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精)/理想国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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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鹤见俊辅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原同心出版社）
ISBN9787547734568
出版时间2019-09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65元
货号30761203
上书时间2024-05-26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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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鹤见俊辅（1922—2015），日本思想家、文化评论家、社会运动者。曾任教于京都大学、东京工业大学、同志社大学。与丸山真男、都留重人等人组成“思想的科学研究会”，其主导的刊物《思想的科学》，为战后日本最负盛名的思想杂志。强调“思想·良心的自由”，积极参与反对越战、推动慰安妇赔偿等运动。着有《战后日本大众文化史》《战争留下了什么》《漫画的战后思想》等。1994年因其对现代思想和大众文化论的贡献以及在野思想的确立，荣获“朝日奖”。
目录
导读 异端之必要／许知远
一 向1931年至1945年的日本趋近
二 关于转向
三 锁国
四 关于国体
五 大亚细亚
六 非转向的形式
七 日本之中的朝鲜
八 以“非斯大林化”为目标
九 玉碎的思想
十 战争时期的日常生活
十一 原子弹的牺牲者
十二 战争的终结
十三 回顾
后记
注释
内容摘要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以“国体”之名，让包含殖民地在内的全日本帝国笼罩在强烈的国家意识形态支配下，对战争、天皇、国家极端狂热，进而深化其大亚细亚主义与玉碎思想。通过考察日本人的锁国性格与自卑感、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国家的强制力，以及国家与人民的关系，鹤见俊辅精辟地剖析日本如何从一个在明治时期走向富强，精神思想自由、开放的国家，转变为保守、狭隘，法西斯主义横行的侵略国。他进而解释日本知识分子对国家主义的挣扎、反省、抵抗为何会失败，又如何在受到压迫后屈服“转向”，成为军国主义的“共犯”，最终在国家发动战争时，宣传并正当化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致使日本走向玉碎之路。
精彩内容
一
最后一次谈及鹤见俊辅，是在一家过分拥挤的意大利餐厅里。这是纽约4月的一个傍晚，我与坂本龙一斜对而坐。
比起工作室内的不无拘谨，此刻的坂本情绪亢奋，不无孩子气式的调皮。比起谈论我不在行、他或许也感到厌倦的音乐话题，日本的思想传统更激起彼此的兴趣。
他说，要是碰到吉田松阴，就会猛击他一拳——正是这位长州藩士最先提出入侵朝鲜与中国；他还说，与夏目漱石最有共鸣，因为他也身处东西文明之间。
在一张餐巾纸上，我写下了几个日本知识分子的名字，丸山真男、加藤周一以及鹤见俊辅。在我有限的理解中，他们是战后日本社会的关键人物，他们的思想与行动塑造了一代人的成长。出生于1950年的坂本龙一虽以作曲家享誉世界，他的青年时代却恰好与战后的思想自由、社会介入、反叛意识紧密相连。在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中，英俊少年坂本龙一，坐在抗议的人群中，弹奏一首德彪西。看到餐巾纸上的这些名字，坂本更为激动，他回忆起父亲的文人朋友，以及自己的青春。
对丸山与加藤，我尚读过一些著作。对鹤见俊辅，我的印象则来自于刚刚读过的访谈录《战争留下了什么》。在其中，他谈论自己的童年、所经的太平洋战事、创办的杂志、对战后政治与思想世界的介入、学生运动，以及他著名的“转向”研究—一代日本知识人在战争中如何放弃自己的立场，投身于军国主义。
他直率、顽童般的个性，一下子征服了我。他说自己是个典型的不良少年，十二三岁就逃学、喝得烂醉，混迹于东京的风月场所，多次想自杀，有一次吞下了一百五十粒安眠药，幸亏警察制止及时。
这自我伤害的冲动源于家庭。他外祖父后藤新平，曾出任台湾的民政长官、满铁总裁与东京市长，是明治、大正年代著名的政治人物，参与了日本陡然的对外扩张。母亲是位控制狂，以一种令人窒息的方式爱着儿子，甚至因偷吃华夫饼而体罚他。她期望将儿子培养成一位“绝对正确”的男人。父亲鹤见祐辅正是这样的“正确”男人。他以一高第一名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接着成为一名自由派作家与政客，以成为总理大臣为己任。他把自己的雄心传递给儿子，为他起名俊辅，正是取自第一任总理大臣伊藤俊辅（即伊藤博文）。
鹤见俊辅是这个贵族之家的反叛者。十五岁拍摄的照片上，他理着寸头，满脸的桀骜不驯。这是1937年的东京，日本正全面卷入与中国的冲突。为了将他从自虐的境遇中解脱出来，父亲送他前往美国。凭借勤奋与天资，他进入哈佛攻读哲学，老师包括蒯因（WillardvanOrmanQuine）、卡尔纳普（RudolfCarnap）等著名人物。尽管受实证主义训练，他却对怀特海（A.N.Whitehead）的一句话记忆尤深，“Exactnessisafake”（精确是虚假的）。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他因日本身份以及对无政府主义著作的偏爱，被送进拘留所，在马桶上完成学位论文。1942年，他被遣返回日本后，发现这已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国家。从前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批判力量几近消失，人人生活在被监控的恐惧中，似乎日本自身而非美国才是敌国。
他随后被派往爪哇，为海军翻译敌台新闻。在这热带岛屿的军营里，思想自由几乎是不可能的，周围人皆沉浸在日本必胜、干掉“鬼畜美英”的情绪中。他每日紧绷嘴唇，一个多余的字都不讲，只有在独自阅读宗教作品或收听印度的广播时，才稍感安慰。他发现印度的BBC广播节目内容尤其好，后来得知它的制作人是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恐惧渗透入他的肢体动作中，被长官问话时，为了掩饰内心的真实想法，鹤见的手不由自主地在裤子蹭来蹭去，将白裤蹭成黑色。
他躲过了死亡。返回日本不久，在收音机里听到天皇宣布终战的消息时，他记得热海车站中，候车室的人“都不说话，谁都什么也不说……就只是坐着”。
美军的到来，并没有将鹤见从孤立中解救出来，他反而陷入双重的羞愧。他既内疚于没有在战争时期做出公开反抗和遭到逮捕，也内疚于自己曾跟着美军返国又会说英语。随着占领军的到来而萌生的屈辱，让他尽管英语流利，又有不少哈佛的同学在驻军工作，却始终没有加入这股新潮流。
1946年初夏，他找到了表达自我的方式。他参与创办了一份只有三十二页、纯粹出于兴趣的杂志—《思想的科学》。这本杂志所提出的“多元主义”正契合新的时代精神—正是一元的权力与价值系统，将日本拖向了毁灭。创办者中的丸山真男、都留重人皆是正在崛起的年轻思想家。也是借由这本杂志，二十四岁的鹤见俊辅展露出他的独特的思想方式。
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中，鹤见俊辅成为了动荡、却也充满活力的政治与思想生活中，最令人难忘的角色之一。《思想的科学》引介美国哲学、思想启蒙，前往各地组织读书会，征集年轻作者。鹤见还公开抗议政府的举措，辞去教授职位，更组织“越平联”，抗议越南战争、营救美国逃兵。这些行动也代表着他的思维方式，把各种事物、现象，都作为思想的日常形态加以考察。比起抽象、绝对的观念，他更信任个人经验，尽管这经验可能是片面的。他的家庭、他父亲的选择、他的战时体验，都成为他研究的出发点。
他最重要的“转向”研究也是如此。1959年至1961年间，他与合作者完成了三卷本《转向》，追溯并讨论为何在战时日本，知识分子们，不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自由派，还是宗教人士，皆在国家权力的强制下，半强迫、半自愿地转变了思想。
“转向”肇始于1933年5月，东大新人会的发起者，也是当时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佐野学与锅山贞亲，撤回了他们之前的主张，包括废除天皇制、赋予包含殖民地在内的各民族的自治权，也不再反对“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反而宣称要从苏联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尊重天皇代表的文化价值。与欧洲不同，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实证主义对日本的影响一直微弱，马克思主义是对现实最有力的批判武器。它的失败，意味着批判力量的放弃，而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更是毫无抵抗力，社会旋即滑向法西斯主义。
鹤见俊辅想要探究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他说，这项研究是他对父亲经验的回应。他的父亲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说一口漂亮的英语，但战事一起，他立即投身于军国主义，没有做出任何抗议，美军到来后，他又期望能担任首相，并在最终出任了厚生大臣。在鹤见眼中，父亲正是日本的缩影_x001f_——充满明确的外部目标，内在却极为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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