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皖籍知识分子与公共文化领域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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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妍|责编:陆琦杨
出版社上海辞书
ISBN9787532658084
出版时间2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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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58元
货号31310187
上书时间2024-05-31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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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妍,女,1982年生,山东临清人。山东师范大学在读博士,宿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主持安徽省人才基金项目、安徽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安徽省重点教学研究项目等多项教学、科研项目,已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目录
自 序
绪 论
第一章 社会转型语境下民初皖籍知识分子的聚合
第一节 皖籍知识分子创建公共文化领域的时代语境
第二节 民初皖籍知识分子的聚合
第二章 民初皖籍知识分子开创的公共文化空间
第一节 校园:师生聚合的公共场所
第二节 社团:协同创建的公共组织
第三节 报刊:信息传播的开放媒介
第三章 民初皖籍知识分子营造的公共舆论
第一节 逻辑前提:反孔批儒的文化诉求
第二节 理论基石:进化论与互助论的双线并行
第三节 核心理念:科学观念的合法性地位
第四节 表达工具:白话文体的平民化倾向
第四章 舆论场域中皖籍知识分子参与的文化论争
第一节 “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的论争
第二节 皖籍知识分子与林纾的论争
第三节 《新青年》派与《东方杂志》派的论争
第四节 现代戏剧与传统戏曲的论争
第五节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论争
第五章 民初皖籍知识分子建构公共文化领域的文体形式
第一节 自由言说的窗口:随感录
第二节 移情效果的实现:写实戏剧
第三节 有声语言的感染:演讲
第六章 陈独秀与民初公共文化领域的建构
第一节 批判与革命视野下的救赎路径
第二节 报刊舆论把关人的社会角色
第三节 陈独秀与《安徽俗话报》的创办
第四节 陈独秀在《新青年》中的文学传播思想
第七章 胡适与民初公共文化领域的建构
第一节 化解普泛问题的实用主义思想
第二节 “三诉求”式的演说修辞
第三节 颠覆等级制度的语体变革
第四节 胡适与民初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
第八章 汪孟邹与民初公共文化领域的建构
第一节 皖籍知识分子与亚东图书馆的创办
第二节 亚东版古典小说的出版
第三节 早期新诗集的出版
第四节 亚东图书馆的营销策略及出版理念
第九章 其他皖籍同人与民初公共文化领域的建构
第一节 高一涵与政治学视野中的法权思想
第二节 王星拱与科学的哲学化阐释
第三节 蔡晓舟与安徽教育事业
第四节 李辛白与《安徽白话报》《新生活》的创刊
第五节 高语罕与白话语体的写作
结 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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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书聚焦民初皖籍知识分子这一特定时段的地域身份知识群体,诠释这一群体建构公共文化领域的逻辑机制,从社会学角度追溯民初皖籍知识分子建构公共文化空间所凭依的各种条件,运用场域理论阐述民初皖籍知识分子在斗争的逻辑思维规约下所依凭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借助个案专题分析具有代表性的皖籍知识分子如何具体参与民初文化公共领域的建构过程,宏观理论框架与微观实证研究相结合,综合探究民初皖籍知识分子、文化舆论、社会空间三者之间的互动态势。
精彩内容
第一章第二节 民初皖籍知识分子的聚合20世纪初,在内忧外患之下,众多知识分子脱离了宗法制家庭,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力图颠覆旧的政治权威,重构国家体系,知识分子的交往已丧失了传统社会的血缘纽带和历史脉络感,转而寻求由抽象的价值观念所构成的意识形态空间网络。民初皖籍知识分子摆脱了私人领域的统摄,斩断了与宗法制家族的精神脐带,在同质性思想话语体系的连接下聚合为知识群体。
陈独秀是民初皖籍文人聚合的情感纽带,他性格豪爽,慷慨好义,清末投身于反专制的革命事业,积极联络皖籍革命志士,以其强大的感召力集结了众多皖籍有识之士。潘赞化曾与陈独秀在安庆藏书楼组织爱国青年进行大规模的集会演讲,创立了安徽励志学社,众多学堂的爱国青年倾慕前往,深受感染,藏书楼爱国运动演说会在安庆知识界引起广泛响应。此时就读于安徽高等学堂的高一涵、王星拱、高语罕也被陈独秀慷慨激昂的演讲震撼,立志驱除列强、捍卫祖国,追随陈独秀的革命步伐。民初政治上的复辟帝制和文化上的尊孔复古使陈独秀意识到文化启蒙的迫切性,他在文化革新意识的驱动下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由于刊物的创立亟需编辑人员的加盟,陈独秀呼吁皖籍同乡为报刊撰稿,与其熟稔的皖籍挚友极力配合,身体力行,积极撰稿。《新青年》最初两卷的作者群以皖籍文人为主,《新青年》首卷的撰稿人有刘文典、高一涵、李辛白、高语罕、潘赞化,第二卷增加了胡适、程演生、光升、蔡晓舟、王星拱,从撰稿队伍看,陈独秀的皖籍同乡占据数量上的绝对优势。
汪孟邹对《新青年》杂志的发行贡献颇多。汪孟邹是民国出版界颇有声望的皖籍文人,他创办的亚东图书馆在近代出版界具有重要地位。汪孟邹与陈独秀的相识源于他的兄长汪希颜,汪希颜为陈独秀的挚友,汪孟邹在兄长的引介下,与陈独秀逐渐熟识并在新文化的旗帜下相互扶助,共襄盛举。陈独秀为扭转安徽百姓的愚昧闭塞状态,主编了以开化民智为目标的《安徽俗话报》,汪孟邹创办的科学图书社成为《安徽俗话报》的舆论宣传阵地,负责刊物的印刷发行工作。
陈独秀以科学图书社为据点,联络革命志士,创立革命团体,李辛白、高语罕、刘文典等皖籍有识之士时常会聚于此,交流思想,构建出早期皖籍知识分子的公共关系网络。1913年,汪孟邹有感于时局的剧烈变动,在陈独秀的劝说下,前往上海开办亚东图书馆,陈独秀北上后,亚东图书馆借助地缘的关联获得了《新青年》在上海的独家代理权,并负责经销北大出版社的专著及教师的学术演讲丛书,有效拓展了文化的传播空间,提高了信息的交流频率。
汪孟邹是胡适与陈独秀相识的引荐人,汪孟邹与胡适同为安徽绩溪人,二人交情匪浅,汪孟邹曾将一册《新青年》寄与胡适,并代陈独秀向胡适约稿。在陈独秀焦虑地思索文学革命的实施策略时,胡适郑重提出“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对“文学八事”条分缕析,将文学革命理论落实到可操作的实践平台。陈独秀与胡适在文学革命的征途中,以良性的互动有效运转了文学革命的启蒙话语,拓展了文学革命的辐射维度。高一涵是陈独秀在编辑《新青年》时的得力助手。1911年,高一涵以优异的成绩从安徽高等学堂毕业后,赴日本东京留学。留日期间,他担任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的英文编辑,此时,陈独秀亦在日本为《甲寅》杂志撰稿,二人得以结识。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时,邀请高一涵共同编辑,高一涵欣然允诺,加入了《青年杂志》的文化阵营。陈独秀在将《新青年》迁至北大后,皖籍知识分子王星拱和蔡晓舟加入了《新青年》知识群体,成为《新青年》的撰稿人。王星拱曾和高一涵共同就读于安徽高等学堂,高语罕、程演生亦是该校学生。严复曾被任命为该校监督,他调整安徽高等学堂以中文和旧学为根基的授课内容,代之以西学和算术,学堂内外充满着朗读英文的氛围,为学生日后出国深造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高一涵和高语罕赴日本留学,王星拱负笈英国伦敦,程演生于法国获得博士学位。高一涵、程演生归国后因陈独秀的引荐进入北京大学。王星拱于1916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他于英国留学期间目睹了西方文明所带来的科技昌达和民族繁盛,视科学理念为革新社会的良方。陈独秀在《新青年》中对科学理性思维的倡导与王星拱的民族救亡路径达到内在的契合,因此,王星拱积极为《新青年》撰稿,成为《新青年》知识群体的重要一员。蔡晓舟在安徽时,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与陈独秀相识于安庆,1917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和陈独秀重逢于北大校园,同乡的身份、革命的情怀使蔡晓舟竭力支持《新青年》,并将其语法研究成果发表于《新青年》上,对胡适的白话文主张给予理论的呼应。《每周评论》曾从地域视角梳理近代以来北京大学的学者群,提出从清末光绪年间到民国初年,北京大学的教师队伍经历了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福建派到以章氏弟子为代表的浙江派再到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安徽派,倡导的理论从福建派的桐城义法、浙江派的音韵考据发展到安徽派的“主张白话,鼓吹欧风”。报刊明确指出皖籍知识分子的论点“于国民新思想的启发却有大功”,“白话文字实有活泼气象”,从媒介传播领域认可了皖籍知识分子对文化发展的推动功效。
从籍贯来看,陈独秀、刘文典、程演生、王星拱为怀宁人,光升、潘赞化为桐城人,高语罕、高一涵为六安人,胡适、汪孟邹、汪原放为绩溪人,传统的地缘因素在凝聚知识精英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效用,他们具有多重相似的身份背景,不仅是同乡,而且曾共同参与反清倒袁革命,革命失败后,又纷纷踏出国门,汲取异域文化素养,同乡关系、革命阅历、留学体验铸就了皖籍知识分子共同的价值取向。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皖籍知识分子利用寄身的学校、报刊、社团等公共性媒介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促进了知识的下沉,其活动范围从私人领域拓展到公共空间,实现了上中下层文化的交流沟通,对社会各阶层的价值取向进行了有效的整合。民初皖籍知识分子以共同的文化意识为理念根基,通过公共交往建立了关系网络,借助革命实践和刊物编纂活动实现了地域性知识分子的聚合。他们在公共领域范畴内畅谈启蒙理想,谱写民族寓言,对既有政治权威表现出疏离和排拒,在社会变革中扮演了消解文化霸权、联络社会成员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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