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逸响(民国山西琴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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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德恒
出版社三晋
ISBN9787545713732
出版时间2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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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70元
货号3649618
上书时间2024-05-27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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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张德恒所著的《山河逸响（民国山西琴人传）》，作者用纪传体的形式，以元音琴社为主线，全面地、历时陛地展现了山西元音琴社近百年的历史发展状况，为民国山西二十六位前辈琴家，一一立传。张先生还在其著作中对七十五位生平不详的民国山西琴坛先辈有所记述，这都为今后琴坛有识之士开展进一步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书在对元音琴社的发展演变进行探查、梳理的同时也为我们表呈再现了民国山西琴人、琴事、琴艺发展的全幅风貌。
作者简介
张德恒，生于1985年，籍贯河北唐山，现居山西太原，2008年以专业第一、总分第一考入吉林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主攻唐宋文学。在读期间出版《梦溪笔谈注评》（2009年，凤凰出版社）等著作四部。在《北方论丛》、《兰州大学学报》、《唐代文学研究》、《宋代文学研究年鉴》、《中外文化与文论》等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2014年考入山西大学文学院，现为山西大学在读博士。擅长骈文及旧体诗词写作，其《珞珈赋》获武汉大学“建校120周年校庆征文”一等奖，其《李林歌》获朔州市纪念李林诞辰一百周年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诗歌大赛一等奖。另有多篇诗文见载于《山西市场导报》等刊物。社会兼职有山西韬园诗社社长等。
目录
序一
序二
前言
杨时百（1864-1931）
朱善元（1868-1922）
张芹荪（1869-1927后）
杨友三（1870？-1924后）
赵炳麟（1873-1927）
李官亭（1876-1953？）
孙森（1878-1937后）
虞和钦（1879-1944）
顾卓群（1881-1935）
招学庵（1884-1965）
荣鸿胪（1885-1966）
冯鹏翥（1890-1944）
彭祉卿（1891-1944）
沈伯重（1899前-1957后）
顾梅羹（1899-1990）
杨葆元（1899-1961）
王聚魁（1900？-1929后）
郝效儒（1901-1941）
顾藩（1902-1937后）
程宽（1903-1995）
高寿田（1907-1986）
程继元（1910-1944）
郭维芝（1911-1954）
李庆天（1918-1942）
李庆中（1924-健在）
民国山西琴人待访录
山西元音琴社述略
百年元音
元音琴人编年事辑
民国文献所载山西雅乐资料辑录
缘结千里肝胆相照——古琴家王鹏入晋记
泠泠七弦意绵绵家国情——古琴家张子盛先生访谈录
山西代县冯鹏翥将军故里考察记
主要征引及参考文献
跋一
跋二
附记
内容摘要
张德恒所著的《山河逸响（民国山西琴人传）》以民国古琴大家为研究目标群，以传统的立传方式，将民国山西古琴艺术研究进行了可贵的推进。将以前学界涉及较少的山西民国古琴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是一部史料性、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具的研究专著。
精彩内容
古琴的历史非常久远，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中略）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尧乃赐舜稀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由此可见，古琴匪特历史幽邃，且在上古之时，实为某种权力之象征。声音之道与政通，彼时也，做为主要乐器的古琴，实际承担着通天人、美教化、
厚人伦、移风俗、理精神之作用。
在后世的文献中，古琴之与文人，正如宝剑之与侠客、香茗之与隐者、烈酒之与壮士，文人而无琴，即显得粗糙、不雅致。是以陶令不解音律，却蓄素琴一张；东坡不谙乐谱，终有七弦传世。倘无俞伯牙碎琴之举，谁谙知音之重？若无嵇中散临刑时那一曲绝响，魏晋风流又会减少多少历史的厚度、韧度？
近世以来，国步维艰，西学东侵，愈演愈烈，国将覆、本先颠，礼乐文化，实为华夏之本，西乐在晚清民国的泛滥，以至有志之士亦不得不承认“中乐是不行的，西乐已被肯定了”（蔡元培）、“古琴（只有）它在艺术史上的地位”（胡适）、“好的古琴曲（只）可以供作音乐学的资料”（赵元任）。但是几乎与此同时，古琴，却在中华琴人的竭力鼓扬下，实现了“中兴”。“琴学式微，亘两百载。晚近世变方亟，而琴运中兴。追踪继美，复有人在。岳云九疑树帜于燕京；南熏情情争长于湘楚；山之东西，既德音、元音一时有两；江之南北，又青溪、广陵、梅庵鼎峙而三。莫不扬风扢雅，含和吐芳”。应该说，古琴在民国危局中的“中兴”，是华夏琴人文化救国的一
次尝试，是维系华夏道统于不坠的一次努力。而民国山西的提倡、振兴雅乐运动，尤为当时雅乐复兴、文化救国之一重大关目。
一、民国山西振兴雅乐之背景、过程及意义清末民初正是中国历史上风云激荡、波谲云诡的岁月。辛亥革命虽然一举推翻了爱新觉罗氏王朝，但骤然演变的历史进程并未给人们提供重建文化体系的充足时间。因此，在广大的知识界，人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呈现出很大差异。在诸种思想文化的震荡中，尤以中西文化的碰撞最为剧烈。而中西文化碰撞之极致则显现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以及紧踵其后的五四运动在中国社会，尤其是文化界引发了地震、海啸似的巨大效应，时至今日，我们仍习惯以新文化运动或五四运动来界划中国历史的近代和现代，而很少考虑、关注在“新文化”之外苦苦求索、挣扎的人群，很少去倾听、留意他们的心声。实际上，无论是晚清遗老在沪上的悲凉歌吟，抑或是1927年颐和园昆明池的鱼藻波寒，它们都在向我们传递这样一个信息：社会政治的急剧变化，并不代表文化的骤然变更。以突发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文化事件来生硬地切割文化思想的时限，于情理既不合，与事实亦有乖。
1920年，颁布全国的国民学校废除“国文”和文言文教科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教材的命令。这似乎可以看做是新文化运动取得成功的一大标志。然而有趣的是，也正是在这一年仲春，山西太原
元音琴社卓然而起。同年秋，以“共扶大雅之轮”为宗旨的全国性古琴雅集晨风庐琴会在上海召开。这几件事情之间说不上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细细寻绎，仍觉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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