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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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杰里美·布莱克//史蒂芬·莫里略//保罗·洛科科|责编:舒心//许黛如|译者:王启超//董伟
出版社光明日报
ISBN9787519470524
出版时间2023-06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168元
货号31770967
上书时间2024-05-31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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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著者简介作者简 介[英]杰里米？ 布莱克（JeremyBlack），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历史教授。主攻近现代欧洲史、国际关系、地图史等。
[美]斯蒂芬？ 莫里略（StephenMorillo），美国瓦巴什学院历史教授。曾任历史系主任，现为人文科学院主席。主攻世界史、中世纪史、战争史。
[美]保罗·洛科科（PaulLococo），夏威夷大学里沃德学院历史教授，主攻战争史。
译者简介王启超，山东郓城人，军事战略学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陆军发展战略，先后在军地刊物发表学术文章30余篇。现任职于陆军某部，主要从事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并参与决策咨询。
董伟，河北秦皇岛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外国军事思想专业毕业，主要研究西方政治、文化、经济。现任职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目录
前 言 / I
第一部分？ 古代世界，公元前 2000—公元 400 年
第二部分？ 迁徙和入侵时代，400—1100 年
第三部分？ 传统冲突的时代，1100—1500 年
第四部分？ 全球战争的开端，1500—1750 年
第五部分？ 革命和帝国主义时代，1700—1914 年
第六部分？ 全球冲突时代，1914 年至现在
出版后记 / 688
内容摘要
战争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宏大主题，人类社会诞生伊始，暴力冲突就一直未曾中断，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因此，梳理和审视战争的历史，一直是各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关注和研究的焦点之一。《世界战争史》就是这样一部试图从世界范围来观察和梳理人类战争历史的著作。它讲述了全球约4000年的战争史，并将战争置于政治、经济、地理、宗教、文化、社会习俗所交织而成的框架下，从多个角度展开探讨，是一本全面介绍军事历史并对其进行综合研究的著作。
精彩内容
战争似乎一直都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在许多文化中，文字之所以被发明，那些成为今日大多数历史研究基础的著作之所以会流传至今，就是为了记载国王们的战争以及伟大勇士的英雄故事。然而事实上早期的战争史一直为迷雾所遮盖。在有文字记录前的数千年里，人类以狩猎者和采集者的身份生活在地球上的各个角落。他们之间进行过战争吗？即使战争变成了人类活动中众所周知的一部分，原始资料的缺乏和获取资料的艰难也使我们只能通过不完整的、 不确定的方式来认识某场战争，或者是研究战争双方的军事组织形式。
当然，原始资料的问题——战争记录不完整，我们找到的常常又是带有偏见和问题的材料，以及已有的证据容易被以不同的方式解读——在所有的历史研究中都十分常见。在本书中，我们在主要内容后面的小节中举例强调了这些问题。
在本章，我们首先对有关战争起源引起的争论进行简要的探讨；然后，纵览远古时期的战争并研究战争的主题，这些主题在历史上将一再发生，它们将构成本书后面部分研究分析的主要框架；最后，我们将进一步研究那些证据充分的材料，这些材料的证据足够充分，以至于我们终于可以谈一些有实质性内容的远古战争和军事组织。
战争起源生物学因素要评估战争起源的证据，首先要理解与引发战争有关的生物学因素的地位。争论双方有一方认为侵略和战争是人类的本性，暗指战争不仅过去是而且永远都是人类生存发展难以避免的；另一方则认为战争是文化的产物，与生物学因素无关，这意味着战争可以通过人类活动消除。 正是这两方暗含的政治意图导致或者说造成这个争论不时成为热点问题。单纯从生物学角度讲，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因为它是建立在错误的将天性和文化两分的基础上的。人类是复杂的生物体，它不仅受基因影响，也耳濡目染着复杂的、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文化，并代代相传。 就像在培养独立个体过程中难以将教育对天性的影响分离开一样，在不同的社会体系中，把社会对生物的影响分离开来也是不可能的。这两种说法的对立不可避免地让我们难以解答潜在的战争起源的生物学问题。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在生物学上的血缘近亲——无尾猿，由于灵长类族群的社会生物学有着巨大的差异，而且含有文化组成部分，因此它们也无法帮助我们找到答案。仅仅在灵长目动物中与人类血缘最近的一族—黑猩猩中，其个体以及族群之间的争斗也是有着巨大差异的，尽管有非暴力的发展趋势，但还是无法提供有关人类天性的明确答案。因此，我们必须把目光转向早期人类历史留下的证据。
当然，类似这样的证据相当少，而且文字证据并没有显示战争尚未出现的时期的情况。因此，许多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转而研究那些20世纪仍然留存的由狩猎者和采集者组成的族群。他们假设这些部族人员仍然像数千年前我们的祖先那样生活，试图以此管窥远古时代的情况。 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生活在亚马孙流域的亚纳马默（Yanamamo）部落，该部落曾发生过很激烈的暴力冲突。这种冲突不仅发生在部落族人之间（特别是同性之间），也发生于部落之间。这个事例经常被引用证明进行战争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然而假设亚纳马默部落成员过着与我们的祖先一样的生活是有问题的。通过把这个小部落的发展历程放置于更加广阔的整个南美洲殖民历史长河中，一些人类学家已经重新解读了亚纳马默部落的原始地域研究资料。他们指出，亚纳马默部落远远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与临近的（通常是更加复杂的）社会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接触。这些社会自身曾进行过有组织的战争、贩卖武器，而且总体上破坏了所谓亚纳马默部落过着原始生活的假设。事实上，其他以捕猎动物和采集食物为生 的一直存续到20世纪的部落情况也都如此。更进一步说，每个存在暴力冲突的部落的例子在人类学文献中都会发现与之相对的和平生活的部落案例。人类学档案，至少是当它涉及研究仍然存在的民族时，用于回答战争起源问题是不可信的。
这使得我们把目光转向对远古人类的考古学记录，但这些考古学记录也难以解答战争起源问题，因为这些记录非常不完整。尽管专家们对用考古学记录解答战争起源这个问题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但考古学记录的确提供了某种临时性的答案轮廓。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曾研究过散布于地球各个角落的现代人的祖先——直立人（Homoerectus）的骨骼，这些专家同时还研究了直立人使用的有限的工具（基本上是石头制作的手斧）；这些物品散落于欧亚大陆的各处遗址中，其时代可以追溯到200万年前至10万年前。除了上述证据之外，还有专家们发现的生活于15万年前至10万年前的智人（Homosapiens）的骨骼，他们的足迹比直立人所到达的地方更远，其使用的工具也更加多样。在这两个远古人群的数千块骨骼中，很难发现人类暴力活动的明显痕迹，而那些确实发现痕迹的也属个案。研究发现，直立人并没有出现过个别的存在暴力活动痕迹的情况，看起来在原始人类中，所谓现代人类的产物——有组织的暴力活动不会早于大约15万年前发生。即使是在现代人遗址中，族群间（相对于个体而言）有组织的、使用武器的侵略证据在大约10万年前也是不存在的。
因此，如果我们把战争定义为人类之间有组织的暴力活动，而不是极罕见的凶杀事件，那么除了在古美索不达米亚的一起个别案例，在8000年前几乎没有发生战争的明显证据。在那个案例中，伊拉克北部某地发现了一个埋有数百具骸骨的大型墓地。这些骸骨有明显被人类武器伤害的痕迹。这是发现武器伤害的最早案例，也是最初的类型。也就是从这时起，这种类型变得越来越普遍。几乎在同一时间，堡垒开始在同一地区出现，例如，巴勒斯坦北部地区的耶利哥（Jericho）就有这样的建筑（尽管这些城墙的最初形态可能是为了抵御洪水而不是防御敌人）。从这时起，类似的痕迹在欧洲和近东地区迅速蔓延，在中国北部地区和美洲中部地区的一些地方随后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这些案例暗示着战争是一项发明、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生物决定论的产物。尽管战争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一些生物学因素，但这仅仅是因为人类本身就是一种生物（自此以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影响是否使得战争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要问的是：经历了数千年和平之后，是何种情况对那些地区和时代产生了影响，从而使战争爆发并从此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发明战争：原因那些爆发战争的地区和时代暗示着战争的爆发与农业的出现有关（尽管战争并不依赖于农业的出现）。同样，从另一个角度看，导致各个地区农业诞生的前提条件也有助于催生战争。不断增加的人口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在一些土地特别肥沃的农业区和物产丰富的猎区，人口增长开始导致食物不足。与此同时，由于资源至少在初期是足够充分的，因此在这些地区的人们，即使在农耕时代以前，其生活方式也变得离游牧生活越来越远。他们因此越来越频繁地提出对明确为领土的定居地的所有权。简言之，这种趋势在那些农业开始兴起的地区和时代得到了强化。固定的居所能够积累资源，这就给劫掠提供了一个诱人的目标，它同时也是一笔值得保卫的财富。
不断增加的人口不仅给资源带来压力，而且也改变了社会结构。一个地区的人口越来越多，不仅在绝对数量上，而且在居所的密度上，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定义明确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管理机制的诞生。类似的机制——其形式来源于部落领导功能——可能逐渐被一个家族掌握，直至首领世袭制出现。该机制也用于团结社会精英和那些统治家族内的强势团体，其诞生起初可能是为了处理团体内部斗争以及解决财富的再分配问题。最终，团体越大，内部的矛盾越难以通过家族成员或伙伴的非正式调解来解决，因为这种方式不能把不断增加的人口紧密联系在一起。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在这个团体内也很难进行交易和共享资源。因此，为了处理一些在现代名词术语中类似于维持治安和司法审判的事务，以及“为了公共利益”的征税和开支事务，领袖或等同于领袖的职务开始出现。一个公认的领袖和他的支持者（可能有助于执行领袖在团体内部做出的决策部署）不仅能够满足这些内部需求，而且潜在地为应对外来威胁提供了一个组织性更强的、中央集权的、高效的公共应对工具。类似的社会政治阶层和结构的产生并没有让战争的出现和爆发成为必然，但它们推动了这样一个步骤——即使没能让战争不可避免，但也让战争出现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它们是战争产生的前提。
政治阶层的诞生，即使是以有限的形式出现，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重要财产交易，这些交易凸显了权力的重要、合法以及精英地位的高贵。凸显那些重要物品（这些物品本身具有稀有特性）价值的交易本身，以及有限的资源供给，形成了导致冲突产生的另一种潜在关系。政治决策制定者及其地位与这种关系有着紧密联系，这为战争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诱因。
许多社会，在不同的地区和时代，独立步入了这样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阶段。推动部分这样的社会跨过界线步入发动有组织的暴力行动来攻击临近群体的最终因素是环境。最初是伊拉克北部地区，其后是明显独立发生战争的一些地区，这些地区似乎都发生过严重的环境危机，例如，由气温的缓慢上升和气候干燥导致的大范围干旱。突然且普遍的食品短缺给本已稳定的资源供给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点燃了发动军事行动的导火索。因此，原本和平相处的邻近族群为了保卫各自在这个世界中的生存空间，开始诉诸有组织的暴力活动，相互征战不休。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从已有的证据来看，战争和农业均诞生于最后一个冰河时代之后。由于全球变暖并不是永远有利于维持食物供给，因此不管是战争还是农业都可以被视为对重大环境变化的某种适应性反应。
战争起源：结果此外，战争和农业发生、发展的结果往往是相互促进的，促成了对方的传播。一旦战争在一个地区发生，许多动力会促使爆发战争的趋势迅速蔓延，这背离了战争的初始目的，也的确远离了战争爆发的初始条件。最初也是最明显的，它是一种成功的方式，至少在最初获得胜利的社会眼中是这样。当然，确实有一些社群能最大化地发掘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因为在一场战争中获得胜利就能得到有利于生存的资源，奠定进一步发动战争的基础，并获取如何进行战争的经验，这是至关重要的。面对着发动战争威胁的社群，相邻的社群不得不做出选择，要么以同样的方式回应，要么屈服。他们向战时机制的转变则迫使他们的邻居反过来面临着同样的选择。简言之，一旦社会政治版图中出现发动战争的势力，任何与它们有关的势力均不得不采取新的组织模式，否则将面临被征服或灭亡的风险。这种动力导致的战争观念的传播是非常迅速的——事实上，考古学证据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
也许更重要的是，从那以后，战争作为社会可以利用的一种工具，其长期存在是同社会阶层以及政治领导阶层相互作用的。像我们指出的那样，即使是在那些并不存在战争爆发条件的地区，战争也开始广泛蔓延。那些地区大概缺乏发动战争以获得生存空间的必要性，至少在一些案例中是这样的。在那些能有效使用武力的等级社会中，起作用的基本动力是社会精英追求自身利益，这自然与人民大众的利益相悖。由于政治精英更有可能利用其社会和经济上的特殊地位置办武器装备，这就促使他们变得崇尚武力，也因此能够在战争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并攫取荣誉和财富。简言之，战争给精英阶层带来的好处可能多于给农民带来的好处。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战争使精英阶层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使农民承担受到敌人发动破坏性袭击的风险，因此战争无疑是农民的一项负担。精英阶层支持战争，这种做法是与农民的经济利益相对立的，导致社会内部出现政治紧张情况，并促使精英阶层加强对人民的统治。这种情况发展到最后可能会导致自由民沦为佃农甚至是奴隶。由于农耕经济产生的剩余财富不足，这种情况使得精英阶层更倾向于对农民进行政治统治，因此精英阶层可以保证他们拥有（不成比例的）剩余财富，而战争很容易地推动了农业经济创造精英阶层主导的等级社会结构的趋势。
此外，作为社会面临的一种最严峻的危机，战争使最高层强有力的领导变得更加重要。部落领袖、酋长或者国王们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可能比其所属的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社会更热衷于发动战争。因此，领导人们发动战争是因为战争加强了他们的权威和地位，而不是因为战争是使他们所属群体获益的必要手段。通过这种方式，战争也强化并加剧了在资源不足和通信手段有限的情况下农耕社会所面临的统一领导的压力。因此，君主政体能够成为最后一个冰河世纪结束后很长时间的人类历史中盛行的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组织形式，战争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外有尚武社会造成的威胁，内有等级政治组织的推动，避免战争不再是一个选项。战争与修筑防御工事、军备竞赛以及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影响一起逐渐成为人类历史中不断发生的现象，本书后文将会对它们进行解读。
军事要素：公元前3500年之前的发展情况前一节概述的战争起源的动力暗示着战争和军事组织将进一步发展。尽管在战争出现以及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之间，某些战争和军事系统缺乏证据（例如，它们是什么样的），使得无法对一些案例展开详细调查，但一些总体趋势是能够看清楚。这些趋势契合本书围绕的主题分析的主要范畴，因此它们值得研究并作为军事实践和历史的基础。我们大多数分散的证据来源于埃及和近东地区，这里早期文明的记录是最为丰富的，我们所知道的早期的中国、印度、中美洲以及其他地区都符合这样的模式。
战争及社会组织第一个趋势包括社会组织中出现战争的外部和内部结果。要理解战争和社会组织的相互影响，需要对社会复杂性进行类型学研究。大体而言，社会政治组织可以分为简单的社团和复杂 的社团。简单的社团没有等级分明的组织—团体的所有成员大致拥有同等的地位，他们之间的差别趋向于在个别特征中产生且不具有遗传性。这类社团明显地适用于狩猎者—采集者群体，小型组织通常由一个家族扩展而来。那些由许多群体组成的部落，特别是当这个部落是大型部落时，尽管在某些时候确实拥有公认的领袖，但它也算简单的社团。然而，如果一个部落首领以及支持他的家族获得了世袭的首领地位并逐渐发展出永久或暂时的统治机制，那么这个社团则跨越了这个难以定义的界限，转化为复杂社团，从而演变成酋邦。复杂社团的最高层次—包括永久性的行政系统、正式的办公室，以及通常意义上的城市政治组织以及一些保存永久性记录（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文学作品）的机构——就是所谓国家。（有一个必须指出的重要问题是，这里讲到的机构等级的复杂性是从低到高排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发展是从“较恶劣的”到“较好的”，或者是从“野蛮的”到“文明的”。）战争出现的痕迹可以追溯到足够久远的过去，那时还没有一个社团符合通常意义上的对国家级别的政治组织的定义。最早进行战争的组织究竟是大型部落还是酋邦，还不得而知。相对而言，更令人信服的是战争促进了社会复杂性的发展。组织一群男人（以及女人）去打仗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需要机构的调度，强征劳力、资源，甚至是要求一个社群服兵役或者是以一种更好的方式说服社群的成员们或多或少地主动奉献。战争也因此成为一个有助于组织机构和意识形态发展的重要因素，它将人类社会连接得更为紧密。促进这样的政治结构和文化进步的特殊科技——最重要的当属文字（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与战争的蔓延有着紧密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并非科技所独享。当然，伴随着战争开始的政治统一进程也是不可避免的或没有任何疑问的。战争能够轻易地毁灭一个社会，而且遭到毁灭的并不仅仅是失败的一方。即使是一场胜仗也可能会在一个社会内部导致政治紧张，过度扩张其资源，或使其规模过大而难以有效管理，所有这些情况都可能会导致政治统一和社会凝聚力的崩塌。
战争对社会组织的影响可以反映在古代政治组织，特别是国家层次的社会组织的外部联系和内部动态上。由于新的领土和人口是政府能够增加资源的主要渠道，古代的国家都有扩张倾向。居住在其边界的人们因此常常被迫采取应对措施，不仅要发展自己的战争能力，而且还要 顺应强大邻居的意识形态。其结果是造就了政治上更有组织的酋邦和国家。在文化上，这个进程被称为民族起源，即在各自拥有独立的文化、种族、身份的相邻族群中形成一个民族。接下来，经过对这些族群的扩充和同化的复杂过程，最终发展成占统治地位的政府。事实上，许多我们熟悉的早期著名历史人物都是王国的军事领袖，例如，阿卡德（Akkad）的萨尔贡（Sargon）以及古埃及的美尼斯（Menes），这些都反映出战争与社会政治组织有着重要联系。
战争与科技
战争和社会机制、文化控制之间的间接联系前面已经提及。更直接的是，在很早的时候，战争就已经与不同形式的科技发展和传播产生了联系。然而，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掉进技术决定论的陷阱，这种过去流行的观点过分简单地把军事史（有时是整个历史）上所有重大的变革都归因于技术的革新。特定的科技影响因推行这些技术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背景不同而有着很大不同，这是我们在本书中将不断提及的主题之一。但仍然有一些科技毋庸置疑对战争的发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也是有区别的。
早期战争中的关键技术是冶金术、筑城术以及动物驯养术。金属—首先是青铜器，后来是铁 —能够被打造成利刃（当然，也可以用来打造铠甲），武器和铠甲的发明提升了冶金技术发达的社群的战斗力，而一些固定地区的防御工事也是战争从一个地区蔓延到另一个地区的明确标志。关键的驯养术当然是马匹的驯养：人们起初用马来拉战车，后来用它们承载战士，但马匹和其他驮运牲畜最广泛的用途是运输给养，其给战争带来的主要变革将在本章后面部分进行探讨。
战争中科技的主要形式，毫无疑问当属武器装备。古代战争中武器的基本分类与今天仍以某种形式存在的白刃战所使用武器的分类相同，例如，棍棒、匕首、长矛，以及投射武器如标枪、弹弓和弓箭。早期战争的武器毫无疑问是由大型捕猎工具演化而来的，但人们很快就需要专门制作的武器，特别是需要大规模使用这些武器杀死其他装备了武器和铠甲的敌人时。举例来说，剑从来都不是狩猎武器。（弓箭相对而言则很容易从用于打猎转变为用于作战。）武器和战术紧密相关，但我们对古代战争的了解很有限，以至对于军队是如何进行作战的无法做出肯定的结论。直到公元前的第二个千年，我们才能进行更详细的研究。
战争与文化发动战争牵涉到社会政治，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文化表达。我们已经谈及皇家宣传鼓动对于要发动战争而把社会团结起来的作用。对皇家军队胜利的记述，不管精确与否，都给领袖带来了声望，表现他在保卫人民时尽到了国王的职责，也因此有助于使王权统治合法化。 这种皇家宣传至少是基于当时发生的事件，因此它们是我们研究军事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在军事贵族和精英阶层中形成的勇士文化（warriorculture）的变化至少是同等重要的，无论这些人在何种情况下出现。与皇家宣传经常起到的作用相比，勇士精神——常常围绕着勇敢、忠诚以及其他存在于有战斗力的军事组织的普遍价值观构筑——有机会更为彻底地渗入一个社会的文化观念中去，因为它代表着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的观点和利益，而不是那些形式上的皇权。战争故事——勇士精神的文学表达，经常以诗歌的形式出现（在有文字记载以前很久，许多地区流传的是口述的史诗）——成为许多文学的传统资源。荷马的《伊利亚特》可能是西方读者最为熟悉的，包含许多战争故事的文学流派则成为印度教传统的基础，而以书面形式存在的最早的文学史诗《吉尔伽美什》讲述了一个伟大的国王的故事。在所有的勇士文化中一个普遍的因素是这些文化的角色性别高度单一。从我们已知的早期案例来看，战争、 战争技巧以及部队的训练（而且可以延伸到合法使用权力）即使不全是与男性相关，也与男性密切相关。在有组织的战事爆发之前，我们无疑对性别在人类发展长河中的作用和身份知之甚少，但似乎男性权力以及公众生活的雄性化程度不同地成为几乎所有社会的鲜明特点，现代之前，几乎所有的社会都受到等级社会使用暴力的文化后果的深刻影响。在历史上，尽管数量不多，女性也确实曾经作为领袖、战士以及军队密切支持者参加过战争，尽管如此，战争的阳刚形象仍然得以突显，其地位并未因一些性别相反的案例而受到影响。当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女王阿特米西娅（Artemisia）作为波斯的军事统帅在萨拉米斯（Salamis）海战（参见第5章）中英勇作战时，她的宗主皇帝薛西斯（Xerxes）从高高的山岭上俯视意料之外的损失惨重的战况时，据说说过这样的话：“我的男子汉们变成了女人，而我的女人则成了真正的男子汉！”这暗示着女性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在性别高度单一的部队中，受到的对待曾经非常严苛。
有组织的战争，公元前3500—前600年公元前8000年之后的战争考古证据，包括大规模的墓葬群、武器埋藏点以及那些早已被夷为平地的村庄，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的广阔地区—从现今的比利时到中国北部，类似的证据也在美洲大陆出现过，尽管其出现的时间相对而言非常晚。有意思的是，大多数美洲地区的战争考古证据都间接地表明当地政治组织的层次当时都未曾超过酋邦的水平。而城市、国家首先出现的地区，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河河谷以及稍晚的中国北部，大多数似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因此，尽管在酋邦中战争提升了首领的权力，但在尚未达到国家层次的社会中发生高烈度的战争似乎并不是能够促使其向更复杂的政治组织层次转变的充分条件。事实上，战争的破坏性后果可能阻碍了资源的积累和人口的增长，而这些是国家出现所必需的。（一旦国家广泛存在，从酋邦升级为国家则变得更加简单，因为可以复制的模式和可以利用的资源已经触手可及。）结果就是历史上战争的出现比国家的出现要早大约5000年，而且，在城邦国家出现后的大约1000年里，战争并不是国家政治组织或活动的中心。美索不达米亚早期城邦国家参与的战争十分有规律，且烈度较低（至少以我们现在的了解而言），而且与在战争中的领导地位相比，统治者的形象与他们在宗教中的地位联系得更为紧密。埃及很早就在一场看起来短暂且低烈度的武装冲突后统一成为一个王国，它被围绕着尼罗河的沙漠同其他地区隔离开来，在完全没有战争和军队的状态下度过了将近1000年。位于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的哈拉潘（Harappan）文明的考古记录非常模糊，令人无法确定战争在这个地区所起到的作用，但可以确定战争似乎并未扮演着突出的角色。位于中国北部黄河流域的早期国家间爆发的战争可能更为频繁，但那里的战争似乎在波及范围和烈度上也是有限的。事实上，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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