，不完全开放资本项目，防止因周期性全球金融危机造成对国民经济剧烈冲击；三是警惕新一轮危机产生。全球金融危机后十年，美元本位制痼疾未改、愈演愈烈，作为美国*贸易顺差国和债权国，应以史为鉴，关注美元进入加息通道后可能带来的新一轮全球“流动性-信贷-信用”危机，警惕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减弱可能带来的长期贸易摩擦与地缘政治冲突，并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储备多元化、风险对冲等方式，为可能发生的美国主权债务违约做好充分准备。
其四，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货币国际化道路。
以更高效率代替更低效率的资本增殖模式无以为继，意味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空间用尽，从这个意义上，美元本位制危机也是资本主义体系性危机 。如何抵御资本的增殖本能以及主权国家自利性本能，实现理性而共赢的货币合作，欧元区以中心国家收益输出、外围国家权力共享的超主权货币联盟的形式，提供了全新的替代方案。与此同时，中国自古以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的意识形态，“大国仁而小国智” 的包容胸怀，厚望薄来的朝贡体系所彰显的大国气度，以及对外关系中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精神，同样也为国际社会的币权博弈提供了新的建构性思维。探索有中国为特色的货币国际化道路，可从维系千年总体稳定的古老东方传统中汲取智慧，以多元共生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兼顾彼此的协商货币政策，从意识形态上摆脱内视性与自利性的“中心-外围”体系的天然缺陷，跳出资本主义体系下敌对、掠夺式的现实主义窠臼。

如果以货币的“权力”为棱镜，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将会折射出一幅全新的面貌。在现实世界之上，经济生活之外，一只名为“美元”的隐形之手不停重塑着国家政治与国际关系，左右着社会组织与人类社会。它是继西班牙舰队、荷兰贸易公司、英国工厂之后，攫取全球资源并掌控利益分配的新利器。
本书从浩繁的历史书卷中寻觅证据、摸索规律，探讨美元如何取代英镑，站到货币权力的金字塔尖；又是如何因其“脱锚”和“脱嵌”的天然缺陷，挣扎于“新特里芬悖论”的泥淖，从而逐渐流失其价值基础与权力根基。纵观牙买加体系四十余年历史，美元体系从建立之初就埋下危机根源，并随着货币体系周期的兴替逐渐步入恶性循环，“美元病”的表征愈益明显。

读完本书你或许会发现，国际经济金融活动的很多现象，都可以为“美元病”写下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