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振兴——如何唤醒乡土记忆

乡村建设思想是极富时代感的一种社会思想，也是具有鲜明社会实践性的思想。近代以来，各种社会思想与社会运动竞相迭起、前涌后续，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丰富多彩而纷纭繁复的样貌。中国乡村建设，无论就其思想史还是运动史而言，自有其独特的内涵与时代特征。鸦片战争后，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态势中，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终被“重商”政策替代。“商本”替代“农本”的历史趋势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历史进程中被反复强化，几乎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然而，到20世纪之初，“重农”思潮开始复苏，使得“农业立国”还是“工商立国”成为朝野各界争议的一个焦点。1904年米春明、米迪刚父子的“翟城实验”，拉开了乡绅探索本地地方自治和乡村自救的序幕。米氏父子以翟城村为示范，发动民众成立自治组织，为本地村民制定村规民约、兴办新式教育。他们对于由民间力量推动村庄自治改革、摆脱中国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努力，不仅复兴了乡村经济，而且有效改善了村落精神面貌，以教育之力提高乡村居民的文化素质，表现了彼时中国乡村社会的精英阶层在运用自身的智慧探索农村现代化道路的自觉性，并成为后来在全国推行的“村治制度”的理论依据。

到了20世纪20—30年代，民间乡村建设逐渐活跃。服务于乡村建设的机构彼时达到600多个，各类乡村建设试验区1000多个，由知识分子和实业家主导构建的乡村建设模式，将乡村问题归结于社会问题，希求在保持现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通过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来振兴中国农村，刷新中国文化、经济和政治，进而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和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派，认识到中国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痛惜农村经济的惨状，试图在现有制度下，从乡村切入，以教育为手段，通过社会组织的改进、生产技术的改良来复兴农村，以农村带动中国问题的解决，使中国走上民族自救、自强的道路。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通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式，探索乡村治理的方略。从1924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强调农民是国民革命中的“有力的动力”，到1926年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从1927年、朱德等人建立了中国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我党在农村不断吸收革命力量，到抗日战争时期党在乡村经济建设、政治改革、社会改良和乡村治理经验方面的积累和探索；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农民问题的认识和思考逐渐加深，为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农村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乡村振兴进行了有效的社会探索和文化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乡村发展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担当了彻底变革乡村的领导角色，通过领导广大农民围绕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性探索，走出了一条彻底改变乡村社会、彻底改变城乡关系的农村建设之路。从土地改革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营造了乡村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再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从人民公社时期以解决乡村贫困问题，让农民过上富足的生活为初衷的治理探索，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乡村重构生产关系，重建制度体制，重现乡村活力，并在乡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将乡村的传统美德、村民公约、家风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起融入乡村的思想道德教育中，提升了村民积极向上的精气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发展也经历探索突破、城乡互动、城乡统筹不同发展阶段。乡村逐渐从熟人社会变成无主体熟人社会，又演进到半熟人社会。在联合体日渐松散的状态下，以契约规则、责权均担等价值理念为核心的现代“法治”，毫无疑问成为推进乡村文化建设的重点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反哺乡村”的发展理念被调整为城乡融合发展战略。融合发展包含“双向互动”，有一种“群己边界”之类的“边界”思维，保持不越位的警惕，杜绝自上而下单向度地“打造”美丽乡村。因此，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得以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化解“三农”问题的基础保障，又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与坐标。“三位一体”的文化建设机制，有利于破解“文化堕距”带来的精神层面问题，如价值观的迷茫与错乱，传统消极文化的沉渣泛起，盲目自大与自我矮化等。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乡村发展取得新进展，并终进入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的乡村振兴新时代。
回顾百年中国乡村发展进程，思想演进一直伴随乡村变迁，并通过“与社会实践紧密相关的”社会思想史的方式，反映出社会结构变动中文化思潮演进和历史文脉变化同步发展的逻辑主线。而百年乡村治理的实践进程，也是凸显乡村治理中不断解决矛盾、破解瓶颈、化解社会发展问题的迭代式进程。当代中国乡村文化既系着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脐带，又打上了社会主义的时代烙印，还散发着浓郁的乡愁。在历史长河中，文化发展无疑是乡村发展演进和乡村社会结构变动的重要力量，也是乡村思想演进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动方向，是从封闭到开放、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到异质多样性社会的过渡和转变的。在乡村社会结构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文化对乡村社会结构的作用显而易见，文化建设也在社会结构变动的过程中，逐步从提高乡村居民的文化素质、文明素养及创造新文化范式，转变为一种乡村振兴的思维方式、价值导向。
回顾百年中国乡村发展进程，文化始终是改变经济社会发展动力结构和动力形态的重要的思想力量，不管是从乡村社会变动的角度，还是从城乡二元结构演进的维度看，文化在乡村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赋能作用。而文化建设与社会发展、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演化，也越来越凸显出把握好乡土文化的物质之维和精神之维、生态之维和文化之维之间关系的战略价值。而百年乡村发展的历程，也正是因为文化对乡村的涵养、教育对乡村治理观念的形塑，而使乡村居民更加具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新发展理念下，“以人为本”越来越成为当代乡村治理的实践主体和依靠力量，乡村居民也成为乡村治理的价值评判者和利益享受者。因为只有不断解决乡村的民生问题，改善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新时代乡村治理才能取得满意的成效。在乡村振兴视角下，“如画”乡村正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将不再拘泥于自然“如画”，而是将视域拓展到自然本底和人文气息的共同作用，构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乡村生活图景，即从被动“取景”发现“美丽乡村”到主动“造景”展现“美好生活”。
回顾百年中国乡村发展进程，乡村的美丽既来自自然生态的适宜，又来自农业生产的生命力，更意味着乡村居民的美好栖居。“如画”的乡村，是实现从自然修补到文化修复、从景观建造到回归故里的一次升华。从乡村发展的角度看，文化之于乡村振兴，是重塑城乡融合、破除城乡二元壁垒的催化剂，是创新乡村治理体系的乡村“善治”之路上的发动机，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传承发展农耕文明的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上的驱动力。从社会演进的规律看，文化之于乡村振兴，是一个以文化之光启迪乡村产业结构重塑的过程，是一个以文明之力推动乡村居民重建文化自信的过程，更是一个试图以文脉、地景和文化基因的特质构建美好乡村生活图景的过程。

本书以百年乡村发展演进为主线，以乡村文化的价值发现和思想传承为主题，以乡村文化振兴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为主旨，回顾全球乡村历史进程中的文化思想，审视中国乡村未来发展的文化动力，呈现当前乡村文化振兴的国家逻辑与创新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