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新绎

序 言

一、范祖禹与《唐鉴》

中国历来有以史为鉴的传统，历代学者编写各种史书，都有同一个目的，即让后人通过了解历史而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让历史成为后人的镜子，指导人们在自己的时代尽量避免前人的错误，吸取前人的智慧，把国家治理得更好，让人民生活得更为幸福。我们今天来读《唐鉴》，也是抱着同样的目的。

《唐鉴》是中国历史上一部有名的史论著作，由北宋的范祖禹（1041―1098）写成。范祖禹，字淳甫，又字梦得，华阳（今四川成都）人，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政论家。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中进士，初任资州龙水令，后协助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在神宗、哲宗两朝历任秘书省正字、著作佐郎、著作郎兼侍讲、谏议大夫、礼部侍郎、侍讲学士、翰林学士等职，后因朝廷党争而被贬到外地，先后出任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知州、武安军（今湖南长沙）节度副使、昭州（今广西平乐）别驾，又被贬到永州（今湖南永州）、宾州（今广西宾阳）、化州（今广东化州），终在化州病逝。化州民众为纪念范祖禹而建有范公墓，千年来一直是化州的著名人文景观。

范祖禹为人正直，平日不言他人之过，但遇大是大非，则据理力争，绝不模棱两可。担任皇帝侍讲（为皇帝讲解古代典籍的官职）时，能把古书中的思想意义讲得清楚而深透，并能结合当时的政事加以分析，因此而被苏轼誉为“讲官”。范祖禹的传记在《宋史》卷三三七《范镇传》之后，要了解范祖禹的事迹，可读此传。范祖禹的著作除《唐鉴》外，还有《帝学》《神宗实录》《仁皇政典》等，他的诗文合编为《范太史集》。

范祖禹撰写《唐鉴》，是他协助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副产品。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自己负责全书的统稿，兼撰先秦部分，此外又挑选了一些专家共同编写，如汉史专家刘攽、魏晋南北朝史专家刘恕、唐五代十国史专家范祖禹，让他们每人负责撰写一个时代的历史，再由司马光终修改定稿，可知这是集中了集体智慧的历史巨著，故在后代一直受到人们的欢迎。

《资治通鉴》中的唐代及五代十国部分，是这部历史巨著的后部分，也是内容为丰富而详尽的部分，因为紧接着这个时代，就是司马光和范祖禹所处的北宋。他们对刚过去的那个时代有着远比其他历史时代更为深切的感情与理解。由此可知，范祖禹负责撰写《资治通鉴》的唐及五代十国部分，在整个《资治通鉴》的撰写中占有如何重要的分量。

范祖禹为完成《资治通鉴》的唐及五代十国部分，跟随司马光在洛阳工作了十五年之久，心无旁骛，专心致志，精心整理史料，仔细研究唐及五代十国历史的各种问题，出色地完成了《资治通鉴》中的唐及五代十国部分的撰写。等到《资治通鉴》全书完成后，范祖禹还觉得有不少问题未能在《资治通鉴》中充分阐述清楚，所以他又把自己关于唐代历史的理解与认识用史论的方式写成《唐鉴》一书。由于范祖禹在撰写《资治通鉴》的唐及五代十国部分时做了充分的研究与思考，因此他在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写成的《唐鉴》，能够站在整个中国通史的高度纵论唐代三百年间各位皇帝及重要大臣治理国家的得失利弊，上起唐高祖李渊在任隋朝高官时起兵反隋，下至唐代后一位皇帝昭宣帝被迫“禅让”帝位给朱全忠，整个唐代历史的兴衰，范祖禹全都做了自己的深刻评论，全书共有296 篇评论，是历史上罕见的唐代历史通论。书成之后，范祖禹把它献给宋哲宗，希望宋哲宗能以刚刚灭亡的唐代历史为鉴戒，学习和汲取前代帝王治国理政的智慧，而不要重犯前代帝王的错误，这正是他与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以史为鉴”思想的又一次体现。

二、《唐鉴》要探讨什么问题

《唐鉴》完成之后，范祖禹为《唐鉴》写了一篇序，说明了他撰写此书的根本目的。

考其（唐）兴废治乱之由。

也就是说，他要分析和总结唐代从兴起、强盛而后逐渐变弱并终至灭亡的原因是什么。为此他先考察了唐王朝是如何兴起的。他认为唐高祖李渊能“以一旅之众取关中，不半岁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的原因在于隋王朝的统治已经“大坏”，而唐的起兵是“以治易乱，以宽易暴”，所以使“天下之人归往而安息之”。

这说明一个王朝无论曾经如何强盛，也会因为帝王治国不善而使这个王朝的统治从治到乱，所谓的“大坏”，就是“大乱”的结果，由于“乱”而使整个王朝垮掉了。用今天的话说，“大坏”就是彻底垮台了。所以唐的起兵反隋，是用治来代替乱，是用宽政来代替暴政。这

就是所谓的“以治易乱，以宽易暴”。易，就是代替的意思。“宽”与“暴”相对而言，暴政是对待官与民都非常残暴，毫不顾惜他们的利益，不拿他们的生命当一回事；而宽政则是实行宽松的政治，使人们都生活在和谐的环境中。这也说明，隋的“大坏”，是由隋王朝的暴政引起的必然结果，而宽政则是挽救这种暴政之恶果的正确之道。

正因为如此，唐王朝才能一举取代隋王朝，使天下人民都愿“归往”于唐王朝的统治，而摒弃隋王朝的暴政，因为这样一来，“天下之人”才能得到“安息”。换句话说，谁能让人民得到“安息”，谁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所谓“安息”，就是平安与休息之意，不再因暴政而处于危险与不得休息的境地。而这也是天下人民为欢迎的局面，是统治天下好的局面。

但在新的王朝建立之后，的问题就是如何使这个新的王朝稳固下来，继续得到人民的拥护与支持。唐王朝做到了这一点，范祖禹认为其原因是能做到“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万物”，他认为这就是唐朝能够兴盛的原因。

治理国家重要的因素是君与臣都能做正确的事，在古代的社会制度下，君是根本的因素，臣是辅助性的因素，对于君来说，重要的是要做到“明”。“明”不是个人在智力上的聪明，而是在政治上的开明、明智。君能做到在政治上开明、明智，就能识别、判断和选拔出秀的人才担任各级官员，这就保证了“臣忠”不是臣为了讨好君而装出来的假象，而是实实在在的为臣之人的素质。“忠”也不是臣对君的个人忠诚，而是臣对于整个国家命运、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诚和负责精神。开明、明智的君所要求的臣的“忠”，就应该是这样的“忠”，而不是臣对君本人的言听计从，甚至是阿谀奉承。

如果君臣能做到这种“明”与“忠”，就能使整个统治机制达到效果。而衡量这种效果的标准应该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客观的标准就是“外包四荒，下遂万物”。四荒是指遥远的四面八方，也就是要君臣能关心整个天下，不是只关注自己眼前的那点地方及其事务。万物则是整个天下中所有的人与物，要让所有的人与物都能达成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利益，这就是所谓的“遂”。遂，意为完成。用“外包四荒，下遂万物”作为衡量君臣治理天下的客观标准，是非常有效的，其他的事情都不能有效地衡量君臣治国的效果，无论文人墨客或大臣官僚如何歌功颂德，都不能真正衡量出君臣治国的真正效果，只有从四荒与万物的实际情况来看，才能真正看出君臣治国的实际效果。所以范祖禹说到唐王朝的治国成功与统治稳固，只用这几句话就足以揭示其中的道理了。这就是历史学家通过对历史的整体纵观与深刻分析所能得出的简明而有效的结论。这一结论无论观察哪一个王朝，都是足够有效的。

……

《唐鉴》是北宋史学名家范祖禹的史论代表作。全书五万余字，以独特的编撰体例，记录了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军事等方面总结唐朝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被誉为“深明唐三百年间治乱”的史学名著。

本书作者依据珍贵的宋代刻本，精选《唐鉴》中的144篇，进行全新解读：根据各篇的内容拟出标题，原文前面添加“题解”，说明这一篇的主要内容与主旨，再列出《唐鉴》原书中的有关记载和范祖禹的评论，对原文中的人名、地名、官名及人们感到陌生的字词进行注释，并在此基础上译成现代汉语，后进行评析，对相关的历史事件、人物、制度及范祖禹的评论等做出分析解读，系统分析和总结了唐代从兴起、强盛而后逐渐衰败并终至灭亡的原因，以及如何运用历史的经验教训来观察与指导现实，有利于读者把古人的智慧转化为自己的文化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