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精)/名著名译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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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薄伽丘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9787020104406
出版时间1994-12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42元
货号3188275
上书时间2024-06-04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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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十日谈》是意大利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是世界文学史上具有巨大社会价值的文学作品；《十日谈》十天讲述了100个故事，有悲欢离合的爱情纠葛，也有古往今来的离奇曲折的事件。其间，对于封建礼教的批判、对于禁欲主义的谴责以及对人文主义的宣扬，一直贯穿于全书始末。意大利近代著名评论家桑克提斯曾把《十日谈》与但丁的《神曲》并列，称之为“人曲”，认为但丁结束了一个时代，薄伽丘开创了另一个时代。
作者简介
王永年，著名翻译家。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语文学系，曾任中学俄语教师、外国文学编辑，后担任新华社西班牙语译审。精通英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多种外语，主要译著有《博尔赫斯全集》、《欧·亨利短篇小说集》、《在路上》、《十日谈》、《约婚夫妇》、《伊甸之东》等。
薄伽丘(1313-1375)，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热心研究古籍的人文主义者，通晓希腊文的学者，多产作。著有长篇小说《菲洛柯洛》，史诗《苔塞伊达》、《菲洛特拉托》，牧歌《亚梅托》，长诗《爱情的幻影》、《菲索塔诺的女神》等，其最重要的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作品是短篇小说集《十日谈》。这些作品反映了人文主义的观点及早期人文主义的特点，如提倡复古文化，反对教会的禁欲主义，肯定人有享受现世幸福的权利，歌颂人间的爱情和欢乐等，同时，也表现人文主义思想的狭隘性，把个人幸福、个人利益看成是至高无上的东西。这正是资本主义萌芽在意识形态方面带来的最初的成果。他与但丁、彼特拉克并称文艺复兴初期的“三杰”。
目录
出版说明
前言
原序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第八天
第九天
第十天
作者跋
内容摘要
《十日谈》开创了西欧短篇小说的先河，书中由讲了100个故事，来源非常广泛，分别取材于意大利中世纪的《金驴记》，法国中世纪的寓言和传说，东方的民间故事、历史事件、宫廷里的传闻，以至街头巷尾的闲谈和当时发生在佛罗伦萨等地的真人真事等。本书对后世的文学家影响深远，莎士比亚《辛白林》、济慈《伊莎蓓拉》、拉封丹《故事诗》等均取材于《十日谈》，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玛格利特·德·那伐尔《七日谈》则借鉴了其框架结构与艺术构思。
薄伽丘是14世纪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意大利第一个通晓希腊文的学者，与但丁、彼特拉克并称为“早期文艺复兴三杰”；因《十日谈》创作的成功
，他还被誉为“欧洲近代短篇小说之父”。
精彩内容
我们的城市陷入如此深重的苦难和困扰，以至令人敬畏的法律和天条的权威开始土崩瓦解。事实上，民政和神职执法人员和一般人一样，死的死，病的病，剩下的和家人一起闭户不出，根本不能行使职权，因此人们无法可依，爱怎么干就怎么干。除上述两种极端之外，还有不少人采取折中的生活方式，既不像第一种人那样与世隔绝，也不像第二种人那样大吃大喝，胡作非为，而是根据自己的胃口吃饱喝足。他们不是自我幽禁，而是手拿香花芳草或一些香料外出。
他们不时闻闻这些芳香的东西，认为香气能提神醒脑，又能解掉充斥空中的尸体、病人和药物的恶臭。有些人冷酷无情(仿佛那样比较保险)，说是避开疾病是治病的最佳良药。在这种意见的驱使下，他们只顾自己不考虑别人，许多男女抛下城市、家宅、亲戚和财产，住到乡间别人或自己的别墅，似乎认为天主为了惩罚作恶多端的人类而降下的瘟疫只能落到城墙之内的人们头上，不会蔓延到别的地方，还认为谁都不应该蹲在城里，否则在劫难逃。
人们各持己见，莫衷一是，但不是所有的人统统
死光，也不是个个都能保住性命。事实是许多得病的人分散在各处，他们健康时是善于养生的榜样，得病之后遭到舍弃，孤零零地奄奄待毙。且不说大家相互回避，街坊邻居互不照应，即使亲戚之间也不相往来，或者难得探望。瘟疫把大家吓坏了，以致兄弟、姐妹、叔侄甚至夫妻互相都不照顾。最严重而难以置信的是父母尽量不照顾看望儿女，仿佛他们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得病的男男女女数不胜数，他们别无他法，只得求助于为数极少的好心朋友，或者雇用贪心的仆人。由于伺候病人的工作条件恶劣，尽管工资极高，仍不容易找到用人，即使找到，往往也是一些笨手笨脚、从未干过这一行的男女。这些用人干不了什么事，只会根据病人的要求递些东西或者给病人送终。
料理后事的差使常常得不偿失，挣了大钱而误了性命。病人既然得不到街坊亲友的照顾，用人又那么难找，于是出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做法，就是一个女人不论以前多么文雅、俊俏、高贵，病倒后会毫无顾忌地招聘一个男用人，不管他年纪老少，并且只要病情需
要，会毫不害羞地像在另一个女人面前那样露出自己身体的任何部位。痊愈的妇女日后往往不如以前那么贞洁，也许和这种情况有关。此外，许多病人如果得到照顾，也许能保住性命，但由于用人奇缺，结果死了。加上疫病传染力特强，城里白天黑夜都有大批人死亡，这种情形听起来也骇人，更不用说亲眼看到了。因此，侥幸活下来的市民中间不可避免地形成一些和以前完全相反的习俗。
按照以前的风俗(今天也是这样)，哪家有了丧事，亲戚和邻居家的妇女同死者的女眷聚在一起，为死者恸哭，而男性邻居以及别的市民则在丧家门前同死者的男性亲属待在一起。随后来的是教士，他们的级别要看死者的身份而定。死者的灵柩由亲友们扛着，后面跟着手拿蜡烛吟唱着挽歌的送葬队伍，逶迤前往
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当疫情日趋严重时，这些规矩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给废除了，由新的规矩取而代之。病人临终时非但没有妇女围守床前，甚至没有任何人在场，能够赢得家属的真心悲痛和辛酸眼泪的人少之又少。相反的是，大多数活着的人尽情打闹嬉笑。本来女人生性富于同情，如今为了自身健康，竟出奇地学会了那种风气。护送尸体去教堂的邻人至多十来个。抬灵柩的不是有地位、有名望的市民，而是一些花钱雇来专司埋葬的、称为掘墓人的市井之徒。他们脚步匆匆，不把灵柩抬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一般只送到路程最近的教堂就了事。他们背后跟着五六个教士，手拿蜡烛的很少，往往一支蜡烛都没有，也不费那份工夫一本正经地举行安葬仪式，只在最凑手的空墓穴里放下灵柩就完事大吉。下层社会以及许多中层阶级的人受的罪更大。他们由于贫困，或者图个侥幸，大多守在家里，得病的每天成百上千，加上无人照看伺候，只有死路一条。白天黑夜都有大批人倒毙在路上，另一些人虽然死在家里，也只在尸体腐烂发出臭气时才被街坊发现。
市民中间形成了一种大家共同遵守的风气：一发现哪家有死人，就和一些能找到的搬运夫从死者家里把尸体搬出来，放在门口。那并不是出于对死者的怜悯，而是考虑到尸体腐烂对他们自己有损害。第二天早晨，街上行人会看到许许多多尸体。然后运来棺材，棺材不够，往往就把尸体搁在木板上。有时一口棺材塞进两三具尸体。一对夫妇、父子或者两三个弟兄的尸体盛在一口棺材里的情况屡见不鲜。更常见的是，两个教士举着一个十字架送葬时，半路上会有掘墓人抬着两三口棺材加入行列。教士们原以为是给一个死者送葬，事实上却是六七个、七八个。没有人为死者流泪、点蜡烛或者守灵，当时死人的事太平常了，正如今天死了一头山羊谁都不当一回事一样。事物兴衰消长是自然规律，但是以前很少遇到灾难，有识之士也不能做到乐天知命。如今大难当头，即使头脑最
简单的人也知道必须逆来顺受，对这场空前浩劫满不在乎，若无其事。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大批尸体运来，教堂墓地的面积和按照老规矩进行安葬的人手都不够了，于是在拥挤不堪的墓地里挖出宽大的深坑，把后来的成百具尸体像海运货物那样叠床架屋地堆放起来，几乎堆齐地面，上面只薄薄盖一层浮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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