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答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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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编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出版社人民
ISBN9787010151731
出版时间2016-01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59元
货号3430108
上书时间2024-05-30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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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目录
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
(1936年7月9日)
接受美国学者T．A．彼森采访
(1937年6月23日)
接受《文摘战时旬刊》记者汪衡、陈文杰采访
(1938年1月12日)
关于军事问题答记者问
(1938年2月)
答美方观察员问
(1942年4月22日、5月3日)
关于国共谈判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
(1944年8月12日)
关于提议组织联合政府的谈话
(1945年1月24日)
在重庆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和答问
(1945年12月18日)
关于停战命令的发布等问题的谈话和答问
(1946年1月10日)
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问题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
(1946年3月18日)
关于政协决议的实施等问题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
(1946年4月4日)
关于国民党在东北不停止进攻问题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
(1946年4月13日)
关于东北停战谈判的情况和中共的基本主张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
(1946年4月30日)
关于国共最近会谈情形的谈话和答问
(1946年6月21日)
就有关时局问题答中外记者问
(1946年6月30日)
接受《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采访
(1946年7月6日)
反对扩大内战与政治暗杀的声明
(1946年7月17日)
在上海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
(1946年7月18日)
关于蒋介石文告发表后国共商谈情况答记者问
(1946年8月26日)
就时局问题答外国记者问
(1946年8月26日)
接受美国合众社记者采访
(1946年8月28日)
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李勃曼采访
(1946年9月)
在上海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
(1946年10月1日)
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声明和答问
(1946年11月16日)
就美国杜鲁门总统声明答新华社记者问
(1946年12月28日)
接受捷克通讯社和捷克红色权利报驻华特派员万纳采访
(1950年6月14日)
接受印度《印度教徒报》记者雪尔凡伽采访
(1954．年6月22日)
在印度新德里记者招待会上的书面谈话
(1954年6月27日)
接受美国《民族》周刊记者贾菲采访
(1955年4月25日)
答印度尼西亚记者问
(1955年4月28日)
接受印度尼西亚安塔拉通讯社等五家媒体记者联合采访
(1955年6月2日)
答日本新闻界广播界访华代表团问
(1955年8月17日)
接受菲律宾《马尼拉纪事报》记者莫里西奥和曼那劳克采访
(1955年lO月23日)
在印度马哈巴利普兰答记者问
(1956年12月6日)
在印度加尔各答记者招待会上的答问
(1956年12月9日)
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爱德华·穆罗采访
(1956年12月19日)
在缅甸仰光机场答记者问
(1956年12月20日)
在巴基斯坦卡拉奇记者招待会上的答问
(1956年12月24日)
在巴基斯坦达卡答记者问
(1956年12月29日)
在波兰华沙记者招待会上的答问
(1957年1月16日)
抵达印度新德里机场时答记者问
(1957年1月24日)
离开印度新德里机场时答记者问
(1957年1月25日)
在尼泊尔加德满都记者招待会上的答问
(1957年1月29日)
在锡兰科伦坡记者招待会上的答问
(1957年2月5日)
同美国青年代表团的谈话
(1957年9月7日)
在缅甸仰光机场答记者问
(1960年4月19日)
在印度新德里答记者问
(1960年4月25日)
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答记者问
(1960年4月28日)
在柬埔寨金边答记者问
(1960年5月8日)
关于中美关系问题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1960年8月30日)
接受英国记者费力克斯·格林电视访问
(1960年9月5日)
在开罗答记者问
(1963年12月20日)
接受中东通讯社记者采访
(1963年12月20日)
接受突尼斯《行动报》记者采访
(1964．年1月10日)
接受加纳通讯社记者采访
(1964年1月15日)
接受法国新闻社记者特塞兰采访
(1964年2月3日)
接受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首席记者沙夫达·阿里·古莱采访
(1964年2月25日)
在巴基斯坦达卡记者招待会上的答问
(1964年2月25日)
接受日本《朝日新闻》等五家媒体记者联合采访
(1964年2月29日)
接见菲律宾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的谈话
(1964．年10月24日)
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问
(1964年12月16日)
接受中东通讯社新闻编辑部主任采访
(1965年4月2日)
答中东通讯社主编卡迈勒·阿密尔问
(1965年9月8日)
接受美国((纽约时报》等三家媒体记者采访
(1971年6月21日)
内容摘要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同志同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世界各国政府首脑、著名记者有过频繁接触。在这些接触中，周恩来同志以其睿智、勇气阐释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的主张和意见，留下许多光辉的文字。这些文字是党的历史上值得珍藏的记忆。为让广大读者深刻了解这些重要内容，我们邀请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选编了《周恩来答问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答问录》通过答问的形式，将周恩来同志和各界人士的答问内容向广大读者展示，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教育意义。
精彩内容
埃德加·斯诺：你认为蒋介石现在的地位比几年前是强些还是弱些?周恩来：蒋介石在一九三四年到达了他权力的顶峰，现在正迅速下降。当他在江西发动第五次战争的时候，他能动员五十万军队进攻和封锁我们。那是他力量最强大的时期。在他消灭了十九路军并迫使我们撤退的时候，他在长江流域主宰一切。但是，他为取得这一切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自那时以来，他的内战口号已经完全失去了吸引力。在国民党的上次代表大会上，他已不敢用反共口号，因为害怕遭到批评。
蒋介石试图把他的势力扩大到所有边界，因而愈来愈分散他的兵力，这样做，就是到处削弱他自己，他缺乏集中的能力，现已成为他的弱点。从求得政治上的真正巩固这个意义来说，他自己承担了过于广泛的责任。
如果他容许红军在西北建立一块根据地，那么，最后他就不可能像他在江西所做的那样来集中力量进攻我们。他现在既不能阻止这个根据地的建立，也不可能阻止它的迅速扩展和巩固。
第二点要记住的是：假如抗日运动发展起来，蒋介石的独裁权几乎一定会被剥夺(丧失独裁式的控制)。他的军队既不像在第五次反共战役时那么大、那么集中，也不像那时那样忠诚于他。如果抗日战争发生
，抗日部队(那就是红军)将取得他的指挥权的一大部分。蒋介石很知道，抗日战争的第一天就将在他的控制权上打上毁灭的印记。无需举出国民党军队的将军们和部队会在什么地方首先发生这种背离。然而，他的最有才干的指挥官之一陈诚①，对于同红军打仗没有什么热情，则是众所周知的。胡宗南②甚至更少热情。他们两人都是黄埔的左派学生，并且是许多红军将领从前的同事，都是爱国的。蒋介石是不能长期依靠他们两人把他个人的反对红军的战争进行下去的。
如果抗日战争发生，他们几乎肯定会拥护统一战线的。
埃德加·斯诺：你对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看法如何?周恩来：不怎么样。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为一个战略家则或许好一点。
作为一个战术家，蒋介石采用拿破仑的方法。拿破仑的战术需要极大地依靠士兵的高昂士气和战斗精神，依靠必胜的意志。而蒋介石正是在这方面老犯错误，他过于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带领敢死队的突击英雄。只要他带领一个团或一个师，他总是把他们弄得一团糟。他老是把他的士兵们集中起来，试图用猛攻来夺取阵地。一九二七年的武汉战役中，蒋介石带领一个师在别人失败后进攻那个城市，把全部力量用于进攻敌人的防御工事，这个师全部被打垮。
在南昌，他又重复了那种错误。他袭击了由孙传芳③防守的那个城市，并拒绝等待增援而用了他的第一师。孙传芳撤退，让蒋介石进入部分城区，然后反击，把蒋军赶入城墙和河流之间的陷阱。蒋的军队被消灭了。蒋介石拥有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二十一师三个师，但他只用了第一师。叶剑英(现在是东征的红军参谋长)那时统率第二十一师。蒋的愚蠢使叶厌恶，不久就离开了他的指挥部。
在这次陕西战役中，蒋介石命令陈诚将军派两个师进攻红军并歼灭他们。陈诚是个比较高明的战术家，他拒绝这么做，怕遭伏击。我们截取到他给蒋介石的复信。我们实在欢迎这种集中，正是在这种进攻中，我们于去年(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把张学良④部队六干人解除了武装。对南京说来幸运的是，蒋介石并不经常亲自在前线指挥，原因之一，是他不会骑马。
蒋介石是一个较高明的战略家，却不是一个高明的战术家。他的政治意识比军事意识强，这是他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他常常相当熟练地制定一次战役的全面计划。
埃德加·斯诺：你认为南京最有才干的野战指挥官们是谁?周恩来：陈诚是一个很坚定的苦干的人，但是他并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胡宗南或许是蒋介石最有才干的指挥官，他进行了攻打红军的最有效的战斗。何应钦②从前不是一个太蹩脚的指挥官，但是一九二七年他遭到严重的挫败，吓破了胆，丧失了战斗勇气，自从那时以来，他(在战场上)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埃德加·斯诺：从军事观点看，红军在江西第五次战役中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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