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中之权：德国在欧洲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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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赫弗里德·明克勒
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社
ISBN9787509016404
出版时间2022-02
装帧其他
开本32开
定价59元
货号31375723
上书时间2024-05-25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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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中文版前言
导言
第一章 外缘、内界和新中心：德国在欧洲的作用
欧洲计划中的政治悖论
欧洲模糊的外部边界
欧洲内部的分界线和分裂线
“加洛林欧洲”和欧洲的数轮扩张
欧洲中心：1990年后的德国
权力类型问题、美国撤出欧洲和地缘
政治局势
第二章 政治文化地理学：欧洲外部边界和欧洲的中心
欧亚边界
东方问题和地中海地区
欧洲的地理偏心性
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救赎史想象
转向权力政治：承压的中心与发难的侧翼
权力政治中心的思想武装
中心消失于集团性对抗
地缘政治与价值约束之间的中间地带
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地缘政治中心
1945年后 “西方”的地缘政治指导思想
阵营对峙的终结和欧洲东缘的新问题
第三章 德国在欧洲：从中心到边缘，再回到中心
欧洲的帝国分割和信仰分裂简史
三十年战争是“中心”的一场灾难
弱中心与强中心
德国人未能应对中心面临的挑战
第四章 执中之权：德国政治的新挑战和旧弱点
欧洲计划的政治化悖论和强中心需求
德国人应从历史中学到什么
美国从欧洲撤离导致对中心的重估
“执中之权”的安全政策指针
规范准则和政治审慎
持中政治：在克制与犹豫、深谋与软弱之间
德国的三大战略弱点
“弱势霸主”作为欧洲中心问题的解决之道
“执中之权”的两大问题域
权力类型的组合
参考文献
内容摘要
欧洲的未来取决于德国吗？在欧洲，接踵而至的诸多危机和摇摆不定的共同愿景使德国的角色问题愈加引人关注。毋庸置疑，德国是欧洲的主导力量，但这首先给它招致了不满，一些国家担忧甚至仇视德国的再度振兴。矛盾的是，另一些国家期待德国放弃它的克制，转而采取明确和无畏的态度来担负起更多的领导责任，以防欧洲陷入四分五裂。德国是否必须勇担领导责任以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
著名政治学家赫弗里德·明克勒围绕德国政治的痛点，深入勾连历史与当下，凭借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提出了重建“中心”的战略建言。明克勒认为，欧洲始终存在向心凝聚的需求，而经过欧盟东扩、债务危机和美国战略重心转移之后，德国又一次站在了欧洲的地理、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位置。形势从来没有如此明朗过。
精彩内容
相形之下，在革命性变革的过程中，不会出现通过精英决策来弥补民主正当性短板的悖论。一方面，因为革命性变革打破了线性发展的假设．另一方面是因为原本控制和引导
着过渡进程的精英们失去了权力的操纵杆。如果把革命一般地理解为政治和社会秩序一场代价高昂、
旷日持久的改革。那么上述悖论可以算作避免革命的代价。作为一项政治计划的“欧洲”迄今为止没有发生过革命动荡．今后也必须在没有动荡的情况下推进，如此方能成功地继续下去。以目前的形式，欧洲共同体无法挺过革命性动荡。为了避免动荡，它寻求获得民主正当性，但在这么做时跨度不能太大。不能让民主的影响具备彻底变革（等于革命）的性质。这就是“民主化悖论”的含义，也是美国与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欧洲的发家史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一
场既是资产阶级革命又是反殖民革命的斗争中，美国挣脱了大英帝国的羁绊，走过漫长的立宪之路，为自己制定了新的政治秩序。美国还经历了一场分裂战争，两种社会经济秩序模式在这场战争中交火，北方的秩序最后在战场上战胜了南方的秩序。类似的进程在欧洲不可想象，欧洲也无从承受。出于这个原因，以美国宪政为导向来进一步推进欧洲计划的想法，正如亲欧派知识分子反复建议的那样（最近一次是哈贝马斯在2013年），也是荒谬的。
欧洲模糊的外部边界因为欧洲组织不可能在一张政治白板上新建起23来，也因为多样性正是欧洲本身的动力所在，欧洲不可能与之前的民族国家历史或多元国家体系革命性决裂。更确切地说，对欧洲进行革命性重塑得不到最起码的政治支持，所
以欧洲组织必须学会处理其发展过程中一再出现的悖论性问题。这些悖论首先涉及如下事实：欧洲是一个地理上边界不明确的大陆，或者说地理边界划分的意义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始终变动不居。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欧洲必须确定自己的边界，然而，据以设定这些边界的标准在政治上是有争议的。地理学不能给出明确的指标。
抑或地理学的指标总是被历史印迹和文化上的对立意见所左右。边界因此是一个未定问题。诸如所谓欧洲认同之类的东西，在此是否应为决定性因素？
如果是的话，这种欧洲认同的具体特征都有哪些？
它们是否具有宗教性质，例如“基督教西方国家”想象意义上的宗教性质（Faber，1979）？或者说，它们是不是在文化类型上带有古典教育的强烈印记。所
以无论如何都要把作为欧洲人文教育发源地的古希腊纳入进来（Jobett，2010；Jaeckle，1988：46—79）？又或者说它们更具地理性质？根据地理性质．欧洲的自然边界是北大西洋和地中海，其东部与亚洲的分界则在顿河或伏尔加河一线（Gollwitzer，1964）？抑或应当根据政治文化的准则来界定，而根据这些准则，民主宪法和活跃的公民社会是加入欧洲的必要条件？在最
后一种情况下，曾经的欧盟成员国可因何种违反行为而被开除出去？
不过，无论是根据地理、宗教还是宗派和政治文化．甚或对古典时代及其文化传承的追溯，都不能划定明确的边界关系。而且更麻烦的是，这些由自然、文化或宗教所决定的边界，没有一个能与欧洲的政治组织自南扩、北扩和东扩以来实际拥有的边界相吻合。不论使上述哪一种方案具有约束力，大多数情况下都相当于把欧盟的一些成员排除在外，从而导致欧盟的萎缩，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相当于进行了一轮新的大规模扩张。而这两种情况都会对欧洲组织的存续构成威胁
。此外，也很难想象共同体中的足够多数能就这些地理、文化或宗教领域中的任何一个问题达成一致，更别提全体一致了。不支持按照宗教／信仰来划界的一个理由是，就算使其具有约束力，欧盟内部也不会由此产生一个基于身份认同的空间。近几十
年来的移民，还有宗教的重要性自欧洲启蒙以来越来越弱，都构成了对这种同质空间的阻碍（KallclleHer，1996）。
况且宗教的包容力不足．排斥性太强，欧洲不能按照宗教文化的指导思想进行重绘及制定政治秩序，否则也有悖于联盟在政治和道义上的自我理解。与宗教相反，文化教育上的联系只代表一种散漫的包容性，通过援引文化印记和古典教育所划定的边界是社会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它们在欧洲内部造成社会分裂的能力将强于它们划定外部边界的能力。人们可以通过将宗教和文化的边界历史化来避免这个难题，即将这种边界限定在某一时段或某一时代内，并加上关键日期的规定。由于这些边界线都是过去式，欧洲的身份认同绝无可能从中产生。除此之外可以肯定的是，在欧洲，对于具有约束力的时间段或文化分界究竟截止于何时，不存在任何共识。
P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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