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语言能力系统论

国家语言能力探索再添新视角

——序《国家语言能力系统论》

戴曼纯

国家语言能力概念源于国外学界，在我国引起热议。学者关于这一概念的解读有很大的差异，出现同一术语多种定义的现象。国家语言能力给人一种无所不包的印象。正因如此，关于国家语言能力及其建设的探索出现了多种视角。下面将从这一概念的缘起与演变做一个简略的梳理，阐述各位方家的切入视角。

国家语言能力和语言能力概念一样，缘起于语言学研究高度发达的美国，是学术研究应用于社会实践的尝试，更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美国加强国际教育交流和外语教育、提高全民教育素质、保障国家安全的思想延续。 20 世纪末，美国学者 Brecht & Walton (1993) 从国家安全等利益角度提出为美国发展非通用语种的战略规划，文中提出国家语言能力（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需满足国家需求。他们认为国家语言能力的供给方包括联邦层面、私立教育机构、国内族群语言保护与提升项目、教学科研机构等五个方面。从市场经济角度看，供求关系是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核心，即根据预判，未来需要什么语言就发展什么语言、培养什么语言人才。数年后，Brecht & Rivers (1999) 在讨论美国面临语言问题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语言政策时也提及国家语言能力。他们区分了当下需求（demand）和潜在需求（need）、潜在能力（capacity）和当下供给（supply）。他们提出的战略市场力框架（the Strategic Market Forces Framework）视语言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为商品，且受自由市场力量的影响。

上述两种文献采取的视角将国家语言能力指向国家外语能力。这种商品观的国家语言能力是一种狭义的国家语言能力，是美国自由市场经济语境下的产物。同一术语置于不同语境，就会有不同解读，或者被赋予新的含义。

显然，国家语言能力不应当仅限于国民语言能力或国家（国民）外语能力，而是有更宽泛的含义。况且，术语原文 national 在《剑桥英语词典》里的解释是 relating to or typical of a whole country and its people。因此，national 可以解读为“国民（作为整体）的”、“国家的”或者“国民”。 例 如，national economy 是“国 民 经 济”，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除 表示“国家语言能力”外亦可解读为“国民语言能力”。capacity 通常指“容量”“性能”“才能”，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似乎包含这一切。最早的概念构词如此，含义丰富，进入中国语境后出现不同解读实属正常。

首先，国家语言能力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就像语言能力有理想化语言能力和个人语言能力之分一样。以李宇明（2011）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在努力探索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与外延，提出了诸多有益的观点和理论框架。李宇明（2011）的观点在戴曼纯（2011，2019）、黄德宽（2014）、魏晖（2015，2016）、赵世举（2015）、陆俭明（2016）、文秋芳（2016，2017）等论述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应。在专门讨论国家语言能力内涵和外延的文献中（如魏晖，2015；赵世举，2015；文秋芳，2016），可以看出研究者的泛资源观或战略利益观。无论资源做多少细分，资源观视语言和人才为可开发利用的资源。无论将国家语言能力拆分为多少种“力”，战略利益观都强调国家语言能力服务于国家战略，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些讨论既尝试提出国家语言能力的构成又定义其作用，反映了语言学的结构主义思想和功能主义思想。

广义的国家语言能力涵盖本国语言和外国语言、语言本体和语言相关领域、语言人才等。例如李宇明（2011）指出，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包括国家发展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其外延涵盖五个方面：①语种能力，②国家主要语言的国内外地位，③公民语言能力，④拥有现代语言技术的能力，⑤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魏晖（2015）的界定拓展为八个方面：“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及水平；②国民掌握语种的数量及水平；③各语种人才的数量、水平和结构分布；④翻译能力（可翻译的语种、翻译速度和质量）；⑤语言资源库的可开发性及开发效率；⑥语言学习资源的可利用性及利用效率；⑦语言信息处理能力；⑧管理社会语言生活的能力”。除李宇明（2011）定义的构件外，魏晖增设了“翻译能力”“语言资源库的可开发性及开发效率”“语言学习资源的可利用性及利用效率”，剔除了“国家主要语言的国内外地位”，其余各项在文字表述上做了部分调整。赵世举（2015）拓展了资源视角，添加了其他内容，认为国家语言能力是一个国家掌握利用语言资源、提供语言服务、处理语言问题、发展语言及相关事业等方面能力的总和，是国家实力的组成部分。赵世举（2015）的定义超越了语言资源，将①语言资源拥有能力，②语言使用及服务能力，③语言资源开发利用能力，④国民语言能力，⑤语言人才储备能力，⑥语言管理及语言事业发展能力，⑦语言影响力等纳入讨论范围。无论将国家语言能力分成五项、七项还是八项，都包含国内语言和外国语言、公民语言能力和语言管理能力、语言本体和语言技术、语言教育和语言人才的使用等诸多方面，称得上包罗万象。

狭义的国家语言能力在预设国民具备母语能力（包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水平）的基础上突出外语能力的地位。在国家语言能力构件中，母语和外语二者缺一不可。没有强大母语能力依托的外语能力或者没有强大外语能力辅助的母语能力，均造成国家语言能力弱小或残缺。狭义的国家语言能力有国家安全视角和战略价值视角，即国家语言能力的发展着眼于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战略利益。例如，文秋芳（2016）认为国家语言能力是政府处理在海内外发生的涉及国家战略利益事务所需的语言能力，涵盖①国家对涉及国家战略利益语言事务的管理能力；②国家对语言人才资源的掌控能力；③国家对语言人才资源的创造能力；④国家对语言处理技术的开发能力；⑤国家对中文国际影响的拓展能力。戴曼纯（2019）则提出国家语言能力人才观，把人才作为承载语种建设、资源利用、技术开发、语言服务、学术研究的基础和依托。国家语言能力总体上包含语种、人才、技术和制度，其中人才是根本，一切均通过人才这个媒介来呈现或实现。一个国家采用广义或狭义的国家语言能力解读，取决于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政策、教育制度、教育资源和经济实力。广义解读全面包容，狭义解读突出抓手。

当前学界的商品观、资源观、战略利益观、人才观四种角度突出了国家语言能力的某些方面。正确认识这几方面的性质有益于加深对国家语言能力的理解。（1）商品观貌似隐喻，实则反映出一国之内语言能力的买卖关系。商品供求关系可以在语言领域转换为语言服务关系，因此，关于语言服务的探讨完全可以与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结合起来。（2）资源观把语言和语言人才视作资源，可开发、建库、管理、配置、利用。但是，语言资源分配和管理效率并非资源，更不是国家语言能力本身，资源的驾驭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的上层建筑；利用语言资源的能力也不是语言能力，犹如个人掌握语言知识技能的程度并不等于语言知识技能本身；管理、掌控、创造等能力犹如外语学习者的学习策略，不属于学习者的外语能力。资源观中的语言人才是国家语言能力的核心所在。不过把语言资源和语言人才并列起来犹如把语法书和语法能力并列起来一样。（3）战略利益观是一种功能主义目的论。战略利益反映出工具型动机，是驱动语言能力建设的力量，就像外语学习动力和学习能力不等于外语能力一样。（4）人才观以人才为核心，在宏观的语言战略和语言实践之间架起桥梁，促使国家语言能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人才观视人才为一切的根本，因为人才是语言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载体，是语言技术的创造者和使用者，是制度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只有语种数量和语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才是国家语言能力的核心基础，就像词汇量和语法是语言能力的核心一样。培养人才就是培养能力的载体，因而可以获得能力。

国家语言能力宏观调控

在现代社会中，国家信息能力的提升不仅有赖于信息技术发展，更离不开语言能力的建设，特别是建设过程中的宏观调控。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仅凭信息技术和通信网络建设都不足以铺就信息畅通之路，国家语言能力是其信息基础设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语言能力并非公民的个体语言能力简单相加之和。从系统的角度来说，两者并不在一个层级上。一方面，国家语言能力具有个体语言层级所不具备的结构和整体性质；另一方面，个体层级与国家层级的语言能力系统所处的环境完全不同，面临的适应性压力不同。适应具有局域性特征，这使得个体层级的语言能力系统无法跨越诸多中间层级感受到国家层级的发展需求，因而也无法通过自组织自发地适应国家的语言能力需求。只有宏观调控才能将分散的公民语言能力有效转化为国家语言能力。本章将在分析国家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基础上，探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过程中适宜的调控管理模式和原则。

6.1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对国家语言能力系统实施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1）国家语言能力具有公共性，必须借助宏观调控才能够保证其健康发展以及最优供应；2）自组织调节是一种系统的自发调节，因而存在盲目性、滞后性、随机性、成本高昂等诸多内在局限性，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需求不符；3）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过程中，不同语言能力子系统的生存状况、发展能力等各不相同。要平衡子系统利益，实现协同发展，必须依赖宏观调控。

6.1.1保障国家语言能力的最优供给

从社会产品的角度来看，国家语言能力和公民个体语言能力的属性并不相同。以需求或消费的社会方式为依据，各种社会产品可大致划分为公共产品（public goods）（又称公共物品、公共品、公共财货等）和私人产品（private goods）（陈其林、韩晓婷 2010：13）。经济学界通常将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视为公共产品的两大基本特征，只要满足其中之一，就是公共产品，反之，则是私人产品。准公共产品则介于两类产品之间，兼具部分公共产品和部分私人产品性质，如医疗服务、非义务教育等。所谓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而受益的非排他性则意味着即使是那些没有为公共产品的生产支付任何成本的人也可以通过“搭便车”享受公共产品创造的利益。

有些学者（如胡钧、贾凯君 2008；周明海、贾凯君 2009）认为以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为核心的公共产品定义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为立论基础的，不足以反映整个人类社会中公共产品的本质 , 因而主张从马克思公共产品理论出发，将公共产品的根本属性界定为满足社会共同利益需要，而社会总产品中满足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共同需要部分就是公共产品。本书采纳上述观点，并认为满足社会共同利益需要的公共产品往往也具有较高程度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在实际生活中，纯公共产品和纯私人产品是非常少见的。我们可以将它们视为两个极端，大多数的社会产品都处于两者之间，构成一个连续体。

作为一个言语共同体共享的产品，语言能力具有明显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一个公民的语言能力提升，不会导致另一个公民语言能力的下降；一个公民使用语言能力并不影响其他公民的语言能力使用；几乎所有公民都可以受益于国家语言能力提升。有的学者（如 De Swaan 2001）将语言视为“超级公共产品”（super public good）或“超集体产品” （hypercollective good），因为作为交流工具，语言不仅没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反而能够互相增进。一种语言的消费者越多，它的价值就越大。换言之，具备和使用同一种语言能力的公民越多，那么这一种语言能力的价值就会越高。

国家语言能力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属性。它不仅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而且能够满足公共需求、增进社会公共利益：1）国家语言能力保证整个国家的信息通达 , 是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基础设施，其本质就是为公众的共同利益而服务（Davenport & Linder 1994：885）；2）国家语言能力在国家防范敌对势力、恐怖势力活动，抵抗共同风险，保障国家安全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3）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发展以及软实力、硬实力提升的重要保障；4）国家语言能力有助于文化传承和传播以及社会凝聚力提升等。

国家语言能力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它的终端构成要素是公民语言能力。但是，公民语言能力是满足自身利益需求的私人产品。私人产品之相加不会直接构成公共产品。换言之，公民语言能力的简单相加并不等于国家语言能力。公民语言能力必须通过一定的宏观管理和运筹、满足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需求，才可以转化为国家语言能力。这个转化过程也是国家语言能力的供给过程。

国家语言能力的最优供给必须依赖政府宏观调控。国家语言能力满足公共利益需求，其建设或供给成本理应由所有受益者共同支付，但是它的非排他性特征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同等地受益，不管他是否为此支付成本。以公共安全领域的国家语言能力供给为例，一旦部分公民的语言能力满足了公共安全需求，转化为该领域的国家语言能力，那么整个国家的公民都会同等受益，包括那些没有任何付出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在所难免，即经济人不能或不能有效地通过产权界定、市场交易等制度安排来解决供给中的成本分摊或收益分享问题，从而为“搭便车”现象提供了滋生土壤（卢洪友 2004）。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人们普遍抱有“搭便车”的心理，不愿意为公共利益服务，那么公民语言能力就无法转化为国家语言能力。国家只有通过宏观调控合理分配成本和收益，消除可能出现的“搭便车”现象，才能实现国家语言能力的最优供给，保障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

家语言能力是国家信息能力的重要部分，对国家的安全、稳定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从信息论和系统论两个视角探讨国家语言能力的本质属性、演化动力和机制以及宏观调控原则等。本书旨在构建国家语言能力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参考框架，为发展国家语言能力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原则。全书共分为九章，理论框架部分（书稿前6章），约占全文70%，属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2015年度重点项目“国家语言能力的理论与人才标准体系研究”（项目编号：ZDI125-38）结项成果；理论应用部分（书稿第7-9章），约占全文30%，属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2020年度后期资助项目（项目编号：HQ135-41）成果。后面3个章节为前期理论的应用，主要是补充调研数据，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实践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