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传：追寻客观幸福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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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著 者：[西]何塞·安东尼奥·马里纳(José Antonio Marina) [西]哈维尔·兰博德(Javier Rambaud) 译 者：阿瑶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
ISBN9787513941983
出版时间2023-07
四部分类子部>艺术>书画
装帧其他
开本16开
定价70元
货号31862601
上书时间2024-05-27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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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著者简介何塞·安东尼奥·马里纳（JoséAntonioMarina），哲学家，教育家。他致力于发展一种由神经科学推导至伦理学的智力理论。他主张，人类智慧所追求的并非知识，而是幸福与尊严。他的作品包括：《哲学论变焦》（Tratadodefilosofíazoom）、《学习创造力》（Elaprendizajedelacreatividad）、《学习智慧》（Elaprendizajedelasabiduría）等。
哈维尔·兰博德（JavierRambaud），历史学家，翻译家，编辑，主攻16世纪至17世纪西班牙君主制权力关系和精英体系。 译者简介阿瑶，经济学、文学双学士，旅居西语国家多年。
目录
前？ 言
第一章？ 方法问题
第二章？ “灵性动物”的诞生
第三章？ 我们都是非洲人
第四章？ 一部分人开始定居
第五章？ 城市的世界
第六章？ 先驱性事件
第七章？ 精神领域的华丽转身（公元前 1 千纪）
第八章？ 政治与经济的轴心时代
第九章？ 宗教传播与帝国迁移
第十章？ 新主人公登场
第十一章？ 危机与复兴（1200— 1400 年）
第十二章？ 第二个漫长轴心时代的开端
第十三章？ 相互连接的世界（16 世纪）
第十四章？ 为宗教宽容而战
第十五章？ 灾难与成就（17 世纪）
第十六章？ 革命的世纪
第十七章？ 狂暴的对外扩张
第十八章？ 这就是人类
后？ 记
注？ 释
译后记
出版后记
内容摘要
本书在“后人类时代”到来之际，通过回顾人类大家族的历史，重新审视“人类”的定义，破解人类的文化基因。从170多万年前至今，人类这种“灵性动物”在追寻客观幸福的道路上，针对种种反复出现的结构性问题，不断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从而创造了无数璀璨的文明。尽管奴隶贸易、世界大战等非理性的洪流一次次打断文化演变的进程，甚至使之倒退，然而，当人类摆脱了赤贫、无知、教条、恐惧与仇恨这五大障碍，各文明将会向着共同的客观幸福合流。
精彩内容
正文赏读第一章方法问题一、方法深入研究人类文化的演变，而不流于笼统，这看上去是一项过于庞大且必然失败的任务。无须是历史学家，常人也能明白，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实在难以驾驭。有位著名的神经科学家曾说，世上只有一样东西比人的大脑更加复杂，那就是同时运转的70亿人的大脑。实际上，还有另一样比这更加难以研究的东西，那就是贯穿人类历史的、不断运转的几十亿人的大脑。目前，我们能够运用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来研究历史。也就是说，我们也许能够获取数以百万计的数据信息：关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关于每一个群体、公司、机构，关于资金流和移民潮，关于新闻、传媒和广告的影响，等等。问题在于怎样处理这些浩如烟海的信息。试想以事无巨细、全盘罗列的方式去撰写一部“一天世界史”，甚至是“一小时历史”，那就好比绘制一张与所绘地区等大的地图。
不幸的是，只有一个办法能让人脑处理这数量庞大的信息，那就是以某种方式对其进行简化。难点在于，如何在既不伪造事实，也不遗失重要信息的前提下进行简化。伍迪·艾伦（WoodyAllen）曾声称，自己借助速读法，几个小时就读完了《战争与和平》（Guerraypaz）。他总结道：“说的是俄国。”笔者认为，我们在本书中所用的方法能让我们成功地克服简化的难题；让我们既着眼大局，又始终紧扣人类的脉搏；让我们在巨量数据中穿行，而不迷失于细枝末节。若非如此，那么整本书就是将地基打在了流沙之上，一切都将徒劳无功。因此，笔者首先要证明本书所用方法的可靠性，然后再吸引人们来阅读。
笔者认为，最合适的方法是以行为结构为基础。行为结构是一切的根本，是历史最初的源泉。伟大的人类学家阿尔诺德·盖伦（ArnoldGehlen）曾写道：“人类是能动的。因此，应该将行动置于一切困难和疑问的中心，并将人类定义为能动者，以及文化的推动人、创造者。”我们的行为受到需求、期望和情绪的驱动，在我们所能运用的思想工具的协助下成形。情绪是个人的，工具则是社会的。“人类的本质是欲望”，斯宾诺莎（Spinoza）此言不虚。社会现象纷繁复杂，但其本源永远是个人的需求和欲望。因此，想要理解历史，就必须如伟大的历史学家乔治·杜比（GeorgesDuby）所想，撰写一部充满激情的人性史。
人类面临的问题是一致的，而不同的文化各有各的解决方式——这个前提假设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由此推断，各种文化虽然差异显著，但最终仍能相互理解。因此，笔者决定展现一部“疑难的历史”，一部人类面对困难的编年史，以描述人类这一智慧生物，如何既为希望所激励，又为恐惧所禁锢，在挑战环伺的环境中逐步前进。但我们马上就陷入了一个悖论：我们一方面要解决生死攸关的问题，一方面又要制造新问题，这使我们处于一种永无止境的自我竞争之中。人类迫切地追求和平，只为在获得和平之后开启一场新的战争。紧张的氛围让我们焦虑，而一旦消散又让我们无聊。20世纪60年代，一些思想家认为，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困难有三：人口过度膨胀、核战争，以及无聊。甚至有人危言耸听，说唯一一项任何人都不能从中幸存的威胁，就是倦怠无聊的情绪和状态。
有些重大的顽瘴痼疾，根植于普遍的需求或愿望，与人类的存在相互交织，贯穿整个历史，不断出现、消失又重现，而人们一次又一次试图发明新办法或重拾老办法来战胜它们。历史提供了许多答案，但这些答案又时常提出新的问题。所有人类社会都对家庭与繁衍加以规范，一共也只找到四种解决办法：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一夫一妻且从一而终；或是一夫一妻，但可以更换伴侣。近期，生物科技为人们提供了更多选择。一直以来，主权国家都必须为战争筹集资金。它们总是通过赋税、结盟（包括联姻）、巧取豪夺或借贷来达到目的。在当代社会，避税的欲望把资本引向所谓“避税天堂”。而早在1509年，布雷萨诺内的主教在罗马去世时的情景就曾令马丁·路德（MartinLutero）大为光火：人们在他家里找不到金、找不到银，却在他袖子的绲边里找到了一张纸—一张打给德国富格尔（Fugger）金融家族代表的金额高达30万弗罗林的期票。
历史长于记忆，尽管有时看似十分健忘。阿姆斯特朗（Armstrong）曾写道：“当前，伊斯兰世界总是把西方帝国主义同十字军东征联系在一起，这没有错。当艾伦比（Allenby）将军于1917年进入耶路撒冷时，他宣称‘十字军东征终于圆满’。当法国人攻入大马士革，法军统领大步行至萨拉丁（Saladino）墓前，高喊：‘我们又来啦，萨拉丁！’”二、进化算法达尔文发现了一种“进化算法”，即诸物种形态演变的过程。自然环境随时间而变化，现实逐步淘汰那些不适应既定条件的性状。这个理论最初并不完整，直到人们发现了导致不同性状产生的机制——基因突变。从此，这一模型就变得更易于理解。文化演变的机制与之相似：要有提供动力、指引方向的推力，例如人的需求、欲望、期待和激情；要有能为面前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机制；还要有一个剔除干扰项、获得最优解的选择系统。
这一动态过程从人类诞生伊始就推动人类前行，甚至可以说，是它催生了人类本身。它对本书内容的布局至关重要，因此笔者将对其进行简短的分析。
（一）这种推动力有其生物学根源。有机体要维持正常的生命体征，就必须同周边保持互动。正如托马斯·索维尔（ThomasSowell）指出：“满足人类欲望是文化的目的所在。”这些欲望，或是出于对某种需求的认知，或是出于对某种奖励的期待。所有人的基本需求都是一致的：生存、避免痛苦、追寻欢愉、共同生活、繁衍后代。但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步演变，逐步杂交，（实际或臆想出来的）目标发生了变化，范围不断扩大。有人宁死也不愿背叛朋友，也有人执着于发明创造，或是贪婪敛财。有些群体希望定居，另一些则喜欢迁徙。这是一种最为广泛而深刻的冲动，而上述都是其具体表现。人类的特征之一就是，我们同时生活在现实与非现实、必要与非必要之中，而这同时向好和坏两个方向拓宽了我们的可能性。也许正是这种双重性定义了人类这一物种。
冒着过度简化的风险，笔者共找到了五大动机：生存、提高福祉、进行社会交往、理解自身体验，以及拓宽生活发展的可能性。换句话说，这是一种试图掌控自然、自我或他人的权力意志。当然，这些欲望相互交织，因此笔者在使用这一分类方法时也已多加小心。
这样宏大的欲望并不保证能够实现。要达成雄心勃勃的目标，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变成了问题，而且有时还是难以解决的长期问题，并伴随着人类的历史。我们将这样的问题称作“结构性问题”。它们源于我们的本性，又反映我们的本性，并让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简单来说，我们可以把它们总结成一个“向难以确切描述的目标提出的难以定义的问题”，我们称之为“幸福”（felicidad）。“幸福”是一种抽象而盲目的冲动，其化身多种多样：欢愉、自由、公正、权力、爱情、财富、美貌、救赎、复仇，等等。要说文化演变讲述的就是追求幸福的历史，那实在是流于表面，但又无比正确。18世纪末爆发的几场革命的特性之一就是将幸福引入了政治话语体系。在此之前，幸福一直在幕后发挥作用。后来，我们开始梦想实现乌托邦，梦想找到一个幸福的世界，或是怀念逝去的美好。有些大胆的历史学家，例如爱德华·吉本（EdwardGibbon），甚至敢于断言：“如果让人在整部全球史中挑选出人类最为幸福繁荣的阶段，那么他一定会选择图密善（Domiciano）去世后、康茂德（Cómodo）登基前的那段时间（98—180年）。”吉本可能较为武断，但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调研题目。上亿人共同致力于追求幸福，摆脱饥饿、痛苦、奴役、无知与恐惧，才打造出了我们目前所知的世界。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人类的努力是成功的呢？
（二）寻找解决方案。历史的疑难本质源于人类生活的问题性。智慧负责寻找出路。由此便开启了“历史创造性空间”，而文化则成为解决方案的宝库。这是本书研究的核心。我们要探索定义了人类这一物种的创造史。同样的激情、同样的困难反复出现，智人则一次又一次地以更有效的方式将其解决。文化的历史记录了积淀下来的解决方案。伏尔泰（Voltaire）直率地指出：“历史从不重演，人类却不断重复自身。”例子不胜枚举。所有动物都趋利避害，而人类作为“灵性动物”，不只追求肉体的欢愉，更追求精神的享受——音乐、舞蹈、绘画、文章、与来世的交流，以及权力。每个人都有对安全的渴望（即上文所说的推动力），于是就产生了关于如何实现安全的问题。伟大的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LucienFebvre）曾研究过这种渴望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古至今，人们提出过许多解决方案：合作防御、彻底摧毁敌人、建立政治组织、设立规范体系、撤退至荒漠、在精神上予以漠视，或是求助于宗教。
文化的演变将向我们展示欲望得到满足的过程。因此，它是创造的历史，充满了尝试、失败、再尝试，也充满了满足与失望。动物欲望的满足尚有一定之规，但人类的欲望不断增加，无法满足。文化满足欲望，同时又刺激欲望的产生。我们是奢侈的动物，需求不断膨胀。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种无节制行为的秘密。在距今3万年的桑吉尔（Sungir）墓穴中有三具尸身：一名60岁左右的男子，饰以3936颗珠子、多个手环和一条项链；一名年轻男子，佩戴4903颗珠子；以及一名年轻女性，戴有5274颗珠子。动物有一套千年不变的程式。鸟类仍以同一种方式筑巢，而人类已经从穴居发展到茅棚、房子、湖上木屋、城堡、哥特式神殿、摩天大楼、房车和露营帐篷。我们发明了1.6万种语言。巴比伦的学者们早在2000年前就罗列过神祇的名讳，清单上总计2000位。日本神道教有80万位神灵。这听起来数目实在庞大，可是跟印度教一比简直不足挂齿——印度教崇尚的神明有3.3亿位。根据普瓦里耶（Poirier）的研究，世界上共有1.2万种法律体系。这是一场变化带来的沉醉，一场创造力的爆炸。圣奥古斯丁（SanAgustín）说，人类是“贪图新事物的野兽”。我们对新奇事物总有一种贪念。仅仅满足自身的需求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我们总要不断扩展需求，以期满足它们，毕竟需求得到满足总是令人愉悦的。正如托马斯·阿奎那（TomásdeAquino）所指出：“经由智慧而非哲学而生的欲望是无限的。”人人都需要消费商品，但“消费主义”始终是一个不断增长的趋势。
（三）选择标准。除了推动力和对解决方案的创造，进化的过程还必须要有一套选择标准。自然界的选择标准非常简单——生存。而在学界，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各种理论：在各种理论的竞争之中留存下来的，就是最好的理论。也就是说，较好的解决方案总是能够战胜那些较差的。然而，这一标准过于基础。既然更加复杂的需求已经出现，那么与之对应，标准也要变得更加复杂。对生产工具优劣的评判标准曾经只有实用性，但在某个历史时刻，人们对工具进行装饰的欲望扩展了这一标准。装饰——也许是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想必给人们带来了特殊的愉悦感。
我们来举例说明。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催生了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解决方式，以适应周边环境。费利佩·费尔南德斯-阿尔梅斯特（FelipeFernández-Armesto）曾描述过在荒漠、冻土、冰原等各种最为恶劣的环境中求生的努力，以及人类对征服大海与狂风的渴望。不同的生活方式层出不穷。定居和城市化的长期趋势看似已经取得胜利，但千百年来，不肯接受这一发展的另一种生活方式仍然顽强地存在着。与定居文明相对应，游牧文明依旧强大。他们搏动的心音传至边界之外，并周期性地对以定居为主流的世界发起进攻。这是两套相互对立的选择生活方式的标准。再举一个影响深远的例子：西方文明注重个体权利，而东方文明、非洲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则更注重集体权利。这时，选取一个选择标准便成了重量级议题。
我们可以根据其是否满足需求或提供快感，立刻对某些解决方案加以评判。但是，这些解决方案也有可能是不充分的、临时性的，或者将在日后引发问题。因此，我们采用的标准必须更为合适。博弈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基础而强大的标准。一些冲突中有人获利而其他人受损，我们称之为“零和博弈”。在战争中，夺取战利品并将自身规则强加于人的，便是赢家。这是“赢家-输家”的局面。另一些情况下，竞争双方都能获益——贸易就能达到这种效果。这是“赢家-赢家”的局面。这两种胜利的逻辑是不同的，但相互交杂，相互影响。例如，法国大革命捍卫人权和公民权，追求普遍利益，但拿破仑却回到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辩证法上。其结果就是上百万人在拿破仑战争中丧生。
罗伯特·赖特表示，文化的演变偏好双赢的解决方案，即正和博弈。这揭示了一种碎片化的目的论互动，一种对亚当·斯密（AdamSmith）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概念的修正。贸易、国际法、谈判政策、民主、国际法庭等，都是人们为实现正和博弈而进行的尝试。平克（Pinker）指出，社会性情感——包括同情、信任、感激、愧疚、愤怒等——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它们能让人们在正和博弈中获益。“甜蜜的贸易”（douxcommerce）就是一种正和博弈。法学家塞缪尔·里卡德（SamuelRicard）曾于1704年总结道：“贸易以其相互效用，将人与人联系在一起。通过贸易，人类学会权衡利弊，学会诚恳正直，学会礼节礼貌，也学会小心谨慎。”特里弗斯（Trivers）开启了对互利他主义的研究，并进一步巩固了这一论点。如果自己出于善意而向他人提供的帮助能够获得同样善意的回报，那么人们就很容易相互协作。正如爱斯基摩人的谚语所说：“贮藏余粮最好的地方就是邻居的肚里。”赠礼这一精心慎重又普遍存在的仪式，便展现了这个议题的重要性。
不幸的是，文化的演变并非总是遵循双赢的逻辑。我们持续不断地回到零和博弈的老路上。一场军事政变可能改变民主进程。一场瘟疫也许会导致大规模死亡。德国本是文明富庶的国家，希特勒却将它带到了悬崖边缘。甚至还有许多时候，我们陷入负和博弈，各方都遭受损失，这是历史给人类上的悲伤的一课。历史学家卡洛·奇波拉（CarloCipolla）把人分为四类：英雄（利他而不计个人得失的人）、智者（追求自身利益，同时也为他人谋利的人）、恶人（只在乎自己获利的人），和傻瓜（损人不利己的人）。历史上许多人的行为都愚蠢得令人发指。我们都希望能够变得更加聪明。在这样一个乌托邦里合作，是我们的动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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