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较的幽灵(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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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幽灵(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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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25972

出版时间2012-04

四部分类子部>艺术>书画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79元

货号30909485

上书时间2024-05-25

书香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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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导语摘要
本书考察并比较了各个东南亚国家具体的民族主义表现,对东南亚、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有深刻的洞见。从黎刹的小说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各国的前景,作者对东南亚社会政治文化的了解深入而透彻。
东南亚国家与我国在文化传统、历史发展方面有密切联系,这本内容丰富的区域内国情比较研究,有诸多启发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美国有名学者,东南亚地区研究、民族主义和靠前关系研究专家。出生于中国昆明,1953年进入剑桥大学主修西方古典研究和英法文学,1958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专攻印尼研究,1983年发表民族主义研究经典之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为民族主义研究开拓了新局面,并对比较历史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

目录
目  录
题  记
致  谢
导  论
第一部分 民族主义的长弧
1 民族主义、认同与序列逻辑
2 复制品、光晕和晚近的民族主义想象
3 远距民族主义
第二部分 东南亚:国别研究
4 黑暗之时和光明之时
5 专业梦想
6 雅加达鞋里的沙子
7 撤退症状
8 现代暹罗的谋杀与演进
9 菲律宾的地方巨头民主制
10 第一个菲律宾人
11 难以想象
第三部分 东南亚:比较研究
12 东南亚的选举
13 共产主义之后的激进主义
14 各寻生路
15 多数族群和少数族群
第四部分 所余何物?
16 倒霉的国家
17 民族之善
索  引

内容摘要
本书分析了形成民族主义的各种力量,考察各个东南亚国家具体的民族主义表现并加以比较,最后提出为在冷战后遭受冷遇的民族主义正名,对东南亚、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有深刻的洞见。作者将比较史、历史社会学、文本分析与人类学融于一体,视角独特,内容丰富。

主编推荐
本书考察并比较了各个东南亚国家具体的民族主义表现,对东南亚、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有深刻的洞见。从黎刹的小说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各国的前景,作者对东南亚社会政治文化的了解深入而透彻。东南亚国家与我国在文化传统、历史发展方面有密切联系,这本内容丰富的区域内国情比较研究,有诸多启发借鉴意义。

精彩内容
14各寻生路1998年3月11日,恰在苏哈托指挥了一场将“民族之父”苏加诺赶下台的武装政变32年以后,这位印尼总统凭借傀儡的“人民协商会议”的一致投票,开始了第七个五年总统任期,在宣誓就职时,他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经历的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那种经济增长,今后我们再不会安享了。”这一番话,是新英格兰的制造业城镇、宾夕法尼亚和比利时的煤钢带、澳大利亚和美国西部的废弃城镇的语言,在那些地方,资本主义由盛及衰,只留下满目疮痍和破落的社会体系。这番话也激起笔者就“亚洲危机”提出两个相关问题,在当代报刊杂志对“亚洲危机”近因的连篇累牍的分析中,它们很少被提出来。第一问是:什么因素使得世界银行所谓过去二十年的“亚洲奇迹”成为可能?第二问:是不是苏哈托的预测不但对印尼有效,对东南亚其他先进国家也有效?
如果谁在1950年代预测,一代人之内“奇迹”要在该地区发生,这人一定会被认作痴人说梦。印度尼西亚刚遭受了长达十年的军事占领、战争和革命的毁坏,识字率顶多10%。即便十年之后,印尼全国积累的收入,也比美国大型大学的收入高不了多少。菲律宾经济在殖民时代就很虚弱,到1950年代早被交战的日、美军队践踏成一堆瓦砾。除了(或许)有四分之一人口掌握的美式英语外,这个国家缺少一种国语把它结成一体。暹罗是个睡意沉沉的谷物出口国,就算在1960年代,它也缺乏全国性的、行之有效的初等教育系统。马来亚的锡加橡胶的殖民经济已是有气无力,这个殖民地成了一块战场,宗主国英国的军队与强大、无畏的共产主义暴动对垒。还须多说吗? 似乎可以不无道理地认为,这一“奇迹”之成为可能,要满足四项基本条件,而这些条件仅仅存在于从南韩延伸到印度洋东岸的、由沿海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狭长地带。 第一项条件是该地区冷战的特具弧形。二十世纪第三个25年里,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冷战比这儿“更热”,后来由于1970年代中期北京—华盛顿恢复邦交,也许又没哪个地方冷却得更快,更显著。美国人打过的仅有的两场大战都在这个地带:在朝鲜半岛上,他们被迫接受了代价高昂的平局,而在印度支那,他们遭遇了更惨痛、更耻辱的战败。东南亚的每个大国——印尼除外——都发生了持久、严重的共产主义叛乱,印尼本身到1960年代初还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那是社会主义集团之外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美国人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大举干涉所有这些国家,唯马来西亚例外,在当地共产主义造反运动的整个非常时期内,它依旧是个殖民地。臭名昭著的多米诺理论就是专为东南亚发明的。为了撑起这一排摇摇晃晃的多米诺骨牌,华盛顿全力以赴扶植这样的政权:效忠于它,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威权主义,反共——通常但并非一律是军人统治。许多政权通过防御协定同美国拴在一起,美国人还在有些国家布下了花样百出的军事设施。大败亏输只是鼓励华盛顿在它余下的政治牌背后投入更多武力和财力。美国的这个热带对跖区领受的五花八门的“援助”,世界上别的地区无出其右。 另一方面,印支“陷落”后巩固起来的华盛顿—北京反莫斯科联盟,意味着自1970年代末期直至苏联解体,东南亚那些国家如果愿意,就能继续从华盛顿的冷战慨赠中获利,不会面临什么严峻的国内或国外麻烦(我们下文将看到,菲律宾部分是个例外)。跟这整个过程很相似的事情,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不曾发生过。 第二项可能条件是该地区地缘上接近日本这一造化。东京到十九世纪末才姗姗来迟参与帝国主义游戏,它面对着北部边境的沙皇帝国,固守东南亚、支配中国的欧洲列强,同时美国人正横渡太平洋快速推进—阿拉斯加,夏威夷,中途岛,威克岛,关岛,菲律宾。从1895年取得台湾、1910年强夺朝鲜入手,日本统治阶级试图运用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为他们的国家在东亚和东南亚创造一个霸权区域,要与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区域相当。最终结果是1937年中日战争的开火,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的爆发,1942年东南亚大部地区的被攻取,和1945年8月原子弹的一炸而溃。战后恢复期间,从前的野心并未消失,只是采取了本质上是经济的外观。华盛顿自信它对日本的政治、军事控制,又热衷于将日本经济建成亚洲资本主义活力的基石,所以没有在东京的道路上设置什么真正的障碍。但是在战后初期的年月里,毛泽东的中国向日本资本关闭,而南韩人对日本殖民主义的苦痛记忆也决不会让他们持更欢迎的态度。东南亚是可获得的唯一现实的机会,特别是因为欧洲列强如今已丧失它们在那里的殖民堡垒。从1950年代开始,通过一系列的战争赔偿协议,东南亚国家获得了购买日本产品的大量资金支持,东京的经济势力范围急剧扩大:先是在暹罗,那是它二战时期的同盟;后来在其他新兴民族国家,它们曾在日本军事统治下有过不那么愉悦的经历。到1970年代初,日本已成为该地区最最重要的外国投资者,既是自然资源(木材、石油等)的开采者,又是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上的投资者。这一切意味着东南亚是世界上得天独厚的地区:最富强的两大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深深地、总体上合作地卷入此地四十年。后来,当南韩和台湾作为主要的资本输出地发动起来以后,它们追随头雁,增强了业已甚巨的原本限于美日的资本与技术流入。
第三项可能条件极具讽刺性,它就是中国成功的共产主义革命。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之外建设强大、专制的社会主义经济,这种毛主义的构想阻碍了中国在东南亚扮演重大的经济角色,或者说,阻碍了中国东南亚竞争,直到1980年代中期。只有在那时,这个过去的“中央王国”,连同它那广大的国内市场,它那受着中共铁腕统治的一贫如洗、一望无际的大群农民和工人,才开始从美国、日本、欧共体、台湾乃至南韩吸引巨额投资。因而到1990年代,中国大陆终于有机会在制造业出口上打败东南亚了,这种形势看上去一定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回顾起来,可见这个亚洲第一大国离奇地隔绝世界市场四十年,东南亚奇迹部分地就是托它的福。 最后一项条件间接联系着第三项。从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开火,在这悲郁的衰落世纪期间,数百万年轻人,多是文盲男子,离开福建和广东沿海地区,前往劳动力贫乏的东南亚的欧洲殖民地以及暹罗。这些人讲的是(总体上)彼此不通的话,比如闽南语、粤语、客家语、海南话和潮汕话,一直到世纪之交,他们大多数极少自认是中国人。他们按宗族、家乡的村庄或地区,也按语言群体识别他们自身。在环境有利的地方,特别是在佛教的暹罗和基督教的菲律宾,与当地人通婚,接受同化,这很普遍,时间一长就造成一个独特的混血社会阶层。在不太有利的环境下,比如在(穆斯林的)马来亚与荷属东印度,按殖民者的决策,他们往往被强行隔离聚居。然而1900年后,这种情况开始改变。妇女们开始从广东和福建过来了;学校开始建起来了,教孩子们全汉语的书写,也教官话口语;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主义取得了各种新进展。在这个时候,移民社群变得更加根深而稳定。尽管大部分移民久居贫寒(比如直到二战,他们构成了暹罗和马来亚的真正的工人阶级的主体),但是数量不菲的人,凭借勤奋工作的习惯与背井离乡带来的自由,顺着职业阶梯一步一步地攀升——买卖、企业主、专门职业,甚至政府机构。尤其是在荷属东印度,这些人渐渐形成一个明显的中间层,介于殖民行政机构与绝大部分是农民的本地人之间。 然而在这同一时期,土著民族主义开始在东南亚兴起,最早是在菲律宾,最后是在柬埔寨、老挝、马来亚和新加坡。历史上第一次,这些移民及其后裔常常发现自己左右为难:一边是种族主义日甚一日的殖民政权,它们蔑视、剥削但也保护他们;一边是本土文化保护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这些人鄙视他们是外乡人,是殖民者的协从,但又嫉妒他们的经济成就。欧洲殖民主义的瓦解,这些前殖民地于战后的独立,都加剧了他们处境的不安定性。殖民地的子民身份能够轻松持有,但一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公民身份却不能。
种种选择须得做出,但谈何容易;其中的难处,由于分别以北京和台北为中心的两个敌对政权的出现而加重了,它们二者都热望吸引南洋移民的忠诚,却无一有能力——或者甚至很有心——为了他们的利益进行保护性干预。然而与此同时,殖民主义的终结敞开了太平洋战争之前梦想不到的经济上发迹的机会。独立后的总体社会趋势——虽然国与国之间广有变异——是向上流动的“土著”力保他们自身在政治领域有一种坚不可摧的地位,特别是在急剧扩张的国家行政机构里,而重中之重又是在军队和警察部门里。印尼和马来西亚的这种趋势尤为显著;可是即便在暹罗,它已经拥有大批“华人”政治家,却难得觅见一位声称有如此血统的高级军官或警官。
此外,国立大学或公开或隐蔽的歧视“华人”政策,据信是要限制他们在公共部门乃至某些专门职业中的发展机会。这一切的后果是激发华族人将精力和雄心凝聚到商业部门——合法的和非法的。苏哈托的印尼当属这种种趋势的极端例子。从1966年3月到1998年3月间,已知有华人血统的,无一人曾经做过内阁部长、高级文官、陆军上将、海军上将或空军中将;甚至在议员中间,华人也是寥寥。然而,估计占总人口5%、据称是华人的群体控制了国内经济的70%—80%,而且苏哈托周围最大的亲信资本家,几乎全部恰是出自这个群体。这样一种劳动的“种族”分工刺激了政府官吏一方的大量寻租活动,制约了一个茁壮的“土著”企业家阶层的成长,使得边缘化的华人少数族群成了“奇迹”的真正的国内发动机。 这样一些可能条件,有多少还将继续存在于二十一世纪初叶呢?冷战期间美国对东南亚的异常投资不会再现了,那种投资让一个个暴政成为可能:1948—1977年间的泰国将军们,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苏哈托的望不到头的新秩序(NeuesOrdnung)。美国在菲律宾的基地撤离了,这个国家对它的前殖民主子而言,如今已成鸟尽之弓。暹罗不复被视为反对什么东西的堡垒。就算是广土的印尼,连同它那2亿的众民,而今也更多被当作包袱而非盟友。马来西亚久立不倒的总理马哈蒂尔的反西方鼓噪,只不过为他在华盛顿博得一个耸肩而已。 日本在这一区域有着恒久的地缘政治利益,但是很可能,以1985年《广场协议》为标志的这个国家的“历史时刻”,还有在1980年代横扫美国的反日大恐慌,都已过去了。眼下这个十年间,东京挣扎着要从1980年代末破灭的泡沫中奋力自拔,却鲜见奏效。它没有能力多施援手,助东南亚战胜金融危机,就是这一衰弱的明证。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的政治前景充满变数,但是极有可能,历史上它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那种中心作用,不久它将重新承担起来。它拥有的资源远胜东南亚任何国家,很长时期内它将是世界市场上不可一世的竞争者。因此,也许只有海外华人会留下一项经久的奇迹要素,纵然这个要素也有其可疑、脆弱的层面。 然而,即使说“奇迹”的这些可能条件多数已经消失或可能行将消失,也未必表示相关国家不能利用超常增长时期,为更加自立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毕竟,不论德国还是日本,都在遭遇战败、经济破产和外敌占领之后,在一长代人时间内东山再起,又成了经济大国。极度民族主义的南韩提供了一个更切近的对照,它利用美国人撑腰的冷战专制政治所带来的增长机会,以及它自身对其强大邻国的历史恐惧,造就了一个工业社会,生产出世界一流的工业品:有充分理由认为该国将迅速从金融危机中恢复元气,不久重新担当起它早先在全球经济中的那种角色。故而我们要问的关乎东南亚的核心问题是,“奇迹”时代积累起来的资源和资产,多大程度上被用来为它的可能条件暴减的日子做好准备。 为探索这个问题,哪怕只是蜻蜓点水、挂一漏万地探索,有三个明显的着眼点:一支有技能、受过良好教育、能够提升各国的附加值层级的劳动大军的发展;国内储蓄和投资的使用;以及对国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关切。这三点当然是紧密联系的,其中对未来至为重要者是第一点。 我们或可考虑不曾殖民化的暹罗,就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它还一直被世界银行宣扬为一个样板,一切有远见的“第三世界”国家都可以效法它,因为过去三十年里,它的增长率极高。1980年代末,它的中学适龄人口,只有区区28%的人确实在上不管什么样的中学。据可靠估计,到2000年,该国70%的劳动力将受过小学及以下层次的教育。高等教育机构培养出来的工程师,只及暹罗所需的一半。泰国的职业学校,不以它们灌输的高级工业技能闻名,更因它们学生团体间的野蛮斗殴著称。它的大学仍以国立为主,客气点说,其质量是“参差不齐的”,这尤其是因为教授和讲师薪俸羞涩,于是花了大量时间在校外做兼差或投机。末了还有一个现象,它在资本主义东南亚的其他各地也都看得见:许多上层和中层阶级的父母,决定尽量避开国民教育体系,送子女到当地的“国际”中学念书,进而依据各自的收入水平,送去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读大学。这些年轻人有的永不回国,回来的那些人很少愿意在祖国的教育系统里谋饭碗。 相比于马来西亚,菲律宾的大学适龄青年的入学比例足有三倍多但是学生们大多处在低劣的文凭加工厂里,学校差不多什么都没教给他们。两国都不具备有效的、以工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体系。它们都经历过严重的青年人才外流,特别是由于英语语言殖民主义的那种有销路的遗产。在马来西亚,聪明的年轻“华人”,面对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歧视,一直在大量地去国离乡。马科斯给菲律宾带来的深重苦难,启动了“土著”菲律宾人的大规模移民,其中不少人拿着当地大学的文凭,他们移居世界各地,做女佣、护士、酒吧招待、妓女、私人司机等等。(他们寄回家的钱是对菲律宾外汇收入的最大单项贡献。)印尼情况更糟。威权主义政府恶化了教育问题,它经常认为学生是个易变的危险群体,它还更多地运用教育系统灌输政治忠诚,而不是激发有创造力的青春心智。
教育政策之所以有这些缺陷,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多年以来,工业发展的主要投资者来自该区域之外,特别是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和台湾。所有这些投资客都在寻找低薪、听话和没有组织工会的工人;后三国还寻求离岸平台,它能提供进入美欧市场的低关税通道。对这样的投资者来说,在业务的直接需要之外从事职业培训,很少有利可图或有资源可用。再说,他们发展起来的制造工厂同国内经济与社会只有微弱的背后关联,往往运作得有几分像飞地。结果,有钱的外国人和穷苦的本地人做了出口开发型增长的许多现实工作。但是这种形势的延续始终有赖于劳动力的低工资、低技能状况;有点显著改善就刺激投资者转移到更穷的国家,比如越南。然而只要GNP数字继续上升,该地区就不会有什么政府严肃地从结构上谋及未来,一直到金融危机迫在眉睫。 恰恰由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深深依赖外国投资拉动,国内的投资者,尤其是政治关系不错的那些人,就把他们的活动云集在受保护的经济部门:银行、房地产、建筑和自然资源开发。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印尼有两百多家银行,大多数不可靠而且有政治关系,几乎全都负债累累。 曼谷城市银行估计有70万套闲置的住房和办公室。马来西亚政府下令修建了世界第一高楼,不料竟发现它的场地大半租不出去。苏哈托政府在飞机制造业上投入了数十亿美金,尽管如此,它的产品缺乏FAA(联邦航空局)安全认证,几乎无人问津。诸如此类,一个个白象工程前仆后继。正是奇迹的长久延续,不但刺激了统治阶级,也刺激了新中产阶级,利用他们的高储蓄水平,投身到各式各样投机的、非生产性的和寻租的活动中去。
19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人为的低利率与东南亚地区流行利率之间的巨大差距,又助长了这些或许是“自然的”倾向。对东南亚的金融家们来说,从东亚借钱,又便宜又几乎无限制,然后在他们国内市场放贷给各色人等,大赚一笔:这简直易如反掌。在估值过高的当地货币与美元挂钩的状况下,美国施加压力要求“自由化”,而世界银行又执著地推销当地证券市场,这进一步加重了投机倾向。 东南亚的资本主义国家当中,只有印尼和马来西亚证明赋有丰裕的矿产资源。然而在1950年代,所有国家都拥有广袤、丰产、形态各异的森林以及储量丰富的沿海水域。如今,菲律宾业已成为全世界环境受破坏最重的国家之一。暹罗的森林近于消失(只在最近十年,政府才颁布了一项国内伐木禁令,贯彻还不得力),肆无忌惮的泰国伐木人就把他们的魔爪伸向了贫困的邻国缅甸和老挝。去年印尼的大火,烧毁了婆罗洲和苏门答腊的几十万公顷森林,污染了居住在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南部的数百万人的空气。这些大火是苏哈托家族卵翼下的企业集团的贪婪之果,为了开辟出广阔的种植园,那些集团觉得烧掉偏远的人群、动物群和丛林本身,来得比较省事。
高技术,高高在上的日本人、韩国人,还有其他渔业公司,严重消耗了海洋环境,损害了贫穷的当地人的利益。在“奇迹”时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印尼与马来西亚有石油和/或天然气的大矿之利,也有欧佩克能够在不同点上强加的石油价格之利。但是这些矿藏是有限的,再也不能以1970和1980年代那样的规模开采了。又一个北宾夕法尼亚?
太过悲观或许不对;但是,特别是假如谁想到拿南韩作比较,他很难不得出结论说,“奇迹岁月”被东南亚那些领导人总体上短视、挥霍无度、甚至误国害民地虚耗了。 余下的事情,是要比较性地思考创造了奇迹的东南亚四大国的政治轨迹,以便评估金融危机在各国的可能后果。谱线从一端的菲律宾,经马来西亚和暹罗,延展到另一端的印尼。 ……

媒体评论
本书精彩地示范了书写历史的多种方法,尤其是如何用具体案例研究来提出深远的一般性观点。当我们既用熟悉的眼光,又从远处、从一个遥远文化的视角来观察某一事物或现象,会有一种恍然之感——“比较的幽灵”。这种视角帮助我们认识到熟悉的事物实际上具有何等的奇异性、构建性,甚至革命性。——·詹金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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