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影坛的激进阵营(电通影片公司明星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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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臧杰
出版社中央编译
ISBN9787511708359
出版时间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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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36元
货号2007131
上书时间2024-06-03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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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曾经诞生过一群“风云儿女”，他们是艺术领域激进的左派阵营中的异类，是光影陆离的浮华世界中的波希米亚，他们之间的人事交往和人生纠葛可谓是中国电影史上最为刺目的部分。
这一群电影人会集于一间电影公司散发出短促而又强烈的光芒，而他们后来各自的遭际却昭示着某种宿命的结局。
《民国影坛的激进阵营(电通影片公司明星群像)》在高亢的电影史叙事之外，打捞出了一些鲜活的生命历程，它们与时代有关，与青春有关，与理想有关，它们是一些知识者在自我实现的奋进中留下的履痕。本书由跨界批评家臧杰著。
作者简介
臧杰，跨界批评家。2006年主持创办良友书坊，致力于老良友文化理念传播和知识分子研究。著有《民国美术先锋》、《民国影坛的激进阵容》、《天下良友》、《艺术功课》、《大师的背影》等。主编有《良友》丛书、《闲话》丛书等。
目录
引言：“电通”之谜
三个“波海米亚”
大明星·大导演·大人物——“光环”下的袁牧之
退守自我和艺术的许幸之
唐纳：情爱至上者的归途
三个“摩登女性”
羽化的蝴蝶——陈波儿的角色之变
王莹：文艺青年的洁癖与挣扎
“上位”，以及继续“上位”——1930年代的蓝苹
三个“八面玲珑”
孙师毅：辣面书生的歧路人生
司徒慧敏：从西装到中山装
海派江湖与时代漩涡——应云卫的幸与不幸
多少“光影陆离”
谈瑛的神秘与风情
“好好先生”周伯勋
“炸弹明星”陆露明
施超：吐尽最后一口鲜血
化作“白鹭”的白璐
在光影闪动之间——吴蔚云·吴印咸·杨霁明
“剪刀手”陈祥兴
那些幕后的战歌——聂耳的“电通”情缘
《电通》画报始末
后记
内容摘要
曾经活跃于1930年代电通影片公司，一直被中国电影史“大写”为左翼电影的新阵地；作为电影音乐之一的《义勇军进行曲》更是在多年以后成为新中国的国歌。然而，这家命运多舛的公司只留下了四部影片和不足两年的苍茫历程，有关它的诞生与消亡，以及诸多电影人的鲜活经历，却晦暗不清地隐藏于历史的褶皱当中。
《民国影坛的激进阵营(电通影片公司明星群像)》以电影人的命运为切入点，通过对史料的爬梳剔抉，将电通影片公司的历史面相打捞出水面，让历史现场得以逐一再现，为重新发现与认识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民国影坛的激进阵营(电通影片公司明星群像)》由跨界批评家臧杰著。
精彩内容
袁对准备仓促的戏也就不很看得上。在《演剧漫谈》的《动作与读词的难易比较》一文中，他曾说，最近上海的非职业剧人在陈英士堂联合公演了十二个戏，事前仅十天的筹备，当然手脚忙乱得要命。
与之相反，石凌鹤这样回忆上海艺术剧社的首次公演：“1930年1月上旬，我记得天气很冷，我们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举行第一次公演，节目是连同鲁史导演，陈波儿、刘升表演的《梁上君子》，共3个独幕剧。由于我们大多数都没有演剧经验，早已听说有人讥笑我们是外行，何况没有经过彩排和试演，第一场演出确是紧张混乱，破绽毕露。”而在1929年冬天举行的摩登社“学校戏剧运动”巡回公演，“是只靠8个人和10块钱干起来的，8个人的分工是前台4个和后台4个，10块钱的来源是跑当铺和借贷来的”。据说这次学校戏剧运动只准备了三天。
由此可以看出，促使袁牧之走上左翼道路是有一个过程存在的，他决不是受了左翼思想或者艺术的吸引。在这个过程当中，恐怕“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催发的时代主调，才是迫使袁牧之检点自己原来的波希米亚状态的根本因素。而催化或者说深化袁牧之这一转变的，是他加入了电通公司。
从《桃李劫》到《都市风光》潘孑农说：电影《桃李劫》0既是牧之表演艺术上的分水岭，也是他思想发展中的关键性转折。电通公司是以中共地下党员为骨干的制片组合，它摆脱了当时上海电影圈内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局面，用政治路线牵引着艺术方向。客观上促使袁牧之毅然收敛他过去一味刻意求工，近乎繁琐的形式演技，走向沈练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创造。同时也结束了他以前波希米亚的生活方式。
《桃李劫》是电通的第一部影片，也是袁牧之编剧并主演的第一部电影。据影评人舒湮说，《桃李劫》改编自斯迭芬列浦的舞台剧《未完成的杰作》。
有关这部影片的拍摄与制作情况，司徒慧敏有过这样的描述：《桃李劫》经过补拍修剪虽然还留下浓厚的舞台表演带来的痕迹和导演手法上的缺陷，但应云卫、袁牧之、陈波儿的勇于改正的谦虚精神，也是使这部影片终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主要原因。
《桃李劫》从筹备到制作大约9个月的时间，当大家第一次看样片时，包括投资人马德建在内的观摩人士都十分失望。虽然经过多次修改，故事线索仍然不十分清楚，舞台表演的痕迹太突出，语言动作不自然，不真实，当然也就不能感动人。1934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影片在北京电影院试映，在往法租界金陵酒家走的路上，大家心情都很沉重。马德建劝慰大家“死马还能当活马医嘛，何况《桃李劫》的故事又是切合时宜，感人至深的。”“最后决定由夏衍带领我们共同协助导演应云卫和摄影师吴蔚云、剪辑师陈祥兴。研究大家的意见，进行了两个月补戏，重新剪辑、配音，终于在当年的冬天，在金城电影院上映，并获得了观众和评论的好评。”《桃李劫》最终在结尾保留了将近五分钟的独自。这样的方式才是袁
牧之所习惯的，他用一贯的认真来参与拍摄这部电影。司徒慧敏回忆说：“我和夏衍同志为了《桃李劫》陈波儿死的那场戏跟袁牧之争论很激烈。
袁牧之一定要在那场戏把一大段话讲完。一段戏就从他进门跑到她床边，蹲下来一直讲了一大段话，波儿讲的很少，袁牧之讲的最多，讲到最末了扑在波儿身上。那段话他说是舞台演员的本事，非要那样不可。本来拍一
百多尺就行，结果拍下来七百多尺。电影有剪接和其他各种手段，非用这办法不可吗？夏衍同志也跟他争了半天，最后还是按照他的作法，我们‘投降’了，因为当时他非要坚持。实际上正式上演时我们还剪掉了一点呢，现在大家看不是还感到太长了点吗？”但无论如何，《桃李劫》的结果并不坏，据说在营业上也有不俗的业绩。
有评论这样写道：“在国片中，像这样的表演技术是可惊的，演员是有他们多年舞台经验作保证的。袁牧之是对表演技术有研究，又有经验的演员，化装是他的特长，对于小动作有他特殊的天才。在《桃李劫》里，由青年到狱囚，中间的变化有多少；而他的表演则多么合适。据说，在这部影片开拍之先，他对于剧本曾有过周密的研究，声音的高低、化装的容貌、动作等，他都有计划，这样认真做戏的结果，他的成就我们就可以想到了。”尽管有夏衍等人的参与，激进派还是有不满意声音，金光洲曾在1934年12月17日的《晨报》“每日电影”发表评论说：我认为对于这种题材的表现，最要紧的地方就是刺激观众们的情绪的一种实际情感的奔流和不能不到那种结果去的明确的原因和动机的把握了，而这是《桃李劫》所没有做到的。至于主人公建平和丽琳在贸易公司和轮船公司经理的对立里面，也缺乏他们两种不同的阶级的明确的表现力，这也是一个遗憾。
1935年1月9日《中华日报》发表“旅冈”的署名文章说：“影片并不曾给正在看到自己没落的观众们以一条明显的出路！也许这正是它的缺点！”比及《桃李劫》作为一种社会现实的描绘，《风云儿女》指向的则是一个诗人的“转变”。
诗人辛白华发型蜷曲，面部化装非常干净，衣着西装，戴着领花，披着斗篷；而战士辛白华则穿着臃肿的大衣，戴着皮帽，面部几乎毫无修饰。比及形象，更为鲜明的是对群落的描绘，原来袁牧之个人所认同的波希米亚群落——那些在艺术聚会中长发披肩的艺术家们，在影片中却成了一
副副色迷迷的猥琐模样。P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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