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案史(精)/陈祖武学术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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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祖武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211222
出版时间2023-04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96元
货号31740913
上书时间2024-06-06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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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祖武，1943年10月生于贵州省贵阳市。1965年7月，毕业于贵州大学历史系。1981年7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2006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1998年至2008年，任历史研究所所长。2009年，被国务院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至今一直在馆员岗位履职。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学案史》《清初学术思辨录》《乾嘉学术编年》《乾嘉学派研究》《清代学术源流》《清代学者象传校补》《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等。兼任全国古籍规划小组成员，主要古籍整理成果有《榕村语录》《杨园先生全集》《清儒学案》《榕村全书》等。
目录
原版自序
第一章 学案体史籍溯源
一、先秦诸子论学术史
二、《史记》《汉书》的发凡起例之功
三、佛教史籍提供的借鉴
第二章 学案雏形的问世
一、撰述背景
二、《伊洛渊源录》之成书
三、主要内容及编纂体例
四、学术价值
第三章 阳明学与《圣学宗传》
一、道学统绪的延伸
二、阳明学的崛起
三、周汝登与《圣学宗传》
第四章 理学危机与晚明学术
一、理学营垒中的“由王返朱”声浪
二、经世思潮的兴起
三、晚明的中西文化交流
第五章 明清更迭与《理学宗传》
一、明清更迭与清初社会
二、清初学术演进之大势
三、孙奇逢学行述略
四、《理学宗传》的结撰
五、编纂体例及其影响
第六章 《明儒学案》的里程碑价值
一、从党争健将到学术巨擘
二、《明儒学案》成书时间商榷
三、主要内容及编纂体例
四、《明儒学案》与《皇明道统录》
第七章 《宋元学案》的纂修
一、黄氏父子的创始之功
二、全祖望与《宋元学案》
三、《宋元学案》的刊行
第八章 从《理学备考》到《学案小识》
一、康熙间的三部《理学备考》
二、朱子学的独尊与僵化
三、汉宋学术之争与《学案小识》
第九章 学案体史籍的殿军
一、会通汉宋以求新之晚清学术
二、徐世昌倡议修书
三、夏孙桐与《清儒学案》
四、《清儒学案》举要
五、读《清儒学案》商榷
第十章 学术史著述的创新
一、梁启超在学案与学术史间的抉择
二、钱穆与《清儒学案》
三、学案体史籍的余波
四、学案解题
内容摘要
本书为《陈祖武学术文集》之一种。《中国学案史》是著名学术史专家陈祖武先生所著，远溯先秦诸子、史汉儒林，上起南宋（伊洛渊源录），下迄民国间（清儒学案），对我国学案体史籍的演变源流进行了第一次系统梳理，是近三十年问学术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创获。是一部有开拓意义的史学著作。在中国历史编纂学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学案体史籍在中国政治思想,学术文化方面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陈祖武教授所著《中国学案史》无论是对中国学术思想主流的把握,还是对各个学案内容细致入微的分析考证,都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获意义的新见解,显示出卓越的识断,吸引研究者的注意,启迪人们在思想史,史学史和文献学诸方面以更多可以开拓的新领域。此外,该书表现出的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学风,对于今日的学风建设也有一定的影响。
精彩内容
谈中国学案史而推祖于朱熹的《伊洛渊源录》，自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首倡，中经陈垣先生等史学大师认同，迄今已成史学界的共识。然而较长时间以来，却少有学人去对这部开风气的著述进行专题研究。20世纪90年代伊始，卢钟锋先生在《孔子研究》撰文，阐幽发覆，钩沉索隐，做了十分有益的开拓。以下，拟接武卢先生之大作，就《伊洛渊源录》的撰述背景、成书经过、主要内容、编纂体例及学术价值等，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一、撰述背景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朱熹是与孔子后先辉映的卓然大师。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儒学开派宗师而影响中国学术两千多年。朱熹则以理学泰斗集传统儒学之大成，并将其导入一个崭新的天地，从而与孔子并尊而有“朱子”之谓。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号遁翁等，学者以其所居，尊为紫阳夫子、考亭先生。祖籍安徽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后定居福建建宁府建阳县，遂为建阳人。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卒于宁宗庆元六年（1200），享年七十一岁。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时年十九岁。后历官泉州同安主簿，累知南康军、漳州、潭州，至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止。五十年间，仕于外者不及九年，而立朝仅四十日。其他岁月则多以祠职虚衔，课徒乡里。庆元二年（1196），以倡“伪学”落职罢祠。四年（1198）致仕，两年之后即溘然长逝。嘉泰间，学禁弛除，赐谥文。理宗宝庆三年（1227），追封信国公，后改徽国公。淳祐元年（1241），奉诏从祀孔庙。朱子一生，弟子满门，著述如林。主要著作有：《周易本义》《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资治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近思录》等。一生撰文及论学问答，后人辑为《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刊行。浙江大学教授束景南先生著《朱熹年谱长编》，于朱子一生学行，记之最详，亦最可信据。
《伊洛渊源录》是朱熹学说形成初期的一部著述。就现存朱子的有关文字而言，最早议及这部书的文字，为孝宗乾道二年（1166）写给友人何镐的书札。在这封信中，朱熹第一次谈到了正在结撰的《伊洛渊源录》，他说：“《渊源录》亦欲早得，邵氏且留不妨也。”朱子时年三十七岁。何以朱熹要在此时发愿结撰《伊洛渊源录》？由于该书与朱子其他著述不同，首尾并无序、跋一类文字，因而对这部书的撰述背景就有必要去先做一番考察。大体说来，其撰述背景不外乎有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当时的学术环境，另一个则是朱子个人的学术师承。我们先来看一看当时的学术环境。
《伊洛渊源录》在南宋初叶问世，并非一个偶然的学术现象，它深深地植根于两宋间社会和学术的发展之中。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至北宋，犹如人之年过半百，老已冉冉而至。经历五代十国半个多世纪的王朝频繁更迭，为防止这一衰老势头的加速，适应国家一统的需要，赵宋统治者提出了“一道德而同风俗”的课题。然而用什么样的学术思想来统一道德和风俗，在朝野人士中却产生了长期的争议。太祖、太宗至真宗间，儒、释、道三教势力迭经消长，渐趋合流。仁宗即位，推崇儒学，形成以儒学为主干，融佛、道为一体的基本格局。胡瑗、孙复、石介、范仲淹诸家首倡于前，至周敦颐崛起，援佛、道学说以入儒，著《太极图·易说》《易通》，提出“主静”“无欲”“无极”“太极”“理气”“心性”诸范畴，以“性与天道”的讲求，开始了儒学自我更新的过程。神宗熙宁、元丰间，程颢、程颐兄弟沿着周敦颐开辟的路径而行，与张载、邵雍诸人作同调之鸣。程氏兄弟认为：“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于是以“道学”为天下倡，孜孜矻矻，死而后已，从而大大推进儒学自我更新的进程，最终演为阐发心性、义理之学的新儒学，即道学，又称理学。
道学自北宋中叶形成，迄于北宋亡，它并未取得学术界的主宰地位。二程生前，既有蜀中苏轼、苏辙兄弟的诗文之学相颉颃，又有讲求事功的王安石新学的压制，尤其是荆公新学凭借其政治势力而风行于世，更对程氏道学的能否立足构成一大威胁。程颢去世，时值元祐更化，程颐之学虽一度抬头，但哲宗亲政之后，伴随党派政治的风云变幻，它屡遭黜斥。徽宗崇宁间，程颐竟因“学术颇辟，素行谲怪”，“以邪说诐行，惑乱众听”，被“尽逐学徒”，置身于奸党名籍之中。宋室南渡，政局反复，元祐奸党名籍明令废毁，王安石被逐出孔庙，褫夺王爵，程颐学术亦渐得褒扬。但是，究竟是以荆公新学还是程氏道学来“一道德、同风俗”，这一问题始终未获解决。据《续资治通鉴》载，直到高宗绍兴六年（1136），左司谏陈公辅犹上疏请求禁绝“伊川学”，他说：“自熙、丰以后，王安石之学著为定论，自成一家。蔡京引之，挟绍述之说，于是士大夫靡然而同，风俗坏矣。仰惟陛下天资聪明，圣学高妙，将以痛革积弊，变天下党同之俗。然在朝廷之臣，不能上体圣明，又复辄以私意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学，相率而从之。是以趋时竞进，饰诈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为大言，转相传授。伏望圣慈特加睿断，察群臣中有为此学鼓扇士类者，皆屏绝之。”公辅言出，程门弟子后学纷起驳斥。绍兴七年（1137），徽猷阁待制胡安国愤然上疏，指出：“士以孔、孟为师，不易之至论。然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程颐始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正是在这篇奏疏中，胡安国提出了明定道术的问题，他说：“自嘉祐以来，颐与兄颢及邵雍、张载，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马光、吕大防，莫不荐之。颐有《易》《春秋》传，雍有《经世》书，载有《正蒙》书，惟颢未及著书。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载在祀典，比于荀、扬之列。仍诏馆阁裒其遗书，以羽翼‘六经’，使邪说不得作而道术定矣。”与之同时，程颐晚年的得意弟子尹焞，则拒不就任经筵讲官，以示抗议，且理直气壮昌言：“学程氏者焞也！”后来，陈公辅虽被贬为外官，但迄于孝宗乾道初，对于王、程学术之争，南宋最高当局则始终不置可否，道术之所系并未得一定局。乾道四年（1168），福建程门后学魏掞之应召赴杭州，进言：“河南程氏兄弟，倡明绝学以幸来今，其功为大。请言于帝，废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从食。”结果一如既往，未能激起反响。
南宋初叶的学术环境表明，形成伊始的道学要谋求自身的发展，为程氏兄弟之学争得正统地位，已成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在此时崛起的朱熹，顺应学术发展趋势，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恰当人选。
以上，我们对迄于南宋初的学术环境，做了一个概略的介绍。接下去，拟谈一谈朱子的学术师承。
朱熹之所以要以《伊洛渊源录》去述道学统绪，这是与他作为程学干城的重要地位分不开的。朱熹为学之初，即因家学濡染而自程学入。其父朱松，师从南剑罗从彦，得闻程门高第弟子杨时所传程氏兄弟之学。十四岁以前的朱熹，随其父所讲习者，即为二程关于《论语》的解说。父卒，托孤于刘子羽，遗命从父友胡宪、刘勉之、刘子翚问学。胡宪为胡安国从子，刘勉之早年于杨时曾亲承教言，勉之课督朱熹如子侄，并妻以长女。二刘胡氏之学，皆近承杨时而远宗程颐，为东南程门后劲，所以朱熹青少年时代的为学根柢，就大体而言，应是以程学为矩矱而建立起来的。然而由于刘子翚、胡宪皆喜禅学，朝夕相随，使早年的朱熹亦与禅僧道谦、圆悟等过从甚密，为禅学长期习染而不自觉。直到绍兴二十三年（1153）就任同安主簿，问学于其父生前同门友人李侗，迄于三十年（1160）与李侗正师弟礼，朱熹始毅然摆脱禅学羁绊，成为程氏道学的笃信者。
关于朱熹早年皈依程门学术的过程，他晚年曾多次向友人及弟子述及。据称：“初师屏山（刘子翚——引者注）、籍溪（胡宪——引者注）。籍溪学于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学为论治道则可，而道未至，然于佛、老亦未有见。屏山少年能为举业，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数日。后乃见了老，归家读儒书，以为与佛合，故作《圣传论》。其后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见于此道未有所得，乃见延平（李侗——引者注）。”朱熹还回忆早年住刘子翚家时，与一禅僧的交往，他说：“一日在病翁（刘子翚——引者注）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刘后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由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时年十九——原注）。后赴同安任，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与他说，李先生只说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李先生为人简重，却是不甚会说，只教著圣贤言语。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自问学李侗、皈依程门之后，以绍兴二十九年（1159）三月校定程氏高足谢良佐语录肇始，朱熹为护卫程学进行了持续不懈的努力。三十二年（1162）六月，高宗内禅，孝宗即位。八月，应诏上疏，力谏孝宗讲求程氏兄弟所倡导的格物致知之学，不可为佛、老之书所惑。朱熹疏中有云：“陛下毓德之初，亲御简策，不过讽诵文辞，吟咏情性。比年以来，欲求大道之要，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记诵词藻，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夫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孝宗隆兴元年（1163）十一月六日，再度面奏：“《大学》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盖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无形而难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了然于心目之间，而无毫发之差，则应乎事者自无毫发之谬。”旋即取二程及其门人友朋关于《论语》的解说，辑为《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随后，朱熹潜心于二程学说旨趣的阐发，先是于乾道二年（1166）悟得二程心性学说中，“心为已发，性为未发”，史称“丙戌之悟”。继之得湖湘学派著名学者张栻启发，于三年后推翻前说，专意弘扬程门“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之教，痛自反省：“自来讲论思索，直以心为已发，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识端倪为最初下手处，以故缺却平日涵养一段工夫。”史称“己丑之悟”。其间，他在乾道二年撰成《杂学辨》，以明苏氏兄弟之学非儒学正统。四年（1168）四月，又校订二程门人所记程氏兄弟论学问答语，成《程氏遗书》二十五卷，并附以所辑《伊川先生年谱》等合为一书。在该书后序中，朱熹写道：“读是书者，诚能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则日用之间，且将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于疑信之传，可坐判矣。”“己丑之悟”以后，朱熹复取先前未予收录的二程论学语，于乾道九年（1173）六月，辑为《程氏外书》十二卷刊行。与之同时，他还致力于与二程在师友之间的周敦颐、张载诸家学术的表彰，先后撰成《西铭解义》《太极图说解》《通书解》及《孟子集解》等。淳熙二年（1175），浙江著名学者吕祖谦访朱熹于武夷山，二人携手合作，分类辑录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论著为《近思录》十四卷。至此，朱熹成为程氏学说的权威解说者，显示了他作为程学干城的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因之在此一期间，为确立二程学说的儒学正统地位，他以《伊洛渊源录》去董理程氏学术源流，便是一桩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伊洛渊源录》之成书旧日读朱子书，蓄一疑问于胸，久久不得其解，即朱子当年何以于《伊洛渊源录》未留下序跋、题记一类文字？后来将朱子《文集》与《语类》《渊源录》等比照而观，个中缘由始渐悟出大半，原来这同该书的结撰过程颇有关系。尽管代远年湮，文献有缺，关于成书的若干具体细节迄今尚不明朗，然而基本脉络可以说已经清楚。以下，拟就此做一些梳理。
一如前述，大概在乾道二年（1166），朱熹已经发愿结撰《伊洛渊源录》。而福建邵武学者何镐，则是最初促成该书着手编纂的一个重要人物。镐字叔京，福建邵武台溪人。生于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卒于孝宗淳熙二年（1175），得年仅四十八岁。其父兑，字太和，号龟津，学者称为龟津先生。兑以徽宗重和元年（1118）进士，南渡后官至辰州通判，后因表彰程氏弟子马伸忠节，忤权相秦桧而去职。其学自马伸而上接二程，尤以二程《中庸》之学最称专精。镐妻叔父李郁，传杨时之学于乡里，一时学者有西山先生之尊。何镐承家学，贯穿经史，究心《中庸》，一以二程之学为归，著有《易说》《论语说》及史论、诗文等数卷。乾道二年（1166）夏初，何镐慕名访朱熹于崇安，共同的学术旨趣使他们结为莫逆之交。镐长熹二岁，自初识迄于何镐去世，朱熹始终事之以兄礼。大概正是在何镐的这次过访中，朱熹与之议及《伊洛渊源录》的结撰。只是由于朱子当时正忙于辑录校订《程氏遗书》，很可能大致陈述著录人选的初步构想之后，便委托何镐先行草拟一个详细的大纲。因而这年秋天，朱子致书何镐，才会说：“《渊源录》亦欲早得，邵氏且留不妨也。”这里所说的邵氏，当指邵雍。何镐接书，即遵嘱将所拟之大纲寄朱熹，于是同年冬，朱熹有书答何镐，告以“《渊源》《闻见》二录已领”书所言《闻见录》，当是邵伯温著《邵氏闻见录》，伯温书乃《伊洛渊源录》的重要史料来源。而《渊源录》，或许就是何镐代朱子所拟之大纲初稿。
为什么我们要做出这样的揣测？除方才所引述朱子与何镐的两封书札外，其根据主要是如下两点。第一，今本《伊洛渊源录》卷十二有关马伸生平行实的材料，皆出自何镐父子之手。材料凡二篇，一为何兑撰《逸士状》，一为何镐撰《续记》。而何镐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冬为《逸士状》所写跋，即全文附于状末。跋文避何兑名讳，而屡称“先君”，文末落款亦直书“男镐谨书”。这与同书卷十录朱松撰《遵道墓志铭》，朱子所做题注语气略同，朱注云：“此昔先君子吏部府君所作。”显然，倘若何镐不是最初的大纲拟草者，或者说撰稿人之一，这样的行文方式是不会出现于书中的。第二，书中著录的程门弟子，每有朱熹以题注形式提出的异议。譬如卷七所录范祖禹，朱注即称：“《家传》《遗事》载其言行之懿甚详，然不云其尝受学于二先生之门也。独鲜于绰《传信录》记伊川事，而以门人称之。又其所著《论语说》《唐鉴》，议论亦多资于程氏，故今特著先生称道之语以见梗概，他不得而书也。”同卷之杨国宝，朱熹亦据程颐所撰祭文及吕希哲《吕氏家塾记》考订：“国宝宗应之，无他叙述，独伊川有祭文，而吕氏诸书记其言行之一二。然详祭文，亦先生交游耳，非门人之列也。吕氏言其元丰中已老，则年辈与先生亦相若云。”又如卷十四所录王岩叟，朱熹则认为：“盖知尊先生者，然恐其未必在弟子之列也。”凡此，皆可以说明《伊洛渊源录》的最初拟目者，并非朱熹一人，而就此时朱子的交游而言，与上述诸条合观，则何镐应当是一个主要的合作者。
《伊洛渊源录》虽于乾道二年冬即已初成大纲，但是一则因为朱熹此时著述头绪太多，不能专意于该书的结撰，再则大纲中所涉及的若干重要内容，一时又难以确定下来，所以时辍时续，历时数年而未见大的进展。此处所谓难以确定的重要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二程学术的师承，即与周敦颐学说的关系不明，此其一。其二，该书既以专记二程及诸弟子生平行实为职志，以期彰明程学源流，而大纲著录的程门弟子中，即有多人生平行事不明，因而尚有大量的资料收集、考订等工作要做。其三，则是对一些拟著录者的究竟是否程门弟子，还需予以澄清，因而难作定论。为此，朱熹于乾道三年（1167）长途跋涉，访程门后学张栻于湖南。乾道四年、五年两年间，又就二程受学于周敦颐事，与前辈学者汪应辰屡有书札往复。迄于乾道九年（1173）初，尽管托友人刘清之等所收集的资料间有寄来，结撰工作亦已加紧进行，然而上述三个问题中，除第一项因得张栻、吕祖谦等人赞同而可告解决外，后二项则终属悬案。
面对这一状况，朱子显得缺乏耐心，急于求成。乾道九年夏初，他致书友人吕祖谦，征集程门弟子李吁为同门友好刘绚所撰墓志铭，信中即告以正结撰《伊洛渊源录》的信息，并托吕祖谦向薛季宣征集永嘉（今浙江温州）籍程门弟子的传记材料。朱子此信写道：“刘博士墓志不曾收得，早录寄幸甚。欲作《渊源录》一书，尽载周、程以来诸君子行实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诸人事迹首末，因书士龙，告为托其搜访见寄也。”以此为契机，在之后的两年间，朱熹与吕祖谦就《伊洛渊源录》结撰事，书札往复，多所商榷。这些书札成为了解该书成书经过，以及朱子何以于此书未留下序跋、题记一类文字的重要依据。
接乾道九年（1173）夏初朱熹札，吕祖谦遵嘱将刘绚墓志铭寄来。朱熹及时作复道：“刘博士志文得之，幸甚。此类文字，此间所已有者旦夕录呈，切告。据此以访其所无，异时得一书，亦学者之幸也。”随即又寄出辑录初成的《程氏外书》和《伊洛渊源录》初稿，请吕氏订正，并请为《渊源录》撰序。吕祖谦接二书稿，于同年冬再度致书，信中说：“《渊源录》《外书》皆领，旦夕即遣人往汪丈处借书，永嘉事迹亦当属陈君举辈访寻，当随所得次第之。《渊源》序次，本非晚辈所当涉笔，然既辱严诲，当试草具求教。但服制中未尝作文字，须俟来春祥祭后，乃可措思也。”吕祖谦的父亲于乾道八年（1172）春故世，此时他尚在居丧守制之中，所以信中即以“服制中未尝作文字”答复朱熹，并表示来年春天大祥之后，可望为《渊源录》撰序。淳熙元年（1174）春，朱熹接祖谦札，甚为欣喜，当即复书：“《渊源录》许为序引，甚善。两处文字，告更趣之。”三月，朱熹将新刻《弟子职》《女戒》二书寄吕祖谦，并附札敦请早日完成《渊源录》序文。信中说：“《外书》《渊源》二书颇有绪否？幸早留意。”吕祖谦接书，随即复书，通报所询情况，他说：“《外书》《渊源录》亦稍稍裒集得数十条，但永嘉文字殊未至，亦屡督之矣。”同年秋，吕祖谦寄还《渊源录》《外书》二书稿本，并就《渊源录》写了详尽的商榷意见，建议不可急于求成。祖谦于信中指出：“《渊源录》其间鄙意有欲商榷者，谨以求教。大抵此书其出最不可早，与其速成而阔略，不若少待数年而粗完备也。”吕祖谦的来信，不啻给朱熹的急于求成之想泼了一瓢冷水，顿时使之清醒过来。于是十月十四日，朱熹复书吕祖谦，表示接受建议，信中说：“《渊源》《外书》皆如所谕，但亦须目下不住寻访，乃有成书之日耳。”c随后，朱熹又专就吕祖谦的商榷意见，写了洋洋数千言的答复。这就是著录于今本《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五的《答吕伯恭论〈渊源录〉》。在这一封答书的末了，朱熹同样表示：“其他浮辞，多合删节，当时失于草草耳。卷首诸公，当时以其名实稍著，故不悉书，自今观之，诚觉旷阙。但此间少文字，乏人检阅，须仗伯恭与诸朋友共成之也。”综上所述，足见从乾道二年《伊洛渊源录》拟就大纲，到九年得一初稿，迄于淳熙元年冬，全书并未取得定本形态。因而今人谈《伊洛渊源录》，每以清初王懋竑辑《朱子年谱》为据，判定该书成于乾道九年，这样的一个结论就很值得商量了。事实上，如果将朱子的《答吕伯恭论〈渊源录〉》与今本《伊洛渊源录》比照，我们即可发现，通行本同朱子的本意多有乖违。谨依朱子答书次第，掇其大要，略述如后。
朱子答书所论凡十五条，或解释辑录初衷，或提出修订意见，依次涉及今本《伊洛渊源录》中卷三、四、六、七、八、九、十、十三诸卷内容。第一条论卷三所引《胡氏传家录》语，朱熹接受吕祖谦的意见，拟修订原稿，信中表示：“元丰中，诏起吕申公。此段初因虑其有误，然以其不害大体，故不复刊。今欲正之亦善，但去‘司马温公，温公不起’八字，及依《程集》本题，改‘寄’为‘赠’，可也。”而今本既未删所述之八个字，亦未依《河南程氏文集》改‘寄’为‘赠’，显然与朱子本意不符。第三条论卷四《伊川先生年谱》所述讽谏哲宗折柳事，吕祖谦主张删除，朱子则维持己见，并进而提出一折衷方案，于折柳事后注如下数字：“某人云，国朝讲筵仪制甚肃，恐无此事。”今本无“某人云”句，仅有“恐无此事”四字。第六条论卷四遗事第四则所引《涪陵记善录》事，吕祖谦指出程颐制西京国子监时，文彦博并未任洛阳尹。朱熹认为言之成理，“潞公未尝尹洛，疑此有小误”。而今本并无此注。第九条论卷七记吕希哲从学佛、老事，朱熹认为“似不必载”，而今本依然载之甚明。第十二条论卷八蓝田吕氏兄弟编次，朱熹指出：“吕进伯、和叔本当别出，以事少无本末，故附之与叔，甚非是。告访问增益，别立两条。”而今本于吕大忠、大钧并未别立两条，仍旧与吕大临一并编录。凡此，皆表明通行本《伊洛渊源录》，并未按朱熹《答吕伯恭论〈渊源录〉》所述加以修订，因而它当是乾道九年的初稿本，非经朱子亲手定稿。
关于《伊洛渊源录》通行本的乖违朱熹本意，在朱子晚年的论学文字中，亦能寻出有力的直接佐证。绍熙二年（1191），朱子时年六十二，他于《渊源录》谈了两条否定性的意见。一是否认书中卷五邵雍传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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