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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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禾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72948
出版时间2021-12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定价98元
货号31325331
上书时间2024-05-26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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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第一章 导论：跨文化研究中的语言问题
等值关系的喻说，东方与西方
如何翻译差异——矛盾的修辞
旅行理论与后殖民批判
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
历史变迁论：新词与话语史
Ⅰ 国族与个人之问
第二章 国民性话语质疑
国民性的神话
鲁迅与阿瑟·斯密思
翻泽国民性
跨语际写作的主体：《阿Q正传》的叙述人
第三章 个人主义话语
作为意义之源的主方语言、
国初年关于个人主义的论辩
Ⅱ 跨语际表述模式
第四章 “经济人”与小说写实主义问题
解读《骆驼祥子》
第五章 欲望的叙事：关于现实与梦幻
重构真实与虚幻的界限
魔幻如何被心理化
真实界的幻影
第六章 第一人称写作的指示功能
屈折语形态中人称的指示功能
男性欲望和阶级叙事的指示功能
忏悔之音
女性的自我言说
Ⅲ 国族建构与文化建构
第七章 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
国族文学与世界文学
性别与批评
女性身体与民族主义话请：重读《生死场》
第八章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制作
1930年代的出版业与激进主义文学
赵家璧与良友图书公司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
经典、理论与合法化
第九章 反思文化与国粹
关于《国粹学报》
关于《学衡》
附录
A.源自早期传教士汉语文本的新词及其流传途径B.现代汉语的中-日-欧借贷词
C.现代汉语的中-日借贷词
D.回归的书写形式借贷词：现代汉语中源自古汉语的日本“汉字”词语
E.源自现代日语的后缀前缀复合词采样
F.源自英语、法语、德语的汉语音译词
G.源自俄语的汉语音译词
文献再版后记
内容摘要
本书从翻译的语言与文化实践的角度，探讨20世纪初期（1900—1937）中国的语言和文学如何在一种“虚拟的等值关系中”，通过与西方和日本等不同语言文化系统的的相互接触、交流和翻译，构建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现代想象，从而形成一种“被译介”的现代性，一些现代中国的经典话语和叙事，诸如国民性、个人主义、现实主义，乃至作品
的经典化与文类的建制化、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现等等，都是在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的不同层面。作者对此逐一考察，并通过复原语言和文学实践中各种历史关系赖以呈现的场所，及等值关系建立的语境、时间和过程，重新思考了东西方之间跨文化诠释和语言中介形式的可能性。
精彩内容
萧红，一位来自东北的女作家，生活在民族危机的时代并身受其苦。她写下了几部长篇小说，以及数量丰富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回应着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的危机，而在1942年过早离世。[1]作为小说家，萧红在文学史家的笔下，要比另一些女作家，如凌叔华、张爱玲、
庐隐等幸运得多，因为这些女作家长期以来在现代文学中处于边缘地位，直到最近张爱玲的命运才有所改观。
此种现象部分是由于鲁迅经久不衰的影响力，因为他曾经指导过萧红，并高度评价她在30年代的作品，除此之外也还因为在大多数男性批评家的眼里，萧红并未将自身局限在女性生活的“琐屑细节”之中，而是触及了民族存亡与反帝斗争的宽广主题。这种不无裨益的解读保证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地位，虽然萧红的经典地位与其他大家相比还是偏于低下，但其代价是它抹除了萧红对于女性与民族国家思考中的深刻张力。
我们在这里讨论萧红，并不是为了抬高这位作家的经典地位，而是为了检讨民族国家取向以及由男权宰制的文学批评实践，因为它们对挪用萧红作品服务于民族主义的目的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经典化并非每个人与生
俱来的权利。有关权利与“天赋人权”的话语在使批判性思考成为可能的同时，亦同样会使之无能为力。譬如
，女性主义批评毫无疑问地要关注在已经确立的文学经典中女性的缺席或者边缘化位置。但这种批评的切入方式恐怕需要重新检讨，因为中心与边缘的二元修辞其本身并不能生发出有活力的批判性思考。我们必须正视如
下事实:有些人比如女性是被历史地逼到边缘地位，而有些男性却有能力选择边缘位置，以更好地向中心发动进攻。[2]文学史处于边缘位置的作家进入经典，会使文学经典与以往有所不同甚至有所改进，但是，这一做法究竟是向经典规范化本身进行挑战，还是通过更为自由,也更为多元的表象，反而强化了经典规范?当斯皮瓦克说，“我们正在尝试的，不仅仅是以另类经典来扩大经典规范，而是废黜经典规范化的方法”的时候，她也
许过于乐观了，但我认为在她的陈述背后隐含的批判性洞识，是值得深铭于心的。[3]萧红以她本人的一生和著述与民族主义话语的斗争，可以从多方面关系到中国现代批评及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性别化状况。自打《生死场》作为鲁迅发起的“奴隶社丛书”之一种(其他两本为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发表后，对这部作品的接受与评价，一直受到民族国家话语的宰制，这种宰制试图抹平萧红对于民族主义的暧昧态度，以及她对男性挪用女性身体这一-隐喻的否定。[4]大多数评论者将它视为一部“民族寓言”，一部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反帝国主义作品。其结果是，我们几乎离不开这一高度发达的、体制化的、男权中心的批评传统，去解读萧红，因为这种批评传统限制并决定着对其小说意义的理解。不过，文学批评实践中的这种性别政治，迄今尚未引起那些身陷其中的评论者与文学史家的注意。[5]用“民族寓言”去解释萧红作品的基调最初始于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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