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于1949(半个世纪半生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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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1949(半个世纪半生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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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安定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ISBN9787108070746

出版时间2021-09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98元

货号31411041

上书时间2024-06-01

书香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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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目录
1949-1968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
1969  革命小将变“知青”,梦断云南边陲
1970  建设兵团苦乐记忆
1971  中国“尤努斯”——父亲孤独地倒下
1972  版画《收获》带来的机遇
1973  报告文学《种神树的姑娘》
1974  重新当上北京人,一时回不过神来
1975  苦中取乐的矿区教师
1976  天翻地覆慨而慷
1977  “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1978  四个字的评语,让我走进新华社
1979  外汇·明轩·泼水节
198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981  相互掣肘的一筺螃蟹
1982  探路者的悲壮使命
1983  模特曾是敏感词
1984  学会读懂市场
1985  当年部长大不同
1986  惊心动魄的一瞬间
1987  轿车梦起步延误了三十年
1988  矛盾交织的攻坚战
1989  家庭轿车第一声
1990  彷徨中,改革没有停步
1991  飞丝如瀑雨如烟
1992  东方风来满眼春
1993  新报刊成为一道风景线
1994  让世界听到延安的声音——我的姑父林迈可
1995  母亲走了,她曾撑起一个家
1996  不能踏空的台阶
1997  中国“网民”诞生与传统产业再造
1998  洪水无情人有情
1999  五十而知天命
2000  “鲇鱼”们搅活一潭死水
2001  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
后记

内容摘要
“日子,就像手中细沙,从指缝中弄过慢慢流淌,今天和昨天几乎没有不同,然而一百年岁月流淌过去,才发现这是中国上下五千年最翻天覆地的一个世纪”。曾任新华社高级记者的李安定,见证了这一个世纪中重要的时刻。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作为改革开放的全程观察者和亲历者,报道了诸多重大经济决策和历史事件。现在他用一支笔将这些经历记录下来,和读者朋友们一起分享时代如何在一个人、一个家庭上打下深刻的烙印。

精彩内容
 1949-1968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母亲怀我的时候,正逢解放军围攻大上海。
上海是不是炮火连天?
我问过当时已经13岁的哥哥安平。从出世就历经战乱的他,对这次历史更迭的记忆却很淡漠。他说,当时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决定了人心的向背,被共产党取代已是大势所趋。炮声在很远的郊区闷雷一样隆隆地响着,市面如故。该跑的早就跑了,留下来的上海市民,貌似平静地过着他们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清晨开门,街上已是穿着黄布军装、打着绑腿带的解放军列队走过。在上海,既没有激烈的巷战,也没有欢腾的入城仪式,世道更迭得异乎寻常地平静。
安平回忆说,5月25日一
早,刚刚开始播音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始反复播放歌剧《卡门》第一幕《士兵换防》乐曲,滚动播放上海解放的消息。
我的父亲甚至早就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他是一个倾向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从半个世纪的动荡和战火中走来,父母都以为中国能从此安定下来。于是,我被取名“安定”。谁料想,更猛烈的疾风暴雨被留在了往后的日子里。
军管会接管了上海,父亲被任命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副经理,主管外汇业务。他兢兢业业而又廉洁奉公,在随后疾风暴雨式的“三反”“五反”运动中,他成为中国银行“三理”(经理、副理、襄理)级别中唯一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留用人员。
因为生活在上海,我们兄弟习惯地称父母为“阿爸”和“姆妈”。
1953年,父亲调去筹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全家搬到有着城墙、护城河和城门楼子的北京。胡同里吱吱扭扭走着送甜水的驴车,天上飞着带着嘤嘤哨音的鸽群。
从童年到少年,我一直生活在北京。外贸部托儿所
、北师一附小、四中、三十
一中,一路长大。扑面而来的,既有苏联教育模式的浸润;又有北京人老规矩老风俗的熏陶;更与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大事件息息相关——抗美援朝、公私合营、“一
五”计划、整风与反右、大炼钢铁、亩产万斤、人民公社、三年饥荒、学习雷锋、
牢记阶级斗争、中苏论战……从耳濡目染到投身参与,伴随着我和同龄的一代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6月2日,全国的大中学生冲出课堂“革命造反”。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其后“革命小将”进行“全国革命大串联”,更引燃了一场全社会所有阶层都无人能置身其外的大震荡、大运动。
1968年11月,揪出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党的中央全会决议,将其“永远开
除出党”。12月,毛主席发布“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其后,“上山下乡”运动雷厉风行地开展,并一直持续十年,全国2000万中学生,按照“反修防修百年大计”的战略部署,情愿或不情愿地先后离开城市,奔向边远艰苦的边疆农村“插队落户”。
身为北京“老三届”中学生的一员,“第一拨”又让我赶上了。我如同“上山下乡”运动大潮中的一滴水,从此离开父母的呵护,像小鸟离巢,开始我独自一人的未知人生。
1969革命小将变“知青”,梦断云南边陲至今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那时我还不到20岁。
1969年5月15日,北京火车站。一列硬座车厢组成的专列,即将从北京发往昆明,车上清一色15岁到19岁
的中学生。面向站台的车窗全部开着。所有孩子都扑在车窗上,和站台上送行的家人、同学急切地交谈着,叮咛着。一切温馨而平静。
忽然,震耳欲聋的汽笛声划破了站台上的温馨,火车车厢发出“咣当”一声沉重撞击,开始缓缓启动。场景顿时切换,仿佛打开了一道眼泪和哭号的闸门,车上车下,哭声震天,淹没了一切。
前后两年,这几乎是北京火车站天天要重复上演的戏码。被敲锣打鼓送到街道办事处,注销了北京城市户籍,奔赴遥远艰苦的农村、
农场,是被称为“北京知青”的一代人刻骨铭心的记忆。
再见了,北京我并没有挤在窗前。按照我们家多年的规矩,出门,家人是不送行的。当天中午,在北京六十二中教书的母亲从学校提早赶回家,给我炒了一盘要放很多胡椒粉的蒜烧鳝鱼,那滋味终生难忘。后来我一生走遍大江南北,在饭馆里见鳝鱼就点,但是再也没有找到那种“妈妈的味道”。那天,大哥安平和弟弟安宁都回不来,我和姆妈两个人默默地吃了午饭。饭后,姆妈赶回学校上班,我打了一辆每公里两毛钱的三轮摩托出租车,拉上一个装着我今后生活全部家当的箱子,一个人去了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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