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星元,1987年生,山东兰陵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花城》《天涯》《钟山》《散文》等刊发表作品,多次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及文学选本转载。获孙犁散文奖、长安散文奖、山东文学奖、万松浦文学奖等奖项。
目录
总序 袁鹰
序言 李一鸣
第一辑:只看到了一些背影
散落乡间的诗人
关键词里的父亲
香火
守夜人
刻碑人
麦田里的母亲
床上的祖先
第二辑:秘密正被器物泄露
刀具志
教学点
小旅馆
六畜凋敝
手握苍耳
无法平视的草垛
乡村客车
灯下
第三辑:这场戏短暂又漫长
驿马与梦境
水中的村庄
身后之事
为名所困
去县城
隐秘的河流
大地契约
内容摘要
微如尘,轻如尘,浮如尘,飘如尘——这本书关注的是如尘的人与物以及他们的际遇。
那些卑微的人与物、那些在潮流一样的奔跑中的停滞者和逆行者,他们在从生到死的旅途中所遭遇的跌宕、辗转、悲欣、忧惧、困惑、无助,固然是他们自己的命运,但也不可否认,“他们”亦是无数个“我们”。作者以亲历者、旁观者乃至拾遗者的身份,于细致审视和剔除中,延伸着语言的触角,意在从细微之处触摸人性的善与恶、命运的喜与悲,虽然所述皆是大时代里的卑微小事,但却赋予这些小事不寻常的光芒。
虚构和非虚构的交互运用产生的张力构建了这本书内在的世界,叙事性元素的加强使得底层的艰困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另外,诗性元素的介入也使两种文体间建立起了一种互援性关系,使语言更具弹性和美感。
主编推荐
刘星元一直在尝试为每一篇文章量身定做一种独特的气氛,使这气氛能与这篇文章匹配。这种气氛来源于作品所叙述的内容,更来源于作者与内容进行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之后切身的体会。
刘星元的散文,一直是在精神的维度掘进的,他的眼睛是悲悯的、向下的,或者是平视的、反思的,他把自己摆了进去,像蛇一般自噬。他从真相入手,让事物的各个面向显露,而后则经过体悟,经过省思,最后抵达精神的高度。
精彩内容
第一辑只看到了一些背影散落乡间的诗人一
这是一座古镇。古镇里来过几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两千多年前,有个被后世尊称为荀子的老先生在此为吏,并终老于此。他的坟上荒草离离,游人听信当地人的说辞,临去之时,必要在老先生的房子上取一点儿土,据说,圣人栖身之处的黄土,可佑护学子金榜题名。镇子自古有酿造美酒的传统,吸引了众多酒徒循香而来,一千多年前,一个名叫李白的酒徒听闻此处有佳酿,竟也跋山涉水地赶来了。他遍饮了此处的美酒之后还意犹未尽,提笔在酒肆的墙壁之上写下: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诗仙的名头响亮,诗仙的广告也打得漂亮。这首题为《客中行》的绝句一出,小镇的美酒便如中了举的范进,竟也风光了起来,千百年来盛名不衰。
上面提到的这两位古人,都是文学史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的一举一动、一文一诗,往往就能让一个人遗臭万年、一座城名扬四海。他们执时代的牛耳,足以傲视天下文人。实话说,我们这个小地方之所以还有点儿文气儿,几乎全仰仗着他们两位。
尽管荀子和李白是我们这儿绕不过去的两个人,但我要讲述的并非他们,而是我们这座镇子上寂寂无名的文人。许是因为圣人和谪仙的名头太过响亮了,本地的骚人墨客倒是少见于史志之中。在小地方,纸上的铅墨向来只留给那些拥有官宦名位的人,似乎也只有如此,才能彰显一个地方的人杰地灵。而那些布衣,他们文不能冠天下,权不能耀宗族,在修志者看来,实在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他们就像此地漫山的野兰一般,散落在乡间田野、茅庐瓦舍,生时无名,死后便被人遗忘了。
二我要提到的第一个人是个疯子。姑且称他为“疯先生”吧。
最开始,我接触到的是“疯先生”的父亲。他的父亲是前清进士,做过几年京官,能写一手好字,辛亥之变后,作为前清遗老,他再不过问世事,专心在家设塾,教授族中的儿孙之辈读书。民国二十六年,我乡被东洋人的铁骑践踏,东洋人欲挟进士而令我乡,进士铁骨铮铮,愤而将身躯挂在了房梁之上。老进士有功名、有气节,作为正面的典型,他的故事至今仍为本地人津津乐道。但他的儿子却不同,他的儿子不但身份尴尬,连境遇也十分尴尬,本地往往在宣传老进士和进士文化时,极力遮掩他那不成器的儿子的身影,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很少有人知晓他还有个疯疯癫癫的后人。
我是从老进士的书帖中获悉“疯先生”的存在的。那些师法苏黄的书帖,至今还散落于我乡,被乡人奉为至宝。我好友祖上与进士家世代联姻,他的父亲珍藏着一封老进士的书信,泛黄的纸张之上,蝇头行楷颗颗清晰又彼此勾连,颇有一气呵成之势。就是在这封私人信笺上,他提到了自己的“疯儿子”。
该怎么说呢?虽然老进士在我们这一片无疑是圣人的化身,但面对他那个不成器的儿子,他却全然没有父亲的慈爱了。不稂不莠、疯癫成性、辱没祖宗……老进士在信中讨伐着这不肖之子,言辞激烈。透过泛黄的纸张,我似乎能看到,衰老的进士伏在案前,豆灯昏暗,将他消瘦、干枯的身子映在墙壁之上。他一边写一边咳嗽,房梁上的灰尘在他的咳嗽声中纷纷下落,他的脸因咳嗽而变形,扭曲。
正如他的父亲所言,“疯先生”的确是个不肖之子。也许他在还未生下来时,就已被命运钳牢了。查阅史料得知,老进士的夫人不曾生养过一儿半女,也就是说,这位“疯先生”极有可能是老进士的侍妾所生。庶生的儿子,地位往往是尴尬的,说他是这府邸的主人,倒不如说是这里的高等奴仆。他带着庶生的身份长大,又带着父亲望子成龙的期望俯首诗书之中。但在本地,父亲和父亲背后的家族是一座高山,他跨不过去。越是严苛的教育,越是森严的规矩,往往越会受到受教者的抵触。这种抵触有时候是藏在心里的,有时候是如火山般爆发出来的,受教人与秩序斗争的结果,要不然是服服帖帖做个规矩的应声虫,要不然就做个离经叛道的忤逆之辈。
让我感到好奇的是,“疯先生”既未彻底臣服,也未完全冲破樊笼。他时而规矩如常人,时而疯癫如痴汉。他一边在府邸中将自己安安静静地埋进古籍经书中,一边又置进士之子的身份而不顾,穿行于镇子上的酒肆烟房、戏台瓦巷,向镇子上的人展现着自己的疯癫。
我喜欢他疯癫起来的样子。他疯癫起来,常常使酒骂座,无论那座中的人物是正人君子还是纨绔子弟;他疯癫起来,常常歌哭无常,进士府墙高遮月,他独立中庭,慷慨而歌,悲戚而吟;他疯癫起来,勿论戏台之上锣点声声,一跃上台便歌《桃花扇》,诵《哀江南》。这样一个人物,恐怕不仅是他的父亲说他疯,就连镇子上所有的人都会说他疯吧。但是,他“疯”得可真有几分可爱、可敬。
若说“疯先生”只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废物,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在本乡一位民间历史收集者那里,我拜读了“疯先生”的一首七律:倒把金鞭下酒楼,知心以外更无求。
浪游落似长安少,豪放疑猜轵里尤。
菩萨心肠侠士胆,霸王魄力屈子愁。
平生未解作么解,万劫千年忆赵州。
明眼人看得出,诗的首句擅改了唐人薛逢绝句《侠少年》的尾句:倒把金鞭上酒楼。这个“疯先生”生在诗书传家的世家大族,他为何总想以侠客自居呢?历史只要一旦成为历史,绝不是被后人编著在竹册与白纸上那么简单,时至今日,面对远去的“疯先生”,我们大概也只能“平生未解作么解”了。
虽然不必再去深思,但反复吟诵这首律诗,心中依旧浮想联翩。我似乎看到,一个被长年累月困在深宅大院中的书生,生就了一颗快意恩仇、笑傲江湖的侠客之心。他被古老的规矩和森严的秩序挤压得太久了,以至于变了形。侠客是做不了了,他只能在这浓烈的酒中,放纵自己的身躯。他以最潦倒不堪的身躯,反抗着这强加给他的命数。心中悲苦之时,恰逢好酒当头,于是他仰起脖颈,将自己的身躯埋入这消愁的酒中。
我大抵能想象得到醉酒后的“疯先生”的样子。无数个午夜,他扶着城墙或进士府的红墙摇摇晃晃地回家,看似是在往前走,其实总是三步两退,身如烂泥。更多的时候,他醉卧在酒肆,醉卧在街巷,醉卧在勾栏,醉卧在自己的侠客梦里。
他的进士父亲死后,他终于有机会当了一回侠客。只是,侠客的味道并不像诗文中说的“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那么洒脱。他心中的不平之事尚未了结,就不得不拂衣而去;他尚未扬名,就不得不选择“深藏身与名”。
我在本乡收集资料时发现,针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利益方往往持有截然不同的判断,而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判断,往往能把一个人抬到天上,也能将一个人深埋土中。自认为自己是一名侠客的“疯先生”,在不同阵营的人看来,却都是邪恶的,没有道德的。在一份东洋人的文件中,将他视为“贼寇首领”,而在当时被东洋人视为贼寇的游击队眼中,“疯先生”是他们常常印刷在宣传纸张上的“汉奸领袖”。在当时,因为这两种说法来自针锋相对的阵营,依附于这不同阵营的人大多没有异议。倘若换成是我乡任意一个人物,他恐怕早被这两方击毙多次了,他之所以没死在东洋人或游击队枪下,大家心知肚明:他是本地最具名望的老进士唯一的继承人,是一个大家族的核心,这个家族虽偏居一隅,却在百年间播下了众多的恩泽,即便是在乱世,这种恩泽仍能左右着半个县的民心向背。说到底,任何一方都不想因一个鸡肋似的人物,在残酷的斗争中孤立自己。
我在本乡一位与他同时代的老人嘴里,却听到了与游击队和东洋人都不同的故事版本。按照族中行辈,民歌老人应是“疯先生”的儿侄辈,老人是部民歌活字典,九十多岁了,竟然还能记得百十支本地盛极一时的民歌。我随一位民俗专家去采访老人,因他与老进士家同支,便随口问起了“疯先生”,我当时提到的是“疯先生”的大名,民歌老人愣了愣,摇摇头。我说,他是老进士的儿子,民歌老人这才恍然大悟,向我讲述了“疯先生”的故事,这其中,有一些是我之前闻所未闻的故事。比方说他在任何一种政治势力中都被视为异己这件事。
民歌老人的说法是,东洋人占据镇子的第一年,要把公路两边尚未成熟的高粱全部砍掉。那些高粱太高太密,地方势力往往隐藏其中伺机而动,对他们危害不小。但在缼衣少穿的时代,粮食无异于乡人的命根子,本地的农民经由其他乡绅引荐,跪请“疯先生”出面为他们说情。农人们也知道,此地若还有一个令东洋人顾及的人物,必定非进士府的当家人“疯先生”莫属。“疯先生”一来是推辞不过,二来是他的侠客情结作祟,竟然答应了下来。他到东洋人的驻地陈说了一番,东洋人同意不再砍伐高粱,但却要求“疯先生”承担起护路的任务。无奈之下,“疯先生”只得应允。他拐弯抹角、费尽心思地找齐了活动于本县地面上扛举着各色旗帜的游击队,恳请他们待高粱收获之后,再去骚扰东洋人。据说,那些鱼龙混杂的游击队同意了。此后不久,“疯先生”被一家游击队劫了票。当时我们这地面上,借着打东洋人的名义,少说也拉起了五六支队伍。绑架“疯先生”的这一支队伍,是刚从山上走下来的土匪,没酒喝没肉吃的时候,他们打起了进士府的主意。后来“疯先生”的家人送来赎资为他赎了身,不过,因为这件事,“疯先生”两头游说的事情也暴露了。从此,各家游击队将他拒之门外,东洋人也开始对他敬而远之。东洋人败走之后,他成了国民政府口中的“汉奸”。这个版本并未流传下来,大抵是因为它只在乡间传播,并不为当政者所认同。而且,大凡大战之后,总要有几个小人物为历史埋单,而这场买卖真正的策划者,早已摇身一变,成为百废待兴的领袖人物。
经历此事之后,“疯先生”彻底断了他的侠客情怀,他退回到自己继承自父亲的进士府里,再不过问世事。有时候,他也会效法荀子老先生和自己的进士父亲,在府中设坛讲诗。他本身就是个落魄诗人,讲起诗来得心应手。那些随他学诗的少年,多是族中子弟,受他教诲,所获往往加持自己一生。
故事戛然而止,此后,进士府就再无消息了。无论我查阅了多少本地书籍,走访了多少历史人物的后代,始终再难寻到“疯先生”的蛛丝马迹。他凭空消失了,他消失了还不算,他还要将人们留在脑中的关于他的记忆一一擦掉。关于“疯先生”最后仅有的两条传闻依然来自那位民歌老人口中。一条是,国共内战中,“疯先生”在亲属的恳求下卖掉了进士府,带着家眷南下奔逃,在长江北岸徘徊多日,誓不过江,向着北地跪拜之后,纵身跳入滚滚江流之中。另一条是,“疯先生”强遣亲属南下逃亡,自己却选择留在了进士府,最终不知所终。无论哪一条是“疯先生”最终的归宿,现在看起来都不重要了。在兵荒马乱的时代,人命何其微贱,每个人都是一种身不由己的存在,每个人的最后,都无非是一抔黄土。
进士府早已轰然倒塌。再过些年,或许仍有人记得这里曾出过一位功成名就的进士,却再无人记得,此处也曾收容过一位散落乡间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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