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导论

「文明」、「文化」两辞，皆自西方迻译而来。此二语应有别，而国人每多混用。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產生。即如近代一切工业机械，全由欧美人发明，此正表显了近代欧美人之文明，亦即其文化精神。但此等机械，一经发明，便到处可以使用。轮船、火车、电灯、电线、汽车、飞机之类，岂不世界各地都通行了。但此只可说欧美近代的工业文明已传播到各地，或说各地均已接受了欧美人近代的工业文明，却不能说近代欧美文化，已在各地传播或接受。当知產生此项机械者是文化，应用此项机械而造成人生的形形色色是文明。文化可以產出文明来，文明却不一定能產出文化来。由欧美近代的科学精神，而產出种种新机械新工业。但欧美以外人，採用此项新机械新工业的，并非能与欧美人同具此项科学精神。再举一例言。电影是物质的，可以很快流传，电影中的剧情之编製，演员之表出，则有关於艺术与文学之爱好，此乃一种经由文化陶冶的内心精神之流露，各地有各地的风情。从科学机械的使用方面说，电影可以成为世界所共同，从文学秦术的趣味方面说，电影终还是各地有区别。这便是文化舆文明之不同。

 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於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型。此三型文化，又可分成两类。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又一类。

 游牧、商业起於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繽一地，反复不捨，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草原舆滨海地带，其所凭以为资生之地者不仅感其不足，抑且深苦其内部之有阻害，於是而遂有强烈之「战胜与克服欲」。其所凭以为戦胜与克服之资者，亦不能单恃其自身，於是而有深刻之「工具感」。草原民族之最先工具为马，海演民族之最先工具为船。非此即无以克服其外面之自然而获生存。故草原海滨民族其对外自先即具敌意，即其对自然亦然。此种民族，其内心深处，无论其为世界观或人生观，皆有一种强烈之「对立感」。其对自然则为「天」「人」对立，对人类则为「敌」「我」对立，因此而形成其哲学心理上之必然理论为「内」「外」对立。於是而「尚自由」，「争獮立」，此乃与其战胜克服之要求相呼应。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征伐的」、「侵略的」。农业生活所依赖，曰气候，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类之信任与忍耐以为顺应，乃无所用其戦胜与克服。故农耕文化之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其自勉则曰「安分」而「守己」。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和平的」。

 游牧、商业民族向外争取，随其流动的戦胜克服之生事而俱来者曰「空间扩展」，曰「无限向前」。雇耕民族与其耕地相连繫，胶著而不能移，生於斯，长於斯，老於斯，祖宗子孙世代坟墓安於斯。故彼之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緜延。绝不想人生有无限向前之一境，而认为当髏具足，循环不已。其所想像而蘄求者，则曰「天长地久，福禄永终」。

 游牧、商业民族，又常具有鲜明之「财富观」。牛羊孳乳，常以等比级数增加。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如是则刺激逐步增强。故财富有二特徵，一则愈多愈易多，二则愈多愈不足。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商业民族之财富观则更益增强。财富转为珠宝，可以深藏。以数字计，则转成符号。由物质的榑成精神的，因此其企业心理更为积极。农人则惟重生產。生產有定期，有定量，一亩之地年收有定额，则少新鲜刺激。又且生生不已，源源不绝，则不愿多藏。抑且粟米布帛，亦不能多藏。彼之生业常感满足而实不富有。合此两点，故游牧、商业文化，常为富强的，而农业文化则为安足的。然富者不足，强者不安，而安足者又不富强。以不富强遇不安足，则虽安足亦不安足，於是人类文化乃得永远动盪而前进。

 文化必有刺激，犹如人身必赖滋养。人身非滋养则不能生长，文化非刺激则不能持续而发展。文化之刺激，又各就其个性而异。向前动进的文化，必以向前动进为刺激。战胜克服的文化，必以战胜克服为刺激。富强的文化，必以富强为刺激。然动进复动进，克服复克服，富强益富强，刺激益刺激，而又以一种等比级数的加速为进行，如是则易达一极限。动进之极限，即为此种文化发展之顶点。古代游牧民族，其兴骤，其崩速。近代之商业文化，虽其貌相若与古代之游牧文化大异，而内里精神实出一致，因此此种文化常感摇兀而不安。

 「安、足、静、定」者之大敌'即为「富、强、动、进」。古代农耕民族之大敌，常为游牧民族。近代农耕民族之大敌，则为商业民族。然人类生活终当以农业为主，人类文化亦终必以和平为本。故古代人类真诚的文化產生，即在河流灌溉之农耕区域。而将来文化大趋，亦仍必以各自给足的和平为目的。

 农业文化有大型、小型之别，又有新农、旧农之别。何谓大型、小型？古代如埃及、巴比伦等皆小型农国，其内部发展易达饱和点，其外面又不易捍御强暴，因此古代小型农国之文化生命皆不幸而夭折。独中国为古代惟一的大型农国，因此其文化发展，独得緜延迄於四五千年之久，至今犹存，堪为举世农业文化和平文化发展最有成绩之惟一标準。然中国虽以大型农国，幸得捍御游牧文化之侵凌而发展不輟。今日则新的商业文化继起，其特徵乃为有新科学新工业之装备，因此中国虽以大型农对之，不免相形见絀。於是安足者陷於不安足，而文化生机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然此非农耕文化不足与商业文化相抗衡。苟使今日之农业国家，而亦与新科学新工业相配合，而又为一大型农国，则仍可保持其安足之感。而领导当前之世界和平者，亦必此等国家是赖。

 今日具此资格之国家，有美国，有苏联，与中国而三。虔、_皆以大型农国而又有新科学新机械之装配。然其传统文化则未必为农业的。换言之，即未必为和平的。中国则为举世惟一的农耕和平文化最优秀之代表，而其所缺者，则为新科学新机械之装备与辅助。然则中国之改进，使其变为一崭新的大型农国而依然保有其深度之安足感，实不仅为中国一国之幸，抑於全世界人类文化前程以及擧世渴望之和平，必可有絶大之贡献。

 然中国改进，其事亦不易。使中国人回头认识其已往文化之真相，必然为绝要一项目。中国文化问题，近年来，已不仅为中国人所热烈讨论之问题，抑且为全世界关心人类文化前途者所注意。然此问题，实为一极当深究之歷史问题。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歷史过程中，除却歷史，无从谈文化。我们应从全部歷史之客观方面来指陈中国文化之真相。

 首先：应该明白文化之复杂性。

 不要单独著眼在枝节上，应放宽胸怀，通视其大体。

 第二：则应明白文化之完整性。

 人类群体生活之复多性，必能调和成一整体，始有向前之生机。如砌七巧板，板片并不多，但一片移动，片片都得移，否则搭不成样子。中西文化各有体系，举大端而言，从物质生活起，如衣、食、住、行，到集体生活，如社会、政治组织，以及内心生活，如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哲学思维，NN大者，屈指可数。然相互间则是息息相通，牵一髮，动全身，一部门变异，其他部门亦必变异。我们必从其复杂的各方面瞭解其背后之完整性。

 第三：要明白文化之发展性。

 文化儼如一生命，他将向前伸舒，不断成长。横切一时期来衡量某一文化之意义与价值，其事恰如单提一部门来衡量全体，同样不可靠。我们应在歷史进程之全时期中，求其体段，寻其态势，看他如何配搭组织，再看他如何动进向前，庶乎对於整个文化精神有较客观、较平允之估计与认识。

 本书十篇，根据上述意见而下笔，这是民国三十年间事。其中一部分曾在思想与时代杂誌中刊载。当时因在后方，书籍不凑手，仅作一种空洞意见之敍述。此数年来，本想写一较翔实的文化史，但一则无此心情，二则无此际遇，而此稿携行篋中东西奔跑，又复敝帚自珍，常恐散失了，明知无当覆瓿，而且恐怕必犯许多人的笑駡，但还想在此中或可引出二一可供平心讨论之点，因此也终於大胆地付印了。

 民国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钱穆在无锡江南大学。

这是一部“指陈中国文化之真相”的力作。本书写作于抗战时期，是钱穆先生在完成《国史大纲》后，首部系统深入讨论中国文化史的经典之作。

钱穆先生从地理背景、国家观念、治理手段、经济政策、民族意识、生活形态、宗教思想、文艺学术等方面对中华文化进行评介，兼及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进而提出中国文化是“举世农耕和平文化最优秀之代表”。本书有指陈，有回顾，也有展望和预测,集中反映了钱穆先生对中国文化深层次的认识和思考。

本书是商务印书馆新近推出的钱穆经典著述简体横排版之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