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权力博弈：樊树志细说明朝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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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樊树志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ISBN9787545570533
出版时间2022-06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59.8元
货号1202673683
上书时间2024-06-04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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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樊树志，1937年生于浙江湖州，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曾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代表作有《国史十六讲》《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万历传》《崇祯传》《国史概要》《晚明史（1573-1644年）》《明史讲稿》《明代文人的命运》和《晚明大变局》等。其中，《晚明史（1573－1644年）》荣获2004年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晚明大变局》荣获2016年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
目录
第一章奠基：洪武开国与勋臣凋落 / 1
凤阳的朱元璋情结 / 2
朱元璋的文笔 / 9
刘基的悲剧 / 18
“积疑成狱”的胡惟庸党案 / 27
李善长的灭门之祸 / 36
大将军蓝玉的冤案 / 43
朱升为何归隐 / 48
太祖高皇帝的“免死铁券” / 53
第二章承业：永乐窃国与冷血杀戮 / 61
酷似乃父的朱棣 / 62
建文帝下落之谜 / 70
朱棣的智囊——道衍和尚 / 78
“读书种子”方孝孺的气节 / 82
“瓜蔓抄”及其他：建文旧臣景清与铁铉 / 89
打着“锦衣卫”的幌子 / 93
才子解缙的政治生涯 / 101
第三章中衰：正统失国与夺门复辟 / 111
“弄冲主于股掌”的王振 / 112
英宗被俘与获释 / 119
贪位的景帝 / 125
“夺门之变”的台前幕后 / 131
复辟功臣的下场：徐有贞、石亨、曹吉祥 / 137
第四章腐败：宪武昏庸与群奸乱政 / 145
宪宗与方术佞幸 / 146
宪宗擅宠的万贵妃 / 151
汪直与西厂 / 156
明君孝宗和他的诤臣们 / 162
“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刘瑾弄权 / 175
且看刘瑾的垮台 / 180
告密者焦芳 / 185
“甘心颐指”的李东阳 / 191
武宗与豹房政治 / 198
第五章陵夷：嘉靖积弊与居正秉政 / 203
杨廷和拨乱反正 / 204
“大礼议”与张璁的浮沉 / 209
夏言：“弃市”的首辅 / 215
锦衣卫头目陆炳 / 221
痴迷于玄修的“中材之主”：自比为尧舜的嘉靖皇帝 / 227
严嵩、严世蕃父子 / 232
徐阶：“名相”还是“甘草阁老”？ / 243
海瑞的为官风格 / 249张居正的另一面 / 254
“威权震主，祸萌骖乘”：张居正的悲剧 / 268
第六章倾覆：天启阉祸与崇祯亡国 / 281
魏忠贤与奉圣夫人客氏 / 282
魏忠贤与阉党专政 / 288
魏忠贤个人崇拜运动 / 294
毛文龙的功过是非 / 299
袁崇焕之死 / 308
钱谦益的政治挫折 / 316
鼎革之际的陈洪绶 / 325
附录一：明朝皇帝世系表 / 335
附录二：明朝大事记 / 337
后记 / 375
内容摘要
本书是明史大家樊树志先生专门为大众读者撰写的一部明史普及之作。本书以人为核心，系事于人，讲述明朝君主专制政治下，皇帝、权臣、佞幸、太监、君子、小人等各色人物的际遇和悲欢，揭示专制政治的某些侧面；同时通过这些独立个体相互交织，勾连起明朝不同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呈现出近三百年的兴衰演变。
书中所述有九五之尊的皇帝，如朱元璋、朱棣；有权倾一时的大臣，如胡惟庸、张居正；有佞幸，如江彬、钱宁；也有巨阉，如刘瑾、魏忠贤；有正人君子，如海瑞、杨涟；有宵小之徒，如焦芳、阮大铖……虽然他们的时代不同，出身不同，性格不同，际遇不同，但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能体现出与专制政治密切相关的命运。通过他们的个人命运和历史事件，我们可以了解明朝兴亡的原因，窥探历史规律的奥秘。
精彩内容
朱棣酷似乃父朱元璋，并不是从容貌体形而言的。从长相来看，两人迥然有别，乃父獐头鼠目，儿子魁梧高大，满脸络腮胡须，两人很不相像。但是从政治品格来看，朱元璋是“十足自私惨刻的怪杰”，在这点上朱棣与之酷似。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驾崩，皇太孙朱允炆继位。不久，户部侍郎卓敬向新皇帝呈递秘密奏疏，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燕王（朱棣）知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朱元璋）。”如果光看字面，似乎是对朱棣的褒奖之词，其实是话中有话。再看他的下文，端倪便显露出来了。卓敬说这句话的本意是提醒新皇帝，要提防此人：“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所由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他建议把燕王朱棣从北平改封到江西南昌，便于控制。他还意味深长地说：“将萌而未动者几也，量时而可为者势也，势非至刚莫能断，几非至明莫能察。”第二天，朱允炆召见卓敬，责问道：燕王是朕的骨肉至亲，你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卓敬当即叩头请罪，解释道：臣所说的是天下至关重要的大计，愿陛下明察。朱允炆没有接受卓敬的意见。在对朱棣的判断上，卓敬显然棋高一着。
洪武二十五年（1392），皇太子朱标病逝，法定接班人死了，由谁来继承皇位？明太祖朱元璋十分欣赏四子燕王朱棣，因为他性格、脾气、作风都与自己酷似，想立他为皇储。翰林学士刘三吾期期以为不可，理由很简单：把二子秦王、三子晋王置于何地？他建议立朱标的长子即皇太孙朱允炆为皇储，那样的话，“四海归心，皇上无忧”。朱元璋采纳了这个利弊参半的建议，“利”的方面是，体现了嫡长子继承的原则，可以服众；“弊”的方面是，那些藩王都是皇太孙的叔叔，能够容忍一个年轻的侄儿做皇帝吗？燕王朱棣尤其难以摆平，在二哥秦王、三哥晋王相继死去后，他自以为是理所当然的接班人。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去世，皇太孙即位，成为明朝第二个皇帝，年号建文。于是，建文帝与燕王的矛盾逐渐明朗化。朱棣心怀异志，却颇会伪装掩饰。郑晓《吾学编》写到这样一些细节：朱棣在燕王府经常装病，久而久之，宣称病入膏肓；大暑天居然围着火炉，还冷得发抖，连喊太冷了，太冷了；在王府中走路，都拄着拐杖。有的野史甚至说，朱棣常在街上发酒疯，倒在路上胡言乱语。所有这一切，是为刻意制造假象：他是一个胸无大志的庸人。
种种迹象表明，机敏过人的朱元璋对叔侄之争是有所预料的，他事先留下遗诏，关照分封各地的藩王不得前往南京哭临，意在防止争夺皇位的宫廷政变。
燕王朱棣得到父皇驾崩的噩耗，立即带领军队从北平赶往南京奔丧，快到淮安时，收到建文帝派人带来的先帝遗诏——“诸王各于本国哭临，不必赴京”，只得悻悻然退回北平。心怀不满的朱棣发布了《报父仇书》，责问建文帝：“焉有父死而不得奔丧者也？”他还援引建文帝即位之初所说的话，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陛下即位之初，尝谕普天下文武百官，其中有云：“太祖高皇帝用心三十年，大纲纪，大法度，都摆布定了。如今想着太祖皇帝开基创业，平定天下，便如做下一所大房子，与人住的一般。若是做官的政事上不用心，不守法度，便是将房子拆毁了，却要房子里安稳住的一般，世间安有此理。”旨哉言乎？今陛下听信奸臣齐（泰）尚书等之言，即将祖业拆毁，与诏旨大相违背。
一个藩王居然敢和皇帝这样叫板，野心已经暴露无遗。这一点也许朱元璋早有预料。根据野史记载，他甚至考虑到有可能会发生宫廷政变，因此预先给皇太孙朱允炆留下锦囊妙计，放在红色的宝匣之中，去世前交代说：如有大难，可以打开。建文四年（1402），朱棣的反叛军队进入南京金川门。建文君臣在危难之际打开这个宝匣，里面有三张度牒（和尚的证件），以及袈裟、僧帽、僧鞋、剃刀、银元宝等物，要建文君臣化装成和尚潜逃出宫。还有如何脱身的预案：朱允炆从鬼门出宫，其余人等从水关御沟出宫，薄暮时分在神乐观会合。朱元璋的这种预感，是出于对四子朱棣的了解，燕王与新帝的较量不可避免。
朱允炆在即位之前也已经感受到叔父的潜在威胁，他向太常卿黄子澄请教如何化解这个威胁。黄子澄援引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历史典故，示意削藩——削夺藩王的权力。即位以后，在齐泰、黄子澄的辅佐下，建文帝加快了削藩的步伐。他在“削燕王属籍”的诏书中明确指出：先皇帝在世时，朱棣“包藏祸心，为日已久”，现已祷告太庙，将他废为庶人。
燕王朱棣则打出“清君侧”的幌子，指责奸臣齐泰、黄子澄等，“假陛下之威权，剪皇家之枝叶”，发兵南下，夺取久已觊觎的皇位。同样是藩王反叛朝廷，汉朝的吴楚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都以失败告终，而明朝燕王的“靖难之役”却胜利了，朱棣成了明朝第三个皇帝——成祖，年号永乐。
朱棣当上皇帝之后，为了粉饰夺取帝位的合法性，摆脱篡位的嫌疑，大肆制造舆论，否定建文帝的合法性，把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表示他是太祖高皇帝的直接继承者。与此同时，对主张“削藩”，抗拒“靖难之役”的建文朝大臣，实施残酷的大屠杀。史学家孟森在谈到“靖难后杀戮之惨”时，用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皆人类所不忍见闻者。”这在他的著作中是极为罕见的。
永乐初年，再现了洪武年间胡惟庸党案、蓝玉党案大屠杀的一幕，其残酷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孟森分析道，朱棣篡位成功，臣民以为他毕竟是太祖的儿子，夺位不过是帝王家事，没有必要为建文报仇，非口诛笔伐不可。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可以豁达大度，对建文旧臣不予追究，未必会有什么后患。即使要杀几个建文亲信，也不必株连他们的亲属，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但是朱棣没有这样的雅量，因为篡位心虚，必须造成无人敢于议论的威慑恐怖气氛，在这点上，他深得乃父“以重典驭臣下”的真传。
对方孝孺的惩处，最为典型地暴露了朱棣的心虚。攻占南京，进入紫禁城后，他当即召见被谋士僧道衍誉为“读书种子”的方孝孺，希望由他来起草即位诏书。这份即位诏书如果由建文旧臣、德高望重的方孝孺起草，可以起到洗白的作用，洗刷篡逆的恶名。方孝孺这个“读书种子”偏偏不领情，宁折不弯，不为所动。他披麻戴孝来到宫中，为建文帝号啕大哭。
朱棣有些尴尬，讪讪地为自己辩解道：我是仿效周公辅佐成王。方孝孺反问：成王在哪里？朱棣回答：他自焚而死。方孝孺追问：为何不拥立成王的儿子？朱棣回答：国家仰赖年长的国君。方孝孺紧追不舍：为何不拥立成王的弟弟？朱棣被追问得理屈词穷，从座位上走下来，好言相劝：这是我们家的事，先生不必过于操心，即位诏书非先生起草不可。语气毫无商量的余地。
方孝孺在威胁利诱之下屈服了吗？当众人看到他拿起笔往纸上落下时，以为他要起草即位诏书了，都全神贯注地盯着看。方孝孺从容不迫地在纸上写了四个大字：“燕贼篡位！”然后把笔一丢，边哭边骂：死就死，诏书决不起草！朱棣威胁道：难道你想快点死？难道不顾虑株连九族？方孝孺应声答道：即使株连十族，也奈何我不得！
朱棣恼羞成怒，下令武士把他的嘴割破，使他无法讲话，并把他关进监狱。然后四处逮捕他的亲族、朋友、门生，并当着方孝孺的面一一处死。历史上的株连九族是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株连十族是在九族之外加上朋友、门生一族，是朱棣的一大发明。方孝孺案受到株连而死的有873人，充军边地而死者难以计数。他的妻子郑氏和两个儿子自缢而死，两个女儿投秦淮河而死。那些受株连的人显然是无辜的，他们的后裔经受了长期的凌辱。万历十三年（1585），朝廷宣布大赦受方孝孺牵连而充军者的后裔，竟然有一千三百多人！
方孝孺本人被押往聚宝门外，凌迟处死，就义前留下了一首绝命诗：“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铁铉之死比方孝孺更为惨烈。兵部尚书铁铉率军死守济南，给燕王军队以沉重打击。兵败后被俘，押解到宫中，不愿正面向朱棣称臣，背身而立，正气凛然。朱棣下令割去他的耳朵、鼻子，继而下令割他的肉，塞入他的口中，问道：甜不甜？铁铉傲然回答：忠臣孝子的肉，当然是甜的。
朱棣无计可施，下令当场凌迟处死。有野史记载，在行刑过程中，铁铉始终骂声不绝。朱棣命令武士扛来一口大锅，把铁铉的尸体投入翻滚的沸油中，然后把尸体捞出，让他面向朱棣站立，竟然办不到。朱棣大怒，命令太监用铁棒挟持，使他面孔朝北。朱棣笑道：你今天也不得不朝见我了。话音未落，尸身上的沸油突然飞溅，太监吓得弃棒而逃，尸体仍然反背如故。野史传闻如此活灵活现，令人惊叹不已。他的两个儿子被处死，妻子杨氏和两个女儿发配教坊司为娼。杨氏病死，两个女儿始终不肯受辱，赋诗明志，其中长女有句云：“教坊脂粉洗铅华，一片闲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犹有恨，故园归去已无家。”朱棣在惩处景清时又有一大发明——“瓜蔓抄”。景清是个奇人，《明史》说他“倜傥尚大节，书一过不忘”。建文初年，以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身份出任北平参议，燕王与他交谈，见其言论明晰，大为赞赏。不久，景清被召回都察院。南京陷落后，他与方孝孺等相约以身殉国。然而，他却单独向朱棣表示归顺之意，得以留任原官。此举颇受建文旧臣的非议，其实错怪了他。原来他想潜伏下来，乘机行刺朱棣。此事的案发，据《明史》所说，颇有一点戏剧色彩。主管天象的官员向朱棣报告：“异星赤色犯帝座甚急。”迷信天象的朱棣信以为真，立即怀疑景清图谋不轨。上朝时，他看到景清身穿红衣，神色异常，马上命人对他搜身，果然查获他随身携带的凶器。景清奋起喊道：“欲为故主报仇耳！”当然，仇来不及报，就被处死了。
景清死得很惨，斩首后，还被剥皮。朱元璋当年为了“以重典驭臣下”，搞了不少酷刑：刷洗、秤杆、抽肠、剥皮，听起来都汗毛凛凛。官吏贪赃银子六十两以上，先斩首，后剥皮。州县衙门左边的城隍庙，就是剥皮的刑场，剥下的皮囊里塞进稻草，吊在旗杆上示众。朱棣下令把景清剥皮实草，悬挂于长安门。无巧不成书，后来朱棣的轿子经过长安门，悬挂皮囊的绳索忽然断了，景清的皮囊掉落在轿子前面，状如扑击，朱棣大吃一惊，下令烧毁。
一日，朱棣午睡，梦见景清手拿利剑追杀过来，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醒来后惊叹：想不到景清死了还这么厉害！于是下令诛杀他的九族以及乡亲，一共株连了几百人。他的乡亲全部被杀，村庄化为一片废墟。这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瓜蔓抄”。
“瓜蔓抄”并非孤立的事例。大理寺少卿胡闰与齐泰、黄子澄昼夜策划军事。南京陷落后，胡闰不肯归附朱棣，与儿子一起被处死。他的家乡江西饶州（今上饶市鄱阳县）城西硕辅坊，一族男女共二百一十七人被牵连处死。吕毖《明朝小史》描写那里的惨状：“一路无人烟，雨夜闻哀号声，时见光怪。尝有一猿，独哀鸣彻晓。东西皆污池，黄茅白苇，稍夜，人不敢行。”御史高翔颇有军事才干，朱棣闻名召见，高翔却穿了丧服前来，出言不逊。结果，除本人被处死，株连亲族，朱棣还搞了一点新花样。《明朝小史》写道：“帝没御史高翔田产，给诸百姓，皆加税，曰：‘令世世骂高御史也。’又发其先墓，杂牛马骨焚灰扬之，而以其地为漏泽园。”朱元璋推行特务政治，设立检校、锦衣卫，承担监视官员的特殊使命。检校的职责是“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直接报告皇帝。朱元璋自己坦率地说：有这几个人，譬如人家养了恶犬，则人怕。做检校的鹰犬无孔不入，到处刺探，一举一动都报告皇帝，皇帝对大臣的一言一行了如指掌。胡惟庸案发两年后，即洪武十五年（1382），在检校之外建立了锦衣卫。这是一个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军事特务组织，掌管侍卫、缉捕、刑狱，凌驾于刑部、大理寺之上。它所设的监狱称为“诏狱”，关押皇帝特批的人犯。在处理胡惟庸党案和蓝玉党案时，锦衣卫起了很大的作用。
朱元璋晚年意识到，“法外加刑”使得人人自危，告诫他的继承者：“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有鉴于此，他取消了锦衣卫诏狱。朱棣登上皇帝宝座以后，把它恢复了。正如孟森所说，锦衣卫诏狱是“以意杀人”，“不由法司问拟，法律为虚设，此皆成祖之作俑也”。
不仅如此，朱棣还建立另一个特务组织——东厂。《明史?刑法志》说：“东厂之设，始于成祖。”朱棣在北平时，为了刺探南京情报，收买建文帝左右的宦官为耳目，即位以后，特别倚重宦官，东厂就是由宦官掌控的机构。从此厂卫横行，流毒无穷。《明史?宦官传》还说：“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毫无疑问，朱棣把特务政治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吴晗对明太祖朱元璋有一个尖刻的评语：“十足自私惨刻的怪杰。”这个怪杰的二十几个儿子，得其真传的莫过于朱棣，把这一评语加到朱棣的头上，无需增减一字，正好合适。朱元璋的皇太子朱标，《明史》说他“为人友爱”；朱标之子即朱元璋的皇太孙朱允炆，《明史》说他“仁柔乐善”，都不像朱元璋、朱棣那样“自私惨刻”。同一父亲所生的儿子，秉性截然不同，只有朱棣酷似乃父。
明成祖朱棣并非无能之辈，他五次出征漠北，亲历战阵，并且死于榆木川军旅途中，还发动了郑和下西洋这样的壮举，应该说是颇有作为的皇帝。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人物有他的多面性。在溢美“永乐大帝”的当下，尤其需要看到被有意无意忽略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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