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寻旧梦录(增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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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衍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ISBN9787521218862
出版时间2022-07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68元
货号31469816
上书时间2024-06-06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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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著名文学家，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与世纪同龄。其生命档案里，装着中国的半部现代史、半部当代史。为新电影劈山开路，为新戏剧鸣锣击鼓，为新兴文学披荆斩棘，更为报界别辟蹊径。早年参与领导左联工作，主编过《救亡日报》；解放后历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话剧创作有《赛金花》《上海屋檐下》《芳草天涯》等；电影剧本有《祝福》《林家铺子》等；报告文学有《包身工》。
目录
目 录
001 / 自序
009 / 日译本序（两篇）
001 / 家世·童年
011 / 从“辛亥”到“五四”
043 / 心随东棹忆华年
077 / 左翼十年（上）
077 / 1.“四一二”之后的上海
088 / 2.革命文学论战
096 / 3.筹备组织“左联”
103 / 4.“社联”“剧联”等的成立
116 / 5.五烈士事件
128 / 6.《文艺新闻》及其他
138 / 7.歌特的文章
143 / 左翼十年（下）
143 / 1.“一·二八”之后
147 / 2.进入电影界
156 / 3.阵线的扩大
160 / 4.“左联”的后期
173 / 5.三次大破坏
182 / 6.“怪西人”事件
188 / 7.重建“文委”
194 / 8.萧三的来信
203 / 9.两个口号的论争
220 / 10.在大的悲哀里
223 / 11.西安事变
237 / 12.从“七七”到“八一三”
244 / 13.郭沫若回国
259 / 记者生涯
259 / 1.上海《救亡日报》
267 / 2.广州十月
271 / 附 广州最后之日
276 / 3.从广州到桂林
296 / 附 别桂林
300 / 4.香港《华商报》《大众生活》
308 / 附 走险记
318 / 5.《新华日报》及其他
367 / 6.《建国日报》和《消息》半周刊
384 / 7.香港《华商报》《群众》
391 / 从香港回到上海
391 / 1.离港赴京接受任务
399 / 2.从北京到上海
423 / 3.迎接新中国诞生
附录
433 / 我的家史
451 / 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
469 / 新的跋涉
479 / 《武训传》事件始末
内容摘要
这是一本具有极大史料价值的自传。传主是“世纪同龄人”夏衍，他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革命家，在上海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工作，有的甚至是隐蔽战线的工作。作为现代著名作家和革命文艺活动的领导人，作者在84岁高龄开始撰写这部自传体回忆录，以自己的亲历亲见，为世人揭示了近半个世纪间许多重要的历史侧面，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电影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而丰瞻的史料。书中有着深刻的反思，很多见解至今看来依然振聋发聩。
主编推荐
一代文化名人自述曲折而传奇的人生二十世纪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反思新增夏衍长文《我的家史》及部分创作手稿多幅珍贵历史照片抢先发售公开不论是对“四条汉子”事件还是对后来的历次运动，作者在交代事件缘由的同时，也对引起这些事件的原因作了反思，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受过‘五四’洗礼的人，竟随波逐流”的反思，让人深思。
精彩内容
一九〇〇年，庚子，清光绪二十六年，这是一个很不平凡的年头。这一年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也是这一年，孙中山在香港被选为兴中会总会长。就在这一年的旧历九月八日（公历十月三十日，这一年是闰八月），我出生在浙江杭州庆春门外严家衖的一个号称书香门第的破落地主家庭。据“家谱”记载，我们这一家祖籍河南开封，是宋室南迁时移居到临安的“义民”。但是，南迁到杭州后能够在战乱中安下家来，又能在城里城外都置了房产，并和官宦人家结了亲缘，特别是我家的堂名叫“八咏堂”，因此我想，叫“义民”可能有点夸张，说“义官”也许比较恰当。浙江杭嘉湖一带姓沈的很多，大概是一个大族。可是到了我祖父那一代，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家道日益衰落，只是在离杭州城三四里的严家衖，还有一幢用风火墙围着的五开间七进深的大而无当的旧屋。据说太平天国的李秀成、陈玉成几次进攻杭州的时候，曾在这间房子里设立过总部，这都是乡间人的传说，无从考证。不过我的祖父沈文远，在十七八岁的时候，确曾被太平军“俘走”，因为他读过书，所以后来就当了陈玉成的记室（秘书），直到陈玉成在安徽寿州战败，陈才派一个“小把戏”（小鬼）陪送他回到杭州。由于这个缘故，他未曾应试，没有功名。祖母余杭章氏，是章太炎的堂房姊妹，据我母亲和姑母们说，她是一个非常能干而又十分严厉的人。我的父亲沈学诗，字雅言，是一个不第秀才，没有考中举人，就退而学医，给附近的农民治病。据说他的医道颇好，但是他在我出世后第三年，一九〇三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在祭祖上香的时候，一跪下去就中风而去世了，终年四十八岁。当时我才三岁，因此，除了后来在“灵像”（当时还没有照相）上看到他是一个白白胖胖的人，从村人口中听得他是一个忠厚老实人之外，没有任何印象。母亲徐绣笙，德清人，我们兄弟姊妹共八人，除了两个早逝外，一个哥哥，四个姊姊和我，都是靠她一个人抚养成长的。她识字不多，但是通情达理，宽厚待人。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家境已经穷困到靠典当和借贷度日的程度。我的长兄沈乃雍（霞轩），十四岁就到德清的一家叫“长发当”的当铺去当了学徒。祖传的二三十亩旱地，在父亲去世前后就陆续典卖了大半。一家七口，除了老房子沿街的两间小平房出租，有几块钱的房租，和每年养一两季春蚕有一点收入之外，主要得靠我舅父和两个姑母的周济。舅父徐士骏，是德清的一位绅士、地主兼工商业者，开一家酱园，也是一家当铺的股东。我的大姑母适樊家，住在杭州城里斗富三桥；二姑母适李家，住羊坝头后市街。他们两家的上一辈都当过不小的官，我记得二姑母的公公李巽甫，做过安徽的学台，有一点政声。这三家亲戚都比较富裕，因此过年过节都给我家一点资助。至于余杭章家，在辛亥革命前和我家还有来往，后来章太炎参加革命，被认为“大逆不道”而“出族”，此后我大哥结婚、大姊出嫁，也不敢向章家发请帖了。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的是我从小穿的衣服，乃至鞋袜，都是樊、李两家表兄们穿过的“剩余物资”。我母亲对这些周济是感激的，但是每当她带着我和姊姊们到樊、李两家去拜年的时候，总要事先告诫我，不准向表兄表姐们要东西，他们给用的或吃的东西，除非得到她的同意，决不准接受。有一次我的表兄李学灏（幼甫，民族音乐研究家李元庆的叔父）送给我两支毛笔，和一个很精致的白铜墨盒，母亲就只让我收了毛笔，把墨盒退回，说我还不到用这种“好东西”的时候，我当时真有点舍不得。这种神情给母亲察觉到了，回家后就给训了一顿。到我五六岁的时候，家境更艰难了，母亲忍痛把我的三姐（芷官）“送”给了住在苏州的四叔。为了减轻负担，又把大姐（荷官）嫁给我舅父的长子徐梦兰作了“填房”。大闺女给人作“填房”，在当时，似乎是不大光彩的，徐家是六房同居的大家庭，幸亏沈、徐两家是至亲，我舅父徐士骏又是一个有绝对权威的家长，所以在妯娌之间还没有受到歧视。家里穷，又没有劳动力，只能把剩下的十来亩旱地租给别人种。二姐和四姐，还靠“磨锡箔”之类的零活来补贴家用。可是在严家衖这个小地方，我们这一家还是被看作“大户”，因为那座老房子被风火墙围着，附近的农民就把我家叫作“墙里”，但那时候的乡下人都说，“墙里大不如前了”，“过年连供品也买不起了”，尽管这样，我母亲还是受到村里人的尊敬。每逢过年过节，樊、李两家会送给我们一些节礼，如糖果、日用杂品和鸡鱼之类，母亲总要省出一点来分送给邻里中比我家更穷困的人。我还记得她经常关心的两个人。一个是住在我们后园陈家荡北面的一位孤身老太太，我和四姐都不知道她姓什么。只是她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总和我母亲絮絮叨叨地讲个不完，而讲的又是我们不知听过多少遍的老话，主要是她死了的丈夫和出走了的儿子的故事。我们听烦了，就给她取了个外号叫“烦烦老太太”，而母亲却特别耐性地听她讲过十遍八遍的老话，也特别关心她，不单在年节，连我家自己种的蚕豆、毛豆收下来的时候，也总要叫我们送一点给她，还不止一次对我们说，别嫌她“烦”，她孤身一个，谁也不理睬她，有话无处讲，让她讲讲，心里也舒坦一点。还有一个是住在我家沿街平房东侧的一个叫“杨裁缝”的妻子兰生娘娘。因为我出生后母亲奶水不足，吃过她的奶，所以别人叫她“兰生娘娘”，而我，母亲一定要我叫她“娘娘”。她的儿子阿四和我同年，到我进城上“学堂”，他一直是我的赤脚朋友。
在我年幼的时候——就是本世纪①()的初期，一般妇女都很迷信，特别是失去了丈夫的女人，不论贫富，都把烧香念佛当作生活中的常事，而我母亲却既不念佛更不烧香。有位远房亲戚送给她一串念佛珠，她丢在抽屉里从来没有用过，我有时拿来作玩具，她也不反对。离我家向东，在严家衖和新塘上之间，有个不大的寺庙叫月塘寺，相传是我家祖上兴建的，所以这个庙的一位老和尚，有时还到我家来，说些客气话，意思是希望我母亲去烧香；可是当她恭恭敬敬地送走了老和尚之后，往往笑着对我们说：“我一辈子不曾跨过寺庙的门槛。”说她完全不迷信嘛，那也不是。其一是她一直“吃辛素”，就是每月逢辛的那一天不吃荤；其二是过年要杀鸡鸭的时候，她一定要念“往生咒”。为什么这样做，我当时不懂，现在也不懂。我母亲的为人，有一件事我是永远不忘的。我的两位姑母都说，她对我的祖母，是非常孝顺的，但是她对祖母的殴打和虐待婢女，却有强烈的反感，所以当我的几个姊姊出嫁的时候，她总要一再叮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买丫头。她说，这是我们的“家规”。我的四个姊姊出嫁后，都一直谨守不渝。
母亲欢喜看戏和听书，每逢“水路班子”或者“绍兴大班”到乡下来演出，她一定要四姐和我背着条凳先去占好位置，陪她去看戏，而且一直要看到最后一出戏为止。她很懂戏，草台班子演戏，观众事先不知道演的是什么，可是角色一上场，她就会告诉我们：这是《龙虎斗》，这是《五鼠闹东京》，等等。有一次看了一出叫作“长毛戏”的《铁公鸡》，回家后她就和我们讲了许多“长毛”（太平军）故事，如“四眼狗”（英王陈玉成）大破江南大营；特别是陈玉成如何信任我的祖父，以及在寿州战败后，给了我祖父一锭银子，遣送他回乡的故事。她非常熟悉《玉钏缘》《天雨花》这一类故事，这大概是我父亲生前念给她听的吧。
母亲是养蚕的能手，每年都要养一次“头蚕”和一次“二蚕”。在我八岁进城上小学之前，每年要养三四张蚕纸，劳力不够，得请短工帮忙采桑叶。我从五六岁起就是一个辅助劳动力，所以从“掸蚁”一直到蚕宝宝“上山”，这一整套旧式养蚕工序，我都会做。因此，后来我改编茅盾的《春蚕》时，在明星公司的摄影棚里，我是唯一懂得养蚕的“技术顾问”。老鼠是蚕的大敌，为了防鼠，就得养猫，因此我母亲特别爱猫，并把这一癖好传给了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有一只和我同年出生的黄白猫睡在我的被窝里。为了喂猫，我常常到陈家荡去钓鱼，大概是六岁那一年，钓鱼时失足落水，差一点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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