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八国乱与倒霉蛋(再说晚清国运)

 晚清中国现代化转型，有一个无法忽视的负资产，就是机会主义（Opportunism）的盛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蔑视一切规则的机会主义行为，在清政府、保皇党和革命党三方主要势力身上，都有体现。

 澳洲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等提出的“国家机会主义”（State Opportunism），始终伴随着晚清的改革开放全过程。由于宪政制衡机制的缺席，清政府的改革，以无限强大的公权力剥夺社会利益为代价，造成严重的腐败和普遍的寻租行为，并导致社会大众不再相信游戏规则，全民奉行机会主义，罔顾社会道德准则（Moral Code），不择手段。

 杨小凯其实是用一套经济学话语，阐述了日本著名间谍学者宗方小太郎的同一论断。甲午战前，宗方小太郎向明治天皇提交了战略情报《中国大势之倾向》，鲜明地提出，中国的腐败源自官场但不限于官场，而是全民腐败。

 晚清公权力的无信与滥用，突出地体现在官督商办的企业上。为解决投入资金不足的问题，清政府向民间资本开放部分产业和企业，却又通过衙门化的管理方式，将出资人的话语权缩小到近似于无。这直接导致投资者对政府融资项目采取两种看似矛盾而荒唐的方式：在一级市场中拒绝与躲避，在二级市场中炒作与投机。

 一级市场的冷遇，在1887年李鸿章发行“中国铁路公司”股票时*为显著。100万两的融资计划只完成了10.85万两，上海英文报《北华捷报》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之前的轮船招商局等招股后，却在重大事宜上从不尊重投资者意愿，导致投资者丧失信心。而晚清的几次灾难性股灾，则与投资者疯狂炒作二级市场极有关系。凡是能公开交易的上市公司，股民们“趋之若鹜，一公司出，不问好歹，不察底蕴，股票早已满额，亦麾之不去”“其实十之八九皆非真欲买股之人也”（《申报》），“市里奸侩特开售卖股票之风，以致举国狂欢，纳股者非富家藏窖之银，乃市肆流通之宝，而害遂不可胜言矣。”（《字林沪报》）甚至，连官方的对外战争赔款、铁路建设专款等巨额资金，也都大规模违规入市，支撑起官员们的“老鼠仓”。（雪珥《辛亥：计划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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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国运，早已尘埃落定，甚至似乎成了老古董，但百年来国人未必看得清楚——鸦片战争，究竟我们败在何处？八国联军侵华，是否就只留下满腔义愤？辛亥革命，帝制被弃之如敝履，我们还丢掉了什么？

 海外学者雪珥截取晚晴国运几个颇具代表性的节点，讲述了我们不知道的历史故事——鸦片战争，其实背后隐藏着中英两国的国际贸易冲突。八国联军除了给我们带来了耻辱，也带来了另一个文明的镜鉴。辛亥革命中ziu为悲催的那些人，他们的命运也预示着之后共和国国运之多舛。晚晴“国企”的浮沉，也让我们看得似曾相识。《贸易战、八国乱与倒霉蛋——再说晚清国运》，至今仍足堪医国者忌！ 

雪珥Zui Xin力作！揭开200年前中英贸易战触目惊心内幕！

2018年春天以来，中美之间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贸易博弈，中间虽几经谈判磋商，但Zui终以贸易战相向。这场贸易战已持续半年有余，其背后的原因之一据称是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其实，早在200多年前，中国与英国之间就因为贸易逆差发生过一场持续100年的贸易战，那场贸易战Zui终导致了Di Yi次鸦片战争。

对于那场战争，我们视之为一段屈辱的历史，早已将其贴上标签，对背后的原因少有深究。海外学者雪珥则从卷轶浩繁的英文文献中，翻检出200多年前那些记录着中英茶叶、鸦片贸易的经济数据，那些抖落掉满身灰尘的经济数据，和英文史料，讲述了一个个今天我们所不知道的、触目惊心的故事。

例如，18世纪中叶，中国茶叶通过东印度公司进口英国造成了巨大贸易逆差，英国1784年就对中国茶叶开出了高达119%的税率，Zui终英国政府找到了英中贸易逆差的平衡器——鸦片贸易，正是他们释放出来的鸦片恶魔，不久改变了中国进而改变了世界。

再如，鸦片走私中的大清海关成了贪腐分赃平台，也成了一支寄生在外商与行商身上勒索吸血的巨大蚂蝗，广州的行商甚至成立了一种“众筹”式的行贿基金。而清政府打击鸦片的举措，则被官员们当成了权力“寻租”的大好机会。行贿成本的激增，迫使外商将鸦片交易场所转移到了外海“伶仃洋”，撇开中间环节直接向终端渠道批发鸦片。既得利益的丧失，令广东的官员们开始真的痛恨起鸦片贸易来，于是，一场用奏折、谕旨、告示、命令和弹压等为武器的战争开始了！

除了贸易战，雪珥还截取晚清国运两个关键节点，讲述了庚子年八国联军的那些奇葩事和辛亥年一些人的悲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