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与将军(荷兰人与德川时代日本的相遇)/全球史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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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亚当·克卢洛|译者:朱新屋//董丽琼
出版社中信
ISBN9787521701302
出版时间2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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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68元
货号30636638
上书时间2024-06-06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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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亚当？克卢洛（AdamClulow）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日本新潟大学东亚研究专业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日本历史专业博士，专门研究近代早期亚洲历史，涉及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思想文化与商品的跨国流通，特别关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早期历史及其与亚洲各地区的互动。在《世界历史杂志》《日本文化志丛》等颇具影响力的期刊上发表众多主题的文章。本书是他的第一本著作，荣获杰里·本特利世界史奖（JerryBentleyPrize）、欧洲扩展与全球互动论坛2015年图书奖（ForumonEuropeanExpansionandGlobalInteraction2015BookPrize）、澳大利亚历史协会颁发的W.K.汉考克奖（W.K.HancockPrizefromtheAustralianHistoricalAssociation）。
克卢洛是罗伊·罗森茨威格历史和新媒体中心（CHNM）的创建者，该中心是一项互动数字人文项目，2017年获得新南威尔士州多媒体历史奖（NewSouthWalesPremiersHistoryAward[MultimediaHistoryPrize]）。他还是虚拟吴哥项目的开发者之一，此项目于2018年获得美国历史协会颁发的罗伊·罗森茨威格数字历史创新奖（RoyRosenzweigPrizeforInnovationinDigitalHistory）。
【译者简介】朱新屋，江西于都人，历史学博士。现任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理论与评论》责任编辑。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等项目多项，出版《欧洲形成中的亚洲（VOL.3.4）》（译著，合译）、《福建红色文化实践教学指南》（执行主编）等著作多种，在《中国学术》《学术月刊》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
董丽琼，湖南衡阳人，历史学博士。现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项，参与编选《清代民国温州地区契约文书辑选》、校注《鹤泉集》等著作，在《历史教学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
目录
中文版序言
导 言 驯服荷兰人
大分流
公司与将军
文明化和社会化
第一部分 外交
第一章 来自共和国的王室书信
欧洲大使在亚洲
荷兰的问题
发现日本
第一位荷兰大使
荷兰执政的回应
第二章 巴达维亚总督
作为外交首府的巴达维亚
派往日本的新使节
大使的到来
江户迷局
拒绝与责备
第三章 幕府将军的忠实奴仆
言语与修辞
江户参府
从言到行
“帝国的鲜花，国家的护卫”
第二部分 暴力
第四章 暴力之海
海上通行证
法律与暴力
葡萄牙人在日本
扩张与升级
1621年法令
第五章 权力和申诉
长崎的中国商人团体
忠实正派的人们
郑氏的威胁
布鲁克林号事件
克拉维斯克号事件
法律之海
第三部分 主权
第六章 把国旗插到亚洲去
殖民地大员
限制与抵制
保卫主权
日本中心主义的文明秩序
来自中国台湾的使团
冲突升级
第七章 放弃长官
罪行与惩罚
安汶事件
放弃长官
营救长官
礼物
结论 荷兰人在日本的经验
致 谢
档案史料
参考文献
索 引
译后记
内容摘要
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向亚洲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然而自涉足日本市场以来，荷兰人毫无话语权。荷兰东印度公司期望能在德川幕府的秩序中寻求一席之地，但他们的尝试却屡屡受挫。
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地位，荷兰人利用外交、武力、经济等各种手段，想方设法为自己争取利益。在和德川幕府的一次次交锋中，荷兰人反复定位自己，他们到底是侵略成性的海盗，还是只想分一杯羹的商人？是“荷兰国王”的合法代理人，还是幕府的忠诚附庸？是顽固的殖民者，还是先进文化的传播者？
荷兰人不断在进退的边缘试探。在17世纪全球化背景下，这个世界股份制公司的翘楚究竟如何跨越迥然相异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文化圈，维持与亚洲政府的外交、商业、政治关系？又是如何建造自己的海外商业帝国的？本书仔细审视了近代早期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日本德川幕府的斗争，重新定义了“欧洲崛起”。
-------------全球史译丛（见识城邦出品）：01：全球史是什么[德]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Conrad）著02：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英]佩里格林·霍登（PeregrineHorden）[英]尼古拉斯·珀塞尔（NicholasPurcell）著03：19世纪大转型[德]贡德·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著[美]罗伯特·A.德内马克（RobertA.Denemark）编04：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美]托马斯·本德(ThomasBender)著05：公司与将军：荷兰人与幕府时代日本的相遇[英]亚当·克卢洛（AdamClulow）著06：近代早期世界的全球互动（1400—1800年）[美]查理斯·帕克（CharlesParker）著07：中间地带：大湖区的印第安人、帝国和共和国（1650—1815年）[美]理查德·怀特（RichardWhite）著08：蚊子帝国：1620—1914年间加勒比地区的生态战争[美]J.R.麦克尼尔（J.R.McNeill）著09：美国宪法的全球史（1776—1989年）[美]乔治·A．比利亚斯（GeorgeAthanBillias）著10：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年）[英]C.A.贝利（C.A.Bayly）著11：交换之物：荷兰黄金时代的商业、医学与科学[美]柯浩德（HaroldJ.Cook）著12：鸟粪与太平洋世界的开启：全球生态史[美]格里高利·库什曼（GregoryT.Cushman）著13：气候变化与全球史[美]约翰·L.布鲁克（JohnL.Brooke）著14：大转型：中世纪晚期世界的气候、疾病与社会[英]布鲁斯·M.S.坎贝尔（BruceM.S.Campbell）著……后续新品，敬请关注……
精彩内容
来自共和国的王室书信160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两艘船只抵达日本西部的平户。在抛锚停泊在港口的狭窄港湾后，这次探险的领导者准备派遣一队代表，前去寻求德川家康的接见。德川家康是这个军事政府的创始人，当时正临近他执政的第十年。一位荷兰的高级贵族——莫里斯亲王（PrinceMaurits）在一封信中，记录下了荷兰人在日本的一些情况，但是并没有说明这封信的目的，以及为什么一个属于荷兰共和国的独立商业公司的代表团会携带这样一份文件到日本，这使这封信看起来只不过是历史的脚注。根据大多数针对随后所发生事情的描述，私营商人只关心交易，并无任何特别的外交主张，因此荷兰人受到一位友好的幕府将军的接待，后者迅速答应了他们所有的要求。这样一来，尽管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亚洲政治的陌生闯入者，但第一次接触被视为一个典型的简单的互动，一次幕府将军和公司职员的简单情感交流，不需要额外的解释。
这种倾向于掩盖欧洲外交活动，把它作为一个基本上简单的谈判过程的做法，并不仅限于日本。无论是在小型港口国家，还是在海岸地带的强大政权，达·伽马之后的指挥官们总是在他们的船只抛锚以后试图通过派遣大使，带着官方信函和礼物，接近这片土地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因此，从一开始，大使们就充当了殖民扩张的基本工具。然而虽然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对欧洲人闯入亚洲商业网络的方式充满兴趣，但是详细介绍他们外交活动性质的研究却少得可怜。导致这种结果出现的原因是，即使是在诸如卫思韩等学者的开创性研究以后，我们对欧洲大使所面临的挑战的了解，相较于我们对欧洲商人为了征服其在亚洲的贸易困局中所进行的斗争来说，要少得多。
虽然有一些大使非常成功，但是他们要求进入的外交网络的复杂性——这种网络可能正如非常复杂、难以捉摸、抗拒渗透的任何商业网络一样——不应该被低估。考察大使的相关史料可以看出，与亚洲国家的外交接触的过程是一个比它有时看起来更为棘手的事情，而且也是欧洲企业经常产生的问题。正如欧洲商人发现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出售一样，欧洲大使经常发现他们在参与亚洲的外交事务时准备不足。由于荷兰东印度公司雇员素质低下，礼物不甚合理，或者文件存在问题，以及目标极不现实，许多大使步履维艰。更简单地说，外交总是充满波折，特别是在两者相遇的最初阶段，即欧洲人试图在亚洲确立影响时。
欧洲大使在亚洲16世纪和17世纪进入亚洲的欧洲企业，全部都在努力寻找合适的钥匙来解锁他们在整个地区遇到的各种不同的外交线路。瓦斯科·达·伽马1498年抵达卡利卡特时，他立即给当地的统治者发出了一封信件，“通知他一个代表葡萄牙国王的特使带着信件来了”。以王室代表的身份，他自称葡萄牙国王的代理人，由国王提供经费以便与亚洲的君主取得联系。虽然达·伽马很容易夸大葡萄牙的军事力量，但是这种对他自己和自身角色的定位，实际上是根深蒂固的。与哥伦布的航海情况一样，他的探险队已经获得授权和资助以期获得亚洲的财富。与17世纪使它黯然失色的商业公司不同，葡属印度总督府（theEstadodaIndia）是一个由葡萄牙王室控制的组织机构，它是葡萄牙在亚洲扩张的首要工具。正因为如此，每个在东方探险的葡萄牙人都宣称是“为国王服务”，虽然大多数人只是试图为了自己的利益从事私人交易来补充他们的工资收入。
在卡利卡特首次登陆亚洲以后，许多葡萄牙大使分散在亚洲各国，从事一系列的活动。结果在短短几十年里，他们的活动从印度的海滨延伸到了中国的宫廷。与他们的著名先驱一样，这些大使依赖遥远的欧洲国王，来为他们的使命提供合法性，并且为交流提供框架。在王室旗帜下的代表团，带着印有王室玉玺的文件，并且展示出国王的画像。随后提出的要求也基本上一致。1498年，达·伽马曾解释说：“他受命口头告知对方……［葡萄牙国王］希望……［和卡利卡特的统治者］成为朋友和兄弟。”在随后与一系列国家的谈判中，大使们为了结成政治联盟并获得贸易优惠，不断向当地统治者宣示国王的“友谊”（amizade）和“兄弟关系”（irmandade）。这两个概念意味深长：兄弟关系“指向一个带有心理暗示的虚构血缘关系”，这种方法通过建立君主联盟从而建立起跨文化的联系以达到共同目标，与此同时，友谊则伴随着各自的一套相互之间的义务。因此，这种君主与个人之间联系的概念，有可能跨越遥远的距离，并且不需要任何面对面接触，就可以提供一个用于贸易的组织结构和随后相互作用的一致逻辑。
虽然它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交流框架，但是把对国王的依赖作为外交交流的关键也带来了自身的难题。最常见的困难在于，说服他人认真对待葡萄牙主权。一方面大使们怀有对君主权力及其友谊希求的宏大要求，另一方面他们的使团又表现得低声下气，有时甚至伪装得非常低劣，他们竭力调和这两者之间的分歧。这种要求和表现之间的分歧最早出现于1498年，当时卡利卡特的国王注意到，达·伽马“告诉他，他来自一个非常富裕的王国，但却什么也没有带给他”。遇上诸如中国皇帝这样的君主时，把王室兄弟关系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工具也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中国皇帝掌控着一个等级系统，将外族人提拔到帝国首都的文明中心，因此倾向于排斥任何与欧洲小君主平起平坐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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