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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肯尼迪之死：新闻媒体与集体记忆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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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

ISBN9787300321417

出版时间2024-04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108元

货号32040030

上书时间2024-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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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芭比？泽利泽享有国际盛誉的新闻与传播学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伯格传播学院雷蒙？威廉斯传播学讲席教授。曾任国际传播学会主席。研究主要聚焦于新闻的文化维度，关注新闻权威与集体记忆等核心议题。近年来，其研究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很多学者引用她关于“阐释共同体”的论述和对集体记忆的研究探讨中国新闻业的相关议题。 

目录
前言 
致谢 

第一章 导论：叙事、集体记忆与新闻权威 

第一部分 语境 
第二章 刺杀发生之前 
第三章 修辞合法化与新闻权威 

第二部分 讲述 
第四章 “报道肯尼迪之死”：讲述刺杀事件 
第五章 “报道肯尼迪之死”：媒介化评价 
第六章 “报道肯尼迪之死”：专业性论坛 

第三部分 提升 
第七章 官方记忆的消解：从1964年到1970年代 
第八章 记忆的协商：从1980年到1990年代 

第四部分 追忆 
第九章 个体的权威：通过名人来追忆 
第十章 组织和机构的权威：通过专业传说来追忆 
第十一章 专业的权威：通过历史来追忆 

内容摘要
已故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被称为“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有魅力的”人物，在许多美国人看来，逝世的肯尼迪有着“比其在世时更为强大的力量”。对大多数成年美国人来说，1963年11月22日发生的肯尼迪遇刺事件形成的记忆是难以磨灭和刺痛人心的。那些在当天受命前往达拉斯负责“报道身体”（coverthebody）的记者——这是一个用来形容无论总统去往哪里都被贴身报道的新闻术语——不过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然而，“报道身体”却变成了“报道肯尼迪之死”，记者报道的该事件至今仍搅动着大多数美国人的记忆。 

本书的主题就是讨论媒体记者在美国人集体记忆中的位置，哪些因素使他们成为可信的、权威的和首选的刺杀事件讲述人。芭比？泽利泽系统而深入地探讨了“叙事”（narrative）、“新闻权威”（journalisticauthority）和“集体记忆”（collectivememory）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记者是一种“阐释共同体”（interpretivecommunity），即通过其专业地位具有的特有叙事权力来建立权威。 

精彩内容
专业性、 文化权威和1960年代叙事的自反性
记者对肯尼迪遇刺事件的重述是回顾当时主要事件的大量文献中的一部分。由于夹杂着对文化权威和日常生活中历史的重要性等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渲染和强调，自反性叙事使得1960年代成为一个在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都经历转型的年代？莫里斯？迪克斯坦说，这个年代提供了一个“使人们能够由此启程进行各种社会争论的出发点”，并且鼓励人人都成为“利益相关方”。社会和文化事业都被赋予了历史的使命。一位1960年代历史的记录者托德？吉特林后来声称:“下述观点似乎尤其正确:当首字母大写的历史一词降临尘世之时，它要么对生活产生干扰，要么使得生活中的可能性成真；身处历史的长河中，或者说贯穿于历史的长河中，人们生活在一种超负荷的水流密度之中——人们的生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向彼此提出要求，将彼此吸引到共同的事业中。”
有些人认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被历史和历史的重要性所浸润？“我们培育出一种大胆的假设，”其中有人说，“我们身处历史性时刻，这一时刻极其关键、前所未有，最终在时机成熟时也会将我们自身容纳在内。”历史不仅仅是可接近的，它也融入了个人和群体都声称的寻求自我证明的使命之中？ 
通过各种历史事件，对于1960年代的记录很好地审视了这十年。事件有助于标记公共时间，划分“之前”和“之后”时期，并生成这个时代的动荡、社会创造、变革的标志？ 
然而，哪些事件能够被重塑，取决于更为宏大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议程。一些作家，诸如诺曼？梅勒，坚持认为1960年代起始于1960年的总统大选。梅勒关于1960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著名文章《超人来到了超级市场》，鼓吹了一位有“12张面孔”的英雄的到来。其他人认为，大选是“历史上的一场自由落体式变革（暗杀、骚乱、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石油禁运、伊朗人质危机、太平洋沿岸国家的经济崛起，无休无止——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国）的开端，孕育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而美国需要在这个新世界中寻找一席之地”？ 
作家们把这十年描绘成一个游乐场，其间充满了几乎失控的混乱和鲁莽，每个角落都有活动着的剧院。约翰？肯尼迪、马尔科姆？艾克斯、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的遇刺，引发了一个严肃的问题：美国政治领导层的质量。据此，一家杂志的编辑称这一时期为“二十年的‘意外性’执政期”。越南战争激发了人们对美国海外征战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的质疑，与此同时，民权运动又在国内大后方激起声势浩大的激进主义行动？五角大楼文件的出版和水门丑闻事件的开端都展示了政府内部私人空间的非法行为。学生行动主义和抗议文化——以言论自由运动、大学生抗议和肯特州立大学枪击事件为代表——则显示出美国大学生群体内部正在经历巨大的分裂和对立？ 
肯尼迪遇刺常常被塑造为此后陆续发生的事件的原型。一位作家说，它是“改变世界的一天”，一次预示纯真结束的成人仪式。暗杀象征着美国人民集体经历的一次断裂。许多记录者都感到，肯尼迪的死亡带来了很多对文化权威的现存边界的质疑。“整个国家都陷入了一个谎言，”社会行动人士凯西？海登回忆说，“我们被告知享有平等，但我们发现它并不存在。就我们所见，我们是仅有的讲出真相的人。”另一位批评者说:“我们开始怀疑医生通过对病患胸部进行敲打诊断病情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也开始怀疑警察进行日常巡逻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由于质疑外部权威，记录者开始自己扮演文化、社会和政治的仲裁者的角色。“1950年代的批评者倾向于呼吁……回归传统，而1960年代的批评者往往用个人证词来结束争论？”迪克斯坦如是说。用弗雷德里克？詹明信的术语来说，就是作者采用了一种“修正过的权力、支配、权威和反独裁主义的政治语言”。他们关于日常生活的叙事逐渐聚焦于权力——质疑它、协商它、谴责它，最终创造权力能够实现的新形式。当作者提升即时性、对抗性以及个人见证的价值，并且使得对事件的主观看法合法化之时，他们就会将1960年代视为一个共识逐渐消逝的时代。这种协商一致的意见是否曾经存在过，现在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它被用来回忆那个年代？ 
与引起这种共识有关的特定群体是那些已经崭露头角的专业人士。尽管对权威的合法性存在更大的质疑，但中产阶级群体中还是涌现出一批专业人士，他们开发出了一条“跑得更快、延伸得更远的跑道”。对历史及他们在其中位置的关切也会影响他们的行动。大规模爆发的公共事件使得一些专业——写作、艺术、医学——的根基发生了动摇，因为这些事件促使相关的专业人士重新思考合理行动的边界到底在何处。有关权力和权威的问题对专业人士不断变动的自我描绘构成了直接挑战，他们逐渐开始设法解决持续存在的与文化权威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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