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

前　言
本书致力于重新描绘一个部分是因距离,但主要是被历史涂抹得面目全非的世界。全书主要讨论的是选择:对忠的选择、对认同的选择、对解释的选择,以及人们面对纷繁变乱的时代所做的选择。本书试图为一系列特殊人群所做的特殊选择确立一个参照物,并且力图考察是什么影响了他们的选择,反过来又是什么影响了参照物的变化。同时,本书还探寻了文献中对于这些选择的解释的变化过程,并将之作为从后世文献中获取10世纪真实情形的一种主要手段。
这里呈现出来的研究结果,一开始并非如此。我的博士论文从最初以越境者(frontier crosser)为主题发展到现在以边界(border)为主题,这使我必须重新思考现代某些重要的概念在过去是什么样的。在这一似乎永无止境的重新思考过程中,我的一些新的假定贯穿了本书始末。因此,作品的成形实际上是这一探索历程的结束,虽然这无法解释我为何会到那儿,但这使我以另一个视角和另一种语言,开启了一段领略不同风景的旅程。
同样,也是一次旅行激发了我对边疆(frontier)这一主题的兴趣。20世纪80年代初,我骑行穿越仍笼罩在冷战阴影下的东欧,近距离观察到诸多在边疆与边界自相矛盾的情形。我不仅注意到东德人被围于柏林墙内,而且发现奥匈边界虽壁垒森严,却日常往来自由。在乡间路上,只有通过边检站时才能感知边界的存在,四目所及根本没有栅栏将边界两边分隔开来,反倒是景移境迁成为进入另一个国家的标识,比如在捷克和斯洛伐克是肤寸狭田、草垛矗立,而到了匈牙利则是沃野千里、阡陌交通。同样,在波兰,簇新闪亮的教堂铜顶展示了人们对天主教的虔诚。那次旅行使我开始实际关注现在的边疆:边疆是什么,边疆是如何确立的,又是如何被打破的,或者说当地民众是如何忽略它的存在的? 果真这样的话,中央政府在其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为什么不同形式的越境(frontier crossing)成了政府与当地人斗争的舞台?中国历史上也有与之相似的问题,这就使我们能以一种同样的方式重新理解边疆问题(frontierissues)。在我开始这项研究的很多年里,汉化(sinicization)的概念从广遭质疑到被普遍接受,从1990年柯娇燕(Pamela Crossley)具有深远意义的论文《思考现代早期中国的族群性》(“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到2002年宿迪塔·森(Sudipta Sen)在《亚洲研究》(Asian Studies)上宣布同化模式(assimilationist model)已死亡。彼时,族性(ethnicity)成为除汉化(sinicization)以外的一种主要叙述方式,然而现在族性本身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已遭到质疑——至少对于前现代来说是这样的——在此,我试图提供另一种分析模式,以便能够更好地分析并非是由族性建构起来的世界。
当然,在此要感谢的人太多,原谅我无法一一胪举,只能铭记于心。吉尼提·纳尔逊(Jinty Nelson)不仅让我领略到编年史是如此令人着迷,而且教会了我阅读它们的方法。安妮·达根(Anne Duggan)不遗余力地打磨我的文稿。傅海波(Herbert Franke)积极鼓励我阅读古代文献。与其他人一样,杜希德(Denis Twitchett)的耐心和一直以来的支持,使我获益良多。他慷慨的鼓励,我将永生不忘。柯娇燕不断给予我灵感、支持、批判,以及学术良知。感谢威斯康星大学苏必利尔分校与纽卡斯尔的同事们以及那些志同道合的学生们,是他们给予了我温馨的工作环境和切实的帮助。
本书能够完成,得益于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Exchange)博士论文奖学金的资助。随后的工作、奖学金以及参会邀请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了我从不同角度探索相关问题的机会,这些是埋头写作此书无法获得的。虽然由此延缓了写作进度,但我受益匪浅。
在此,同样要感谢鲁文·阿米塔伊(Reuven Amitai)与彭晓燕(Michal Biran),特别要感谢狄宇宙(Nicola DiCosmo)的宽容。我希望本书的出版能给他们带来哪怕一丝半点的安慰。另外要感谢的是,英国大学中国委员会(Universities’China Committee in London)提供的出版津贴,减轻了出版的负担。
狄宇宙和柯娇燕通读了样稿(柯娇燕校读了两遍)。我力图全面采纳他们的建设性意见,可惜的是我却辜负了他们的期许,未能全部吸收他们的真知灼见。尤锐(Yuri Pines)和戚安道(Andrew Chittick)对于“忠”(loyalty)在某些重要历史时期的讨论拓宽了我的视野。凯文·格林(Kevin Greene)、格雷姆·米尔恩(Graeme Milne)、鲍勃·穆尔(Bob Moore)与萨姆·特纳(Sam Turner)阅读了未成形的导言和第1章。艾利森·哈迪(Alison Hardie)仔细审订了书中的翻译,蒂姆·柯克(Tim Kirk)为书名提供了建议,龙沛(Peter Lorge)在最后时刻给出了至关重要的批评意见。迈克(Mike)仔细审读了每一稿,值得欣慰的是现在他有新的东西可以读了。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的帕特·克罗斯比(Pat Crosby)做了大量超出编辑本职的工作,在此惟道一声谢谢。与玛格丽特·布莱克(Margaret Black)一起工作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以上所有人对于精进本书提供了诸多帮助,但我仍要文责自负。
我的家人为此付出太多,这本小册子是无以为报的。如果不是家人坚持让我周末休息,待在家里与他们共享晚餐,我想我会早点完成这本书,但是如果没有家人的坚持——更别说没有他们的爱、他们的耐心,以及他们的纷扰——我想我是根本不可能完成此书的。

于泰晤士河畔纽卡斯尔
2006年3月

本书改变了以往以民族主义概念观察历史问题的视角，将10世纪燕云地区部分汉人官员和将领依附契丹政权的史实作为切入点，重新探讨了从唐灭亡至宋辽“澶渊之盟”间这一复杂时期内人们忠君观念和边界意识的变化，以及族群间文化冲突与认同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该书主要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专注于界定一系列概念并探讨相关观念的变化，包括边界、族性、忠诚的意识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通过对不同时期越境入辽的代表人物李澣、韩延徽、张砺、赵延寿、王继忠的个案分析，揭示了特殊历史阶段人们的不同选择。

·一部海外汉学经典，填补辽宋史研究的空白之处
·一种全新研究视角，打破后世忠理念的传统理解
·一幅文官群像图卷，展现特殊历史期的不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