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美：澄明之境及其隐蔽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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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让-保尔·萨特
出版社人民文学
ISBN9787020182299
出版时间20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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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59元
货号1203097843
上书时间2024-05-30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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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让-保尔？萨特(1905―1980)，二十世纪法国声誉最高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是战后法国知识界的一面旗帜，享有“世纪伟人”“世纪的良心”之盛誉。他的学说对法国及整个欧美的思想文化界曾产生深刻影响，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目录
目次
介绍 阿莱特·艾凯因-萨特
马拉美的介入
一 无神论的继承者们
二 大写的当选者
马拉美（1842—1898）
内容摘要
在《马拉美:澄明之境及其隐蔽面》中萨特熟门熟路地钻进马拉美世界的中心。他把马拉美思想最奇妙的表述变成他自己的表述，调用马拉美的诗句，使他自己的说法具有诗一般的情调。“一旦某个目的归于人类，一旦这个目的完成了，一旦人们将此视为现实，那一切就完蛋了：人类变成蚂蚁，感性认识便扎根于人类。”这个想法在萨特笔下成为马拉美自身的写照，也是萨特自身的写照，他一部分作品没有完成。1952年动笔写的这篇散论就像是其中一例。至于马拉美，他死时好像才开始撰写“伟大的著作”，心知肚明自己被上天选定，那就意味着这个崇高目的是永远达不到的。
金句：他（马拉美）写诗，犹如灿烂的凤凰，重新拔地而起，终于为存在而骄傲，“预先没有任何人信以为真”，凤凰从灰烬中再生，而且是自我再生。
精彩内容
于是人世放逐他们，反过来又被他们逐放。引自魏尔兰《农神体诗》之《序诗》。整体运作就这么冒冒失失被揭示了：问题只不过在于标志的变换。大家异口同声说，在一切事物中，负极是正极的象征。诗人经受不幸的遭遇后佯装自作自受引自让·科克托《埃菲尔铁塔的新婚夫妇》：“既然咱们搞不懂其中奥妙，不妨假装自作自受吧。”；从强加给他的约束中，他居然硬说看出他是被上帝遴选的标记，对人家给他规定的限制，他动容之余，忍气吞声，却顽固拒绝离开自己的位置，尽管是别人硬要他占着不动。这种阴沉的态度，人们称之为“尊严”，使服从变为挑战，使被动又变为叛逆反抗。故而诗人保持沉默就很有面子，任何人都不会邀请他发话了，或更准确地说，他会写点东西，公开告示他缄口不语了。某些主题是其禁区吗？不错，反正所有其他主题都自禁了。从1860至1900年文学缄默不干了。马拉美指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诗人的态度是对社会罢工，置之不顾所有可能向他奉献的肮脏手段。所有可能向他奉献的东西都比不上他的秘密工作。”引自马拉美《论文学的演变》，参见《马拉美全集》第870页。我不认为读者大众意识到这一点。
前辈们写诗为了喜出望外，增光添彩，诗歌成为慷慨大度的最高形式。对其乳房源源不竭的奶水，人们赞赏其丰沛胜于其质量。埃雷迪亚埃雷迪亚（1842—1905），古巴裔法国诗人，法兰西学院院士（1898），此处引自他入法兰西学院时的演讲。后来讲到拉马丁时指出：“每天他慷慨奉献他的生命、他的天才……他奉献一切，包括奉献他自己。他天生就是罗马式贵族。他对人民的情感只是他伟大的灵魂一种最高度的捐赠。”十二月二日系指公元1851年12月2日，即路易·波拿巴政变成功之日。以后，一切都变了：最多产的诗人每十年刚够出版一本厚厚的诗集。如此普遍的力不从心不可系于个体之骨气，应该是一个时代特征吧。当然，这是无宗教信仰的结果。虽然远非决定回归对大自然异教崇拜，但上帝死亡确实引发一种无神论的善恶二元论：“虚无与实有”的对立代替了“光明与黑暗”的神秘学说之区分。“自在”消失时，生命存在的无限集积沉溺于偶然性：其中每个生命存在也许可能不实在，也许可能成为另一个实在。反正生命存在荒诞而空泛的形象把现有的一切都反射到不由自主的无神论者身上，就像反射到一块石子上或一朵玫瑰上，令他们觉得完全不适宜。于是人们把实有这种直接预感称之为“烦恼”。不管怎么说，假如上帝不存在，大写的实有和大写的介质就不可交换界限。实有是分散的、惰性的、外在的。诗人非常厌恶把实有归纳为纯粹离散的介质，因为这种大写的介质否认我们所有的特权，这种残忍的平均主义指着英雄、天才、圣贤的鼻子断定“显而易见，一切实有都是相同的”引自马拉美《音乐与文学》，参见《马拉美全集》第648页。。实有、媒质、天理、天性：四项混杂，农神体诗人们嗤之以鼻，因为四项各以自己的方式，一味各行其是，各抒己见，暗中较劲儿。诗人厌恶“天然的故而庸俗的女人”，波德莱尔的原话是：“女人是天然的，就是说可恶的，所以她始终庸俗，就是说，浪荡子的对立面。”转引自波德莱尔《赤裸裸呈上我的心》，参见马拉美致勒费比尔的信（1867年5月17日）。他憎恶孵化、开花、憎恶一切似乎为上天增添的实在，他害怕自己固有的天性：生性狡诈，深藏不露。一排纽扣紧紧扣住，僵硬挺直，神态拘谨，不允许半点马虎：除非本性使然，还会沉溺于什么？他抑制自己的冲动，控制自己的性欲，因为满足即受用，而一切受用皆为实在的受用。他讨厌女人圆鼓丰满的润泽，同样讨厌男性的汗水、汗毛以及肌肤气味。
波德莱尔这一代诗人，不怎么沉溺于孤芳自赏，倒是更乐意扮演个角色：他们至少确信自己是其中的一个角色，而且好处在于不担当这个角色。崇尚这种花招，往往促使他们以抽象的女性来炫耀自己。在这方面，他们与鸡奸者相仿，厌恶女人的现实肉体，但被作为意境的女人所吸引，仅仅因为问题在于玩弄他们不可能变成实在的东西，并在于质疑他们已成为实在的东西。他们的感情抒发，他们的不省人事，他们对纯真的情分，他们的敏锐细腻，有时他们的虚情假意，他们所有这些装腔作势，很可能被人视为鸡奸者。其实不对，除很少的例外，他们不搞同性恋。多少有点性无能，抑或性冷漠，时不时突然之间阴茎异常勃起，为此他们少不了后悔不迭，大部分时间搞点色情的勾当：触摸一番，暴露一下，抑或话语挑逗，总之，调情卖俏罢了。
可以想见诗人们厌恶浪漫主义的多产。那些1830年代的大天才们，没完没了处于产褥期，带着黏液和粪便分娩鲜活孩儿，或丑八怪和死婴。献身于大写的艺术有什么用，假如为了从中重新找到天理？难道不是冒风险把诗当成蜜而世人变成蜜蜂了吗？人们将以定量孕育替代粗俗繁殖。诗歌摒弃大量生产以便致力于质量。前辈们无节制丰产，结果引起语汇膨胀，所以诗人以少而精审美取而代之，于是人们专攻奢侈精品。诗歌新人们小心翼翼捂着他们的诗，甚至捂出便秘了，就是不给大众看，为了不让读者打开他们的诗作，用“镀金的扣环”引自马拉美《为大家的艺术》，参见《马拉美全集》第257页。封存起来，其实读者大众根本不在乎他们的诗。反正读者大众被客气地排除了，因为他们首先为自己创作，其次为同行的人和几个稀罕品收藏家。人们从迎面而来第一辆自行车的几多釉光便看到眼前出现大写的吝啬和大写的文学在为非常法兰西的双座自行车增光添彩。诚然，笔头吝啬的诗人从事创作还是有的，但世纪末之前并没有为了“惜墨如金”而创作的。
实际上，关键在于恢复一个贵族阶级。科学不是限于消灭上帝和废除大写的理想，而是通过推理和人人对可懂的真理体验建立起来的，断定“通情达理是人世间最受赞同的事情”（笛卡儿语）引自笛卡儿哲学专著《谈谈正确引导理性在各门科学中寻求真理的方法》，简译为《方法论》（1637）。。科学揭示：“显而易见，一切实有都是相同的。”马拉美语，引自《为大家的艺术》，参见《马拉美全集》第257页。与此同时，科学毁坏一切等级制度的客观原则：一方面肯定“真”可传播，另一方面破除不平等性的负面原则。资产者和诗人，他们一致哀叹预审案快速进展，正如蒙塔朗贝尔蒙塔朗贝尔伯爵（1810—1870），法国政治家、活动家、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此处转引自《十二月二日政变》（即《雾月政变》）。所言：“在法国，有件事随预审案增多而扩大，那就是刑事犯罪。”福楼拜一直为之生气，勒孔特·德·李勒亦然，而温和的勒费比尔，这位邮局职员和未来的考古学家，首先发难，不久写道：“我们不再拥有足够的愚氓。”引自欧仁·勒费比尔致马拉美的信（1867年5月27日），他是巴那斯的重要成员，与马拉美有过许多通信往来。持同样见解的，不乏其人。但，愚氓更多，文盲遍及法国，就会更进步吗？错误已铸成，因为煽动者让人民确信自己能够搞清楚弄明白，只是贫困和领导者缺少诚意才使他们蒙在鼓里。对实际的愚氓资产阶级不屑一顾，却需要正当性的愚氓，作为不稳定和矛盾的产物，作为渴望叫停大历史的过渡阶级。肯定人人平等，反对自己从前的主人，同时肯定自身天然的优越去压迫自己的奴隶。确实，这是有分析能力导致的结果：资产阶级自我解体，变成平民或贵族，迷失于普遍的等量，除非它恢复有利于自己的综合能力，这种能力于1789年丧失殆尽，进而再造自己不可约束的后代。至于对待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态度模棱两可：执意压缩这块难以消化的大面团，把大块面团粉碎为单薄无力的个体，同时否认这些合成的实在，即阶级；希望通过隐晦的说法，不公开说明那些不可告人的真相，甚至已经泄露的真实情况，去启发劳动人民相信世上存在着生灵的等级制度。
总之，资产阶级必须抓住一切可能的时机提醒人世间存在人性，更不用说血缘和出身，顺便提及涵养、情趣、机灵以及所有可能获得的优点即可。一个“优越的”阶级看到自己的优势被质疑，就有可能运用神秘的学说来自卫，姑且不去预断采取更有效更血腥的手段。资产阶级令人担忧的“上升”很可能源于行吟诗人的诗。我认为从“艳情”必定看出纯洁的异教派十二三世纪，法国南方的行吟诗人，其诗称为行吟诗体。彼时，法国及其他西欧国家出现骑士文学，也称“艳情文学”。此处指的正是骑士式的“艳情”。乃至圣母玛利亚虔信的一种移位，其实是封建领主们的一种自卫反应：他们把臣属附庸关系理想化了，并把这种关系抛向柏拉图式的天空。同样，贵族在两个战线同时作战那个年代，故作风雅的企图是消遣。德·朗布依埃侯爵夫人德·朗布依埃侯爵夫人（1588—1655）从1620至1655年在其古堡蓝色客厅接待上流社会人士及文人墨客。的宾客们曾做过出色的尝试，但无益于把斗争转移到文化阵地。反倒成了1850年代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一种故作风雅：既然这种风雅自以为不可替代，那么必须拿出证据；如果说智力活动是大家共有的，精英就应该让看到一点实在的东西；哪怕非常微妙的东西：列举的事实如此大量、如此繁杂，以至实质上是在躲避科学理性，只供极少的特权者阅读。如果不是一下子就获得所需的智慧，哪怕研究一辈子也无济于事。
总而言之，既然大理性揭竿而起反对权力，并成为一部巨大的机动平路机，人们就会求助于非理性，一如既往，回归感情用事。资产阶级在所有的领域，利用一切机会，保持把贵族精神当作一种不间断的骚动，把等级思想的存在称为一种“不断反革命”并没有什么错呀。“反革命”随时随地必定露头：一份报刊被关闭，因为在栏目中流露出反革命思想，或在法兰西学院某次演讲中出现一次影射，或在一位将军或一位部长的声明中一句暗示，正是这种思想产生资产阶级善恶二元论，名为“区别”。资产阶级的绝对优势，虽然未被正名，但始终被暗示着，好像是资产阶级平等宣言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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