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微澜：胡适与“新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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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欧阳健
出版社九州
ISBN9787510898655
出版时间2021-04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79元
货号31145289
上书时间2024-05-28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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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欧阳健，1941年8月出生于江西玉山。1980年成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1991年起用辨伪原理论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不是《红楼梦》的原本，而是后出的伪本，被《中国图书评论》称作“震撼红学的新说”。曾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明清小说研究》杂志主编、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副会长，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目录
第一章 论1954 年的“批俞评红”
第一节 给《红楼梦》以更高评价是时代的需要
第二节 俞平伯与胡适的关系
第三节 关于《红楼梦》考据
第四节 双方都进到了另一个房间
第二章 论1955 年的“胡适思想批判”
第一节 评专论“胡适思想批判”的台湾硕士论文
第二节 对胡适文学观念的评论
第三节 对胡适史学哲学观念的梳理
第四节 历史背景与事实细节的还原
第三章 论台湾学术界对胡适的质疑
第一节 再提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
一、台湾本土学者的声音
二、胡适的博士生涯
三、博士论文如何写就
四、胡适声名日盛之谜
第二节 还原“提倡白话文”的真相
一、台湾文化界的问难
二、钩稽“提倡白话文”的历史陈迹
三、加盟《新青年》始末
四、“废除文言”是如何实现的？
五、难以预估的影响
第三节 对胡适学术观念的质疑
第四章 论胡适日记的“空白”
第一节 关于胡适日记的“空白”
第二节 从日记的“空白”看胡适对五四运动的态度
第三节 从日记的“空白”看胡适的感情生活
第四节 从日记的“空白”看胡适的红学研究
一、1921 年“新红学”奠基期的日记
二、1927 年“新红学”成型期日记的“空白”
三、胡适日记“隐去”的俞平伯
四、红学文献的困局与“拿证据来”的悖论
五、“后胡适红学”
参考文献
内容摘要
本书以胡适和“新红学”为核心，对胡适在“新红学”方面的学术成就及历史地位、“新红学”研究中存在的缺失与弊端、“新红学”对近百年红学研究的深刻影响和重要启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讨论。
精彩内容
第一章论1954年的“批俞评红”第一节 给《红楼梦》以更高评价是时代的需要
1954年的“批俞评红”，是1955年“胡适思想批判”的先声，在海峡两岸激起的涟漪，至今仍未宁息。若要洞悉运动的实质，最好的切入点，便是海峡彼岸的非议，在此暂不阐述。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1954年的“批俞评红”，是不是“以一位老知识分子为批判目标的全国性的运动”？如若凭借翔实的材料，从学术角度进行历史性重温，就应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那是在新的社会背景下，重新认识古典文学的运动。
一
任访秋《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考证与批评问题》说：“在新的人民时代，我们不管是搞什么，都应该问一问这样做对人民有什么好处；同时我们批评任何事物的好与坏、是与非，也都应该从这个角度出发。”李希凡、蓝翎的“评红”新论，就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他们阅读了新版《红楼梦》，“恰恰在这时，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在《新建设》三月号发表了。他那种对《红楼梦》的内容与形式的大肆歪曲，露骨的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观点，激起了我们的义愤，……对文学事业的责任感，对优秀的古典遗产的自豪感，迫使我们不能容忍这种歪曲，觉得应该马上给以反击。”在两位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的直觉中，对《红楼梦》的贬低是不能容忍的，于是提出了自己的评价：《红楼梦》真实地、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腐朽透顶的生活面貌。作者以其对真实的追求，对深邃的美的追求，描绘了现实人生的悲剧，时代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贾宝玉林黛玉完整的悲剧性格，体现了人民的反封建的斗争精神，体现了爱自由、纯真的人道主义的人类理想，深刻地揭示出“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征兆。曹雪芹在全书开始，以炼石补天的神话，概括了全书主题，这是一篇对被封建社会歪曲的天才的热情颂歌。
这一全新的见解，将《红楼梦》放置在由《诗经》、屈原、杜甫、关汉卿、王实甫、施耐庵所代表的“人民性传统”中，紧密结合封建时代社会和人生的悲剧加以论述，与胡适“新红学”将《红楼梦》看成作者“感叹身世”和“情场忏悔”的自传说相比，确是惊世骇俗、令人耳目一新的。这种全新的价值判断，旋即与时代的主旋律相呼应，遂成为被推崇的治学方法的典范。李、蓝新论揭开了“批俞评红”的序幕，1955年6月，出版了《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一至四集，共收论文一百二十五篇，一百余万言。
二批判是学术的生命，也是学术进步的必由之路。《红楼梦》价值的讨论，既然提到了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斗争的纲上，自然会伴生出政治的、思想的、组织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批俞评红”既是学术的，也是政治的。形势需要给《红楼梦》以新的评价，这就是政治；而如何给《红楼梦》以新的评价，才是学术。政治中有学术，学术中有政治。政治与学术，绝不是只有对立的一面，没有统一的一面。政治引导学术，但没有取代学术；政治影响学术的走向，但学术确在深入发展。政治的批判与学术的批判，相并而行。
由李希凡、蓝翎提出的“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是时人添加给《红楼梦》的价值判断，但又是以学术商榷的面貌出现的。为了增加说服的力度，“新说”倡导者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寻找足以支撑它的理论依据和论证方法。李、蓝自以为超胜俞平伯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找到了当时最新最流行的现实主义理论，再运用诸如“世界观中的矛盾”去解读作品。
当然，从小说的丰富内容出发，说《红楼梦》是现实主义作品，不能说有什么大错。问题在于，当李、蓝似乎完成了《红楼梦》是“现实主义杰作”的论证之后，便在舆论上造成了一种强大的气势：《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是先验的、丝毫不容置疑的；《红楼梦》具有反封建的倾向性，也是先验的、丝毫不容置疑的。他们认为俞平伯说《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之所以是错误的，并不是因为这个观点不符合《红楼梦》的实际，而是因为它“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a。但事情会不会有相反的一面，即作者没有“特别地说出”的，是不是就一定是反封建的倾向性呢？李、蓝没有说，其他人也同样没有再去深究。
俞平伯把《红楼梦》的内容分作“现实的”“理想的”与“批判的”三种成分，“这些成分每互相纠缠着，却在基本的观念下统一起来”，李、蓝其实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他们只是强调：曹雪芹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现实主义战胜了他世界观中的落后因素。在做出这些论断的时候，他们的命意何尝不佳，但只是一味强调《红楼梦》的倾向性，一味强调《红楼梦》的反封建性，则脱离了作品的实际存在。在笔者看来，还不及俞平伯“三种成分”论，更符合小说的实际情况，也更契合辩证法。
从现象上看，“现实主义”在红学领域中的“套用”，似乎一举扭转了胡适“新红学”占统治地位的局面，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谁也不曾料到，恰恰是这种公式本身，为日后胡适“新红学”的复活，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
第二节 俞平伯与胡适的关系一
聂绀弩的《论钗黛合一的思想根源》，从学术角度将矛头直指胡适：胡适的《西游记考证》，说孙悟空故事是从印度哈奴曼故事来的，因为哈奴曼也是猴子，也有钻到别人肚子里去之类的神通。胡适的追随者则说墨子是印度人（一说阿剌伯人），“墨翟”是“黑色的夷狄”的意思，墨子思想就是印度思想。又《天问》是从印度的什么诗翻过来的。而小说中的“梅岭失妻”型故事也是从印度来的，引伸到《琵琶记》之类，凡是其中有一夫一妻中途失散或其他变化终于团圆的故事，都是从印度来的。胡适曾以“考证”方法断定屈原这个人是没有的。胡适的追随者则断定“禹是一条虫”。又说李白是胡人，最可靠的证据是他的儿子的名字是胡语。不是说，中印两国不是很早就有文化交流，文学故事里的某些筋节，不可能受到外来影响，大禹、屈原的在历史上的存在绝对不许怀疑，但胡适派的“考证”绝大部分甚至可以说完全是捕风捉影。把那些捕风捉影之谈综合起来，就可看出一件极明显的事，胡适派所着眼的，所津津乐道的：一、某些人或思想或作品是外来的；二、历史上的某些人物，如果不能证明他是外来的，就是根本不会存在的；三、某些无法说是外来的又不能否认其作者的存在的作品，如《红楼梦》，就抽掉它的现实内容。胡适派的“考证”，就是要否定中国历史上有如此众多的伟大和优秀的人物，否定历史上的中国人民的文化业绩，教中国人民相信自己是没有悠久的文化传统的，我们的祖先是没有创造能力的，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是没有内容的。这就会削弱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和自信，为帝国主义奴役中国在思想上扫清道路。
聂绀弩落拓不羁，我行我素，冯雪峰说他“桀骜不驯”，他说自己是“既不能令，也不受命”。他当年对胡适派的评价，能说是违心之论吗？
二轰轰烈烈的“批俞评红”，并没有取得真正胜利，根源在于学术，源于“冲击者”对俞平伯与胡适关系的错判。他们没有意识到“新红学”内部的磨合、重构和反省，没有意识到维系“新红学”的支柱原本是不坚牢的。李、蓝虽然承认：“俞平伯先生对于旧红学家和近些年来把《红楼梦》完全看成作者家事的新考证学派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自然都有一定的价值。”但并不了解对于“新红学”的质疑，首先来自其开山祖师之一的俞平伯。“批俞评红”的战略失误，就是将俞平伯错判为胡适的“代理人”。
早在1921年5月30日，俞平伯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说：我的意思，是：假如陆续发见雪芹底生活人品大不类乎宝玉，我们与其假定《红楼梦》非作者自寓身世，不如说《红楼梦》底真作者非曹雪芹。因为从本书看本书，作者与宝玉即是一人，实最明确的事实。若并此点而不承认，请问《红楼梦》如何读法？但雪芹与宝玉底性格，如尚有可以符合之处，那自然不成问题，我们也可以逃这难关了！我揣想如真作者隐去姓名，所谓“真事隐”；而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皆是假托的。
此时的俞平伯虽然还是“自叙传”的信奉者，却不是“曹雪芹自叙传”的信奉者。因为人们对曹雪芹并不了解，无法证明曹雪芹与宝玉即是一人，假如没有“别书可以确证《红楼梦》是曹雪芹作的”，或者日后发现的材料表明曹雪芹与宝玉的性格不合，那他宁愿不承认曹雪芹是《红楼梦》的真作者。
1921年9月24日，他在《〈红楼梦讨论集〉序》中说：“索隐而求之过深，惑矣；考证而求之过深，亦未始不惑。《红楼》原非纯粹之写实小说，小说纵写实，终与传记文学有别。以小说为名，作传记其实；悬牛头，市马脯，既违文例，事又甚难，且亦无所取也。吾非谓书中无作者之平生寓焉，然不当处处以此求之，处处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强求其通，则凿矣。以之笑索隐，则五十步与百步耳，吾正恐来者之笑吾辈也。”1925年1月，俞平伯就写了《〈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中说：“《红楼梦辨》待修正的地方很多，此篇拣最重要的一点先说罢。……究竟最先要修正的是什么呢？我说，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句话。这实是近来研究此书的中心观念，说要贸贸然修正它，颇类似‘索隐之学’要复活了，有点儿骇人听闻。”俞平伯为什么要修正这个心观念”？是因为他不知道“《红楼梦》一书中，虚构和叙实的分子其分配比率居何”，但相信“自叙生平的分子”，“决不如《红楼梦辨》中所假拟的这样多”。他后悔自己“难辩解的糊涂”：“本来说《红楼梦》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对，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我一面虽明知《红楼梦》非信史，而一面偏要当它作信史似的看。这个理由，在今日的我追想，真觉得索解无从。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做的即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至于谁笨谁不笨，有谁知道呢！”他进一步联系《红楼梦》的创作，说：“若说贾即是曹，宝玉即是雪芹，黛为某，钗为某……则大类‘高山滚鼓’之谈矣。这何异于影射？何异于猜笨谜？试想一想，何以说宝玉影射允礽、顺治帝即为笨伯，而说宝玉为作者自影则非笨伯？”他坦然承认：“新红学”的研究模式，与被胡适称为“猜笨谜”的旧红学，其实是相同相通的，甚至直率地表明：“我们和他们实在用的是相似的方法，虽然未必相同。老实说，我们还是他们的徒子徒孙呢，几时跳出他们的樊笼”。
他还“随便举出三个试题，为新‘红学’者的入学考试”：（l）人说宝玉是曹雪芹，曹雪芹有没有衔玉而生的奇迹？
（2）人说贾妃归省为皇帝南巡，何以皇帝变为妃子？贾家有妃入宫，何以曹家没有？
（3）大观园不南不北，似南似北，究竟在哪里？能指出否？
结论是：“小说只是小说，文学只是文学。既不当误认作一部历史，亦不当误认作一篇科学的论文。”俞平伯作此结论时，下距“批俞”运动尚有三十年。可以肯定，此时并未受到任何外界的影响。
三在考证的领域，俞平伯也发觉了胡适的漏洞。如曹雪芹的卒年，俞平伯说：“若再照敦诚挽诗‘四十年华付杳冥’往上推算，则假定雪芹生于雍正二年甲辰，很觉自然。……这生年如果不错，则曹家的富贵繁华，雪芹便赶不上了。雍正六年曹頫免职，以后他们家便没有人再做江宁织造了。雪芹其时只有五岁。即说卒于壬申，上推四十年为雍正纪元，其年雪芹才六岁，这差别并不大。曹家的极盛时代，实当曹寅任上，若曹頫居官不久，已渐衰微，故认雪芹为曹寅之子，那最合适；如其为寅孙非子，便差了一些；及其卒年愈考愈晚，由甲申而壬午，而癸未，落后了三年，而他的寿数，没理由说他超过四十年，这个破绽便很明显了。
有趣的是，有位王南岳读过《红楼梦辨》，1925年1月8日《晨报》发表了他给俞平伯的信，就《红楼梦》中“明儿”一词是“实指”还是“虚指”；贾蓉究竟何时续娶，向俞平伯请教。俞平伯1月18日回信说：“你所提出的两问题，于我现在很少趣味了。只因你的态度很恳切，属望于鄙人者很殷，遂不恤喋喋地说。临了，我告你，我何以对此等问题渐少趣味呢？我恭恭谨谨地说，我新近发见了《红楼梦》是一部小说。”b须知，他在《红楼梦辨》中曾经宣称：“《红楼梦》是一部自传，这是最近的发现。”他之所以“自悔其少作”，是因为没有将《红楼梦》当作“小说”来研究。这在观念上是一个大的飞跃和转变，是思想觉醒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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