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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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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章永乐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143585

出版时间2017-08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48元

货号3941093

上书时间2024-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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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章永乐，笔名海裔，浙江乐清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博士。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016），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数十篇论文。近期研究重点关注国家建构与宪制变迁、帝国与国际法、政党与代表制、政治伦理与法律伦理等议题。

目录
目录：

序言一 康有为：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 丁耘
序言二 多种普遍性的世界时刻：19世纪的全球史读法 殷之光

导言 1
第一章  康有为的“纵横家时刻” 13
第二章  在“国竞”中“去国” 30
第三章 帝国立宪之危 51
第四章 不能共则不能和 66
第五章 小康、大同与国际体系 82
参考文献 101
后记 108

内容摘要
从拿破仑皇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漫长的19世纪戛然而止。自诩人类文明中心的欧洲即将掀起一场席卷天下的腥风血雨，几千万鲜活的生命归于尘土。若干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很快会淹没在炼狱的血海里，灰飞烟灭。
这个正在经历剧变的世界，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呢？从1898年到1913年，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周游列国，行程遍及五大洲四大洋。他目睹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最后辉煌，奥匈帝国的摇摇欲坠，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败与自我救赎，精心描述与解读“万国竞争”之世，评点列强治法之得失，为中国与世界探寻出路。
既然于此末世，皇纲解纽，夷夏易位，天崩地解，那就重塑政教，再造精英。康有为提出的问题，至今仍发人深省。但是，为了在全球史的背景下理解从19到21世纪的中国道路，最有意义的恰恰是追问：康有为未能看到什么？历史正是从康有为失败的地方重新起步，走向新的制度、秩序与文明。

精彩内容
世界时刻：19和20世纪之间2017年8月，北京大学法学院章永乐（海裔）的《万国竞争》一书出版。
作者章永乐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博士。他是《旧邦新命：1911-1917》、更是《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一书的作者。《万国竞争》在整个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备受国内学界关注和讨论。本书得到了姜义华、汪晖、张旭东、强世功四位知名学者的联袂推荐。
章永乐描述了一个漫长的19世纪即将结束的故事，其时，从拿破仑皇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漫长的19世纪戛然而止。自诩人类文明中心的欧洲即将掀起一场席卷天下的腥风血雨，几千万鲜活的生命归于尘土。若干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很快会淹没在炼狱的血海里，灰飞烟灭。
但是，这个翻天覆地的故事里，章永乐阐述的主角不是那些将军和皇帝，而是一个真正的失败者：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他流亡海外，从1898年到1913年，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周游列国，行程遍及五大洲四大洋。他目睹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最后辉煌，奥匈帝国的摇摇欲坠，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败与自我救赎，康有为以一个古老帝国的政治家和变法者的眼光，精心描述与解读了“万国竞争”之世，评点列强治法之得失，为中国与世界探寻出路。
章永乐循着以上线索展开了他的论述：康有为如何解读19世纪的国际体系，反之，19世纪的国际体系又怎样塑造了他——既然于此末世，皇纲解纽，夷夏易位，天崩地解，那就重塑政教，再造精英。在这条道路上，康有为一度以“纵横家”穿梭外交，也始终从事着组织政治、军事活动以及保皇派和孔教会政党建设。最终虽然还是失败了，但是他提出的问题，至今仍发人深省。为了在全球史的背景下理解从19到21世纪的中国道路，章永乐认为，最有意义的恰恰是追问：康有为未能看到什么？
康有为未能看到，就是历史真实的道路。就在这一点上，丁耘教授为《万国竞争》一书所做的序言指出，康有为于旧制度、旧文化、旧士绅命无可续之际，倡导君主、教会、精英。看似逆势而行，其实还是由于历史的大势所趋。但是，大势取的是康有为的方向，而不取康有为的道路。毛主席早就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历史同康有为，更同他的对手们开了个玩笑。在康有为思想体系中，虚君共和其实是寓共和制于君主制之内，孔教会其实是寓政党于教会之内，三世说大同义其实是寓共产主义于儒学之内。但是，历史之所成，其实与康子内容全同，而显隐颠倒、表里皆反。丁耘教授就此创造性地喻义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寓君主制于共和制之内，革命政党是寓教会于政党之内，革命史观是寓儒学于共产主义之内。在共和之内的，是无身体的、普遍化的“新君主”;在政党之内的，是有共同信仰、社会构建能力和先锋表率作用的新教士;在革命史观之内的，是经过重新解释的大同小康学说。共和制、新君主、新教会、新民与新精英就是现代革命的真正原理。这条原理的实现，就是二十世纪。这个实现的契机，就是整整一百年前，一声炮响送来的“列宁主义”。这既是十九世纪西方的破题，也是十九世纪中国的破题。这就是康有为没有看到的真实的历史道路。历史正是从康有为失败的地方重新起步，走向了新的制度、秩序与文明。
章永乐最后指出，20世纪的革命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源于19世纪深刻的内部矛盾。康有为力图以19世纪的逻辑——自上而下的组织、国家间的帝国主义性质的竞争，进而是帝国主义大国的协调等——来反对19世纪，所以他必然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召唤了“民众的联合”所带来的力量，并通过革命打造出真正具有独立自主能力的新中国，走上了全面小康的民族复兴之路。在冷战之后的当代世界，多少人又在大谈19世纪的回归，当代全面崛起的中国如果只是简单地占据发达国家衰退之后所空出来的位置，哪怕是更为积极主动地从19世纪的“万国竞争”逻辑走向“大国协调”的逻辑，其结果仍然只会是继承一场危机，而非克服一场危机。
作者呼吁说，如果我们希望康有为的思想对于克服当下世界的危机有所助益，就有必要将目光投向康有为关于小康与大同之间连续性的思考，从小康到大同，这也正是天安门城楼上“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标语所宣示的，中国革命所蕴含的国际主义、而非帝国主义的伟大追求。
今年是十月革命100周年，谨以此书向十月革命致以崇高的敬意，无论有多少对它失去心智的仇恨，我们已经看到，十月革命之后，无数仁人志士英勇斗争，无畏牺牲，帝国主义的丛林法则产生了深刻的改变，帝国主义的文明等级再也没有任何存在的合理性，民族要解放，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自由，终将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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