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译注（上下）/人文传统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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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锡荣 韩峥嵘
出版社人民文学
ISBN9787020185443
出版时间2024-04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118元
货号32043646
上书时间2024-05-23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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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锡荣（1931-），原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曾任吉林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出版过《楚辞新论及其他》《战国策译注》《郑板桥详注》等著作。
韩峥嵘（1934-2011），原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古汉语教学和研究工作，出版过《古汉语虚词手册》《诗经译注》《战国策译注》等著作。
目录
前言
卷一东周
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
秦攻宜阳
东周与西周战
东周与西周争
东周欲为稻
昭献在阳翟
秦假道于周以伐韩
楚攻雍氏
周最谓石礼
周相吕仓见客于周君
周文君免工师藉
温人之周
或为周最谓金投
周最谓金投
石行秦谓大梁造
谓薛公
齐听祝弗
苏厉为周最谓苏秦
谓周最曰仇赫之相宋
为周最谓魏王
谓周最曰魏王以国与先生
赵取周之祭地
杜赫欲重景翠于周
周共太子死
三国隘秦
昌他亡西周之东周
昭翦与东周恶
严氏为贼
卷二西周
薛公以齐为韩、魏攻楚
秦攻魏将犀武军于伊阙
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
雍氏之役
周君之秦
苏厉谓周君
楚兵在山南
楚请道于二周之间
司寇布为周最谓周君
秦召周君
犀武败于伊阙
韩、魏易地
秦欲攻周
宫他谓周君
谓齐王
三国攻秦反
犀武败
卷三秦一
卫鞅亡魏入秦
苏秦始将连横
秦惠王谓寒泉子
冷向谓秦王
张仪说秦王
张仪欲假秦兵以救魏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
张仪之残樗里疾
张仪欲以汉中与楚
楚攻魏，张仪谓秦王
田莘之为陈轸说秦惠王
张仪又恶陈轸于秦王
陈轸去楚之秦
卷四秦二
齐助楚攻秦
楚绝齐，齐举兵伐楚
秦惠王死，公孙衍欲穷张仪
义渠君之魏
医扁鹊见秦武王
秦武王谓甘茂
宜阳之役冯章谓秦王
甘茂攻宜阳
宜阳未得
宜阳之役楚畔秦而合于韩
秦王谓甘茂
甘茂亡秦
甘茂相秦
甘茂约秦、魏而攻楚
陉山之事
秦宣太后爱魏丑夫
卷五秦三
薛公为魏谓魏冉
秦客卿造谓穰侯
魏谓魏冉
谓魏冉曰和不成
谓穰侯
谓魏冉曰楚破
五国罢成皋
范子因王稽入秦
范雎至
应侯谓昭王
秦攻韩围陉
应侯曰郑人谓玉未理者璞
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
谓应侯曰君禽马服乎
应侯失韩之汝南
秦攻邯郸
蔡泽见逐于赵
卷六秦四
秦取楚汉中
薛公入魏而出齐女
三国攻秦
秦昭王谓左右
楚、魏战于陉山
楚使者景鲤在秦
楚王使景鲤如秦
秦王欲见顿弱
顷襄王二十年
或为六国说秦王
卷七秦五
谓秦王曰
秦王与中期争论
献则谓公孙消
楼约秦、魏
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
文信侯欲攻赵
文信侯出走
四国为一
卷八齐一
楚威王战胜于徐州
齐将封田婴于薛
靖郭君将城薛
靖郭君谓齐王
靖郭君善齐貌辨
邯郸之难
南梁之难
成侯邹忌为齐相
田忌为齐将
田忌亡齐而之楚
邹忌事宣王
邹忌修八尺有馀
秦假道韩、魏以攻齐
楚将伐齐
秦伐魏
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
张仪为秦连横说齐王
卷九齐二
韩、齐为与国
张仪事秦惠王
犀首以梁为齐战于承匡而不胜
昭阳为楚伐魏
秦攻赵
权之难
秦攻赵长平
或谓齐王
卷十齐三
楚王死
齐王夫人死
孟尝君将入秦
孟尝君在薛
孟尝君奉夏侯章
孟尝君坐
孟尝君舍人有与君之夫人相爱者
孟尝君有舍人而弗悦
孟尝君出行国至楚
淳于髡一日而见七人于宣王
齐欲伐魏
国子曰秦破马服君之师
卷十一齐四
齐人有冯谖者
孟尝君为从
鲁仲连谓孟尝
孟尝君逐于齐而复反
齐宣王见颜斶
先生王斗造门而欲见齐宣王
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
齐人见田骈
管燕得罪齐王
苏秦自燕之齐
苏秦谓齐王
卷十二齐五
苏秦说齐闵王
卷十三齐六
齐负郭之民有孤狐咺者
王孙贾年十五
燕攻齐取七十余城
燕攻齐，齐破
貂勃常恶田单
田单将攻狄
濮上之事
齐闵王之遇杀
齐王建入朝于秦
齐以淖君之乱秦
卷十四楚一
齐、楚构难
五国约以伐齐
荆宣王问群臣
昭奚恤与彭城君议于王前
邯郸之难
江尹欲恶昭奚恤于楚王
魏氏恶昭奚恤于楚王
江乙恶昭奚恤
江乙欲恶昭奚恤于楚
江乙说于安陵君
江乙为魏使于楚
郢人有狱三年不决者
城浑出周
韩公叔有齐、魏
楚杜赫说楚王以取赵
楚王问于范环
苏秦为赵合从说楚威王
张仪为秦破从连横
张仪相秦
威王问于莫敖子华
卷十五楚二
魏相翟强死
齐、秦约攻楚
术视伐楚
四国伐楚
楚怀王拘张仪
楚王将出张子
秦败楚汉中
楚襄王为太子之时
女阿谓苏子
卷十六楚三
苏子谓楚王
苏秦之楚
楚王逐张仪于魏
张仪之楚贫
楚王令昭雎之秦重张仪
张仪逐惠施于魏
五国伐秦
陈轸告楚之魏
秦伐宜阳
唐且见春申君
卷十七楚四
或谓楚王
魏王遗楚王美人
楚王后死
庄辛谓楚襄王
齐明说卓滑以伐秦
或谓黄齐
长沙之难
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
客说春申君
天下合从
汗明见春申君
楚考烈王无子
虞卿谓春申君
卷十八赵一
知伯从韩、魏兵以攻赵
知伯帅赵、韩、魏而伐范、中行氏
张孟谈既固赵宗
内容摘要
《战国策》是记载战国时期纵横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行的一部重要典籍，既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又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我们所熟知的荆轲刺秦王、冯谖客孟尝君、邹忌讽齐王纳谏、唐雎不辱使命等故事，和亡羊补牢、狡兔三窟、画蛇添足、狐假虎威、三人成虎、南辕北辙、抱薪救火等成语皆出自这部经典。吉林大学文学院王锡荣和韩峥嵘教授合作译注的《战国策译注》，包括“解题”，在各国策文前介绍各国的历史沿革、地理位置、策文情况等；“注释”，注释各篇策文中的疑难字词、异文情况；“翻译”，对策文进行贴合原意的白话文翻译。这是一部非常适合普通大众阅读的普及读本，能够帮助读者无障碍地走进《战国策》，领略战国谋士的智慧和风采。
精彩内容
前言
《战国策》是记载战国时期纵横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行的一部重要典籍，既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又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今天能把我们为它所作的全注全译付梓，以正于读者和方家，这是令人十分欣慰的。
一
《战国策》是西汉末年刘向校订、整理“中秘书”（宫廷藏书）所取得的一大成果。刘向《战国策叙录》云：其底本众多，“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文字混乱而且体例不一，“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由此可见，《战国策》乃是刘向采录若干同类文献，采取国别体加以校正、删汰、补充、编次，并命名而成。显然，作为群书荟萃的《战国策》，其作者绝非一人，相传乃是各国史官或策士。他们究竟是谁，已不可考。
《战国策》的流传曾有一番周折。东汉末年，延笃作《战国策论》一卷，高诱作《战国策注》二十一卷，或谓三十二卷。到北宋时，据王尧臣《崇文总目》云，刘向校录本尚有二十二卷（清钱绎按：“《隋志》《通志略》并二十一卷。”），高诱注释本仅存八卷。于是曾巩寻访校补之，其《战国策目录序》云：“刘向所定著《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按：宋元间马端临《文献通考》云：《崇文总目》谓‘第二至十、三十一至三十三阙’。然则此‘十一’当作‘十二’。）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遗憾的是散佚的高诱注，他并没有找到。尽管如此，曾巩对于《战国策》的流传是立了大功的。
南宋初年，在曾巩校补的基础上，接连出现两种新本子，一种是成书于绍兴十六年（1147）的姚宏续注本，一种是成书于绍兴十七年（1148）的鲍彪新注本。姚本三十三卷，卷数、篇次悉如曾本之旧，其中二至四卷、六至十卷为尚存的高诱注，其余各卷为姚宏的续注。姚宏还以北宋的几种本子加以对校，点勘较为精审。其自序云：“不题校人并题续注者，皆余所益。”所题校者，“曾”即曾巩，“钱”即钱藻，“刘”即刘敞，“集”即集贤院。可贵的是，姚宏已开始运用《史记》等书与《战国策》加以比较的研究方法，有新的创获。明代毛晋汲古阁翻刻姚本，各卷皆题“高诱注”，这是传写的错误。鲍本十卷，其特点是：移《西周策》于《东周策》之前，按年月调整部分策文的次序，每国策文分别加标王号，不采高诱注而自为之注，对本文有所增删改动。鲍彪用尽毕生精力，四易其稿，疏通诠解之功不可埋没。后来，赵与时《宾退录》评论说：“《战国策》旧传高诱注，残阙疏略，殊不足观。姚令威宽补注（按：补注者为姚宏，此误为姚宽）亦未周尽。独缙云鲍氏校注为优，虽间有小疵，殊不害大体。惟东西二周一节，极其舛谬，深误学者，反不若二氏之说。”到了元代，吴师道认为鲍本仍多未善，遂在鲍本的基础上加以补阙订正，完成《战国策校注》十卷。吴师道取姚本与鲍本参校，并杂引诸书进行考证，凡增其所阙者谓之“补曰”，凡纠其所失者谓之“正曰”。因鲍本篇次有所移易，故附录刘向、曾巩所校三十三卷四百八十六篇的目次，以存其旧。吴师道也采用了运用《史记》等书与《战国策》加以比较的研究方法，而且做得更为认真。
清代研治《战国策》颇有成绩的是黄丕烈和王念孙。黄丕烈据宋椠重刊姚本，并用家藏吴本互勘，撰写《战国策札记》三卷。其中详列鲍本、吴本之异同，并参照《史记》等书校订姚本，采用了同时代的段玉裁、顾广圻等人的说法。王念孙参考大量有关资料，以其文字、声韵、训诂的非凡功力，撰写《战国策杂志》三卷，对今本《战国策》的讹误多所匡正，极为精到，非前人可比。
晚近以来，考释《战国策》的著作又有数部，其中重要的有金正炜的《战国策补释》、缪文远的《战国策考辨》和《战国策新校注》、诸祖耿的《战国策集注汇考》等。另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校点本《战国策》，以姚本为底本，汇集鲍彪、吴师道的注文及黄丕烈的札记，乃是《战国策》流传至今较为完善的本子。1984年重版时，它又把1973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附在后面，不仅可以补今本《战国策》之不足，而且在校勘上也颇有价值。
二《战国策》是一部无以取代的珍贵的历史文献。战国时代的历史文献，由于秦始皇下令“非秦记皆烧之”，大都荡然无存，惟有战国策书和《竹书纪年》有限几部。这是仅就以记载历史事件和世系为主的文献而论的，没有把重点不在记录史实的诸子计算在内。《竹书纪年》所载战国史事只是魏国之事，与史料甚丰的《战国策》不可相提并论。司马迁撰写《史记》，所述战国史事，大都取资战国策书，宋人姚宽统计凡九十三事，今人郑良树统计共一百四十九处。
《战国策》可谓战国时代的一面镜子。“战国”作为时代名称始于刘向，他指的是“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而一般则依据《史记·六国年表》定为周元王元年（前475）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战国时代是从封建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由割据走向统一的巨大变革时代。当时新兴的封建制度刚刚确立，各诸侯国独占一方，割据称雄，几个强大的诸侯国都想创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于是在两百多年的时间内，各诸侯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斗争。与此同时，各诸侯国内部也不断进行着争权夺势的斗争。所有这一切，都在《战国策》所载的谋臣、策士的言行之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统观《战国策》十二国策，可谓战国七雄秦、齐、楚、赵、魏、韩、燕以及其他五国东周、西周、宋、卫、中山的兴衰史，经过诸家如林春溥、顾观光、雷学淇、于鬯、陈梦家、杨宽、范祥雍的系年，莫不可见来龙去脉。其中战国前期之事所载不多，仅有赵魏韩“三家分晋”、齐“围魏救赵”等几件大事；而战国中、后期之事则纂辑甚丰，展现了各国之间合纵与连横的外交策略斗争，激烈而频繁的兼并战争和秦统一六国的过程。此间的重大事件，诸如齐大破魏军于马陵（前341）；秦败楚取其汉中地（前312）；燕与秦、楚、三晋合谋伐齐（前284）；楚败于秦失鄢、郢（前278）；秦、赵争夺上党大战于长平（前260）；韩、魏、楚、燕、赵、齐六国相继灭亡（前230—前221），皆有所载。尤其可贵的是，其中暴露了统治者的荒淫残暴、愚蠢自私，反映了人民在兼并战争之中的痛苦生活。
《战国策》作为一部游说之士的言行辑录，肯定了士这一阶层在政治上的地位和在外交上的作用。士这一阶层是在当时社会大变革的形势下应运而生的，他们或是随着世卿世禄制度的崩溃由贵族没落下来的，或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由小生产者上升而来的。他们大都是文化人，凭借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纷纷阐述并千方百计施行自己的主张和策略，在诸侯竞相争雄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些开明的国君（如齐威王、魏惠王、燕昭王等）和权贵（如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四公子等）都把他们作为“智囊”多方招纳、大批豢养。他们则仰首伸眉，敢说敢为。例如王斗当面讽刺齐宣王“好马、好狗、好酒、好色”，惟独“不好士”；颜颀面对“忿然作色”的齐宣王，断然回答“士贵耳，王者不贵”；冯谖替孟尝君“收债于薛”，竟“以债赐诸民，因烧其券”，为孟尝君“市义”。虽则如此，尽忠效力于统治者，才是士这一阶层得以存在的前提。
战国中后期，通过商鞅变法，秦国日益富强起来，企图蚕食六国，统一海内。在这种情况下，谁胜谁负固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武力的强弱，但是更重要的则取决于策略的得失，正如刘向所说：“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因此，当时绝大多数的士，用韩非的话说，不是主张“合众弱以攻一强”的合纵派，就是“事一强以攻众弱”的连横派，统称纵横家。其中虽然有像鲁仲连那样“义不帝秦”“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的“高士”，但大多数是像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那样的贪图功名利禄的两面派。他们以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于诸侯之间，言无真理，行无准则，纵横捭阖，朝秦暮楚。例如苏秦起初以“连横”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乃转而以“合纵”说赵王；陈轸先仕秦而后仕楚，既仕楚而又贰于秦。他们这两手制约着七国相争的局势，他们在战国时期的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不可忽视，就此而论，《战国策》也是有重要历史价值的。
《战国策》虽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它并非皆为信史，其中某些篇章纯属虚构。在全书四百九十五章中，大体可信的占五分之四以上，多所虚拟的不足五分之一。这种情形，司马迁早已发现，他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史记·苏秦列传赞》）兹举《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为例，其中苏秦说秦惠王云：“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臆想之辞。理由是：（1）据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苏秦活动在齐闵王、燕昭王时代，于秦相当于昭王之时，上距秦惠王三十余年；（2）据《史记·秦本纪》，秦灭蜀在惠王后元九年，取汉中在后元十三年，取巫、黔在昭王三十年，至此惠王已死三十四年；（3）胡、代在赵国之北，皆非秦地。有鉴于此，从历史角度读《战国策》是不可不考辨虚实真伪的。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改变以往书目入《战国策》于史部杂史类而归之于子部纵横家，他说：“历代以其纪诸国事，载于史类。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于学纵横者所著，当附于此。”尔后，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因之。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案：班固称司马迁作《史记》，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天汉。则《战国策》当为史类，更无疑义。且子之为名，本以称人，因以称其所著，必为一家之言乃当此目。《战国策》乃刘向裒合诸记，并为一编，作者既非一人，又均不得其主名，所谓子者安指乎？”关于《战国策》的思想内容和文献价值，刘向认为其中“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这是比较公允的。而曾巩不以为然，他说：“［刘向］率以谓此书战国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他认为谋士之言虽为“邪说”，但“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秦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得而废也。”他还是充分肯定了《战国策》的史料价值。而吴师道《书曾序后》则极力发挥曾巩“放而绝之”的主张，认为邪不压正，即使是小人“得是书而究之，则将有不为者矣”。清代陆陇其认为：“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子弟识见未定而读之，其不为之渐染者鲜矣！”他便撰写《战国策去毒》，使之“不中其毒”。我们认为，《战国策》是一部内容丰富、文献价值不可低估的书，因它记载了某些策士的丑恶行径，就把它视为大毒草，这是非常不公正的。
三《战国策》的文学价值很高，古往今来，学者们无不津津乐道，就连视之为“邪说”者也不例外。宋李格非说：“其事浅陋不足道，然而人读之，则必乡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书战国策后》）王觉说：“虽非义理之所存，而辞丽横肆，亦文辞之最，学者所不宜废也。”（《战国策》）鲍彪说：“其文辩博，有焕而明，有婉而微，有约而深。”（《战国策注序》）清陆陇其说：“其文章之奇，足以悦人耳目。”（《战国策去毒跋》）吴曾祺说：“其文章之美，在乙部中，自《左》《史》外，鲜有能及之者。”（《战国策补注叙例附言》）长于叙事，有如小说，这是《战国策》首屈一指的特点。近人胡怀琛说：“《战国策》原为史类之一书，由今观之，吾人可云，其书大半是小说。”这就是《战国策》使人爱不释手的根本原因。《战国策》叙事的小说性，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富有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例如《齐策四·齐有冯谖者》，写的是策士冯谖为孟尝君效力的故事：一写冯谖寄食到孟尝君门下，自谓“无好”“无能”，竟三次弹铗而歌，迫使孟尝君待他为上客；二写冯谖自告奋勇为孟尝君收债于薛，竟“起矫命，以债赐诸民”，声称为孟尝君“市义”，一年后孟尝君罢相回薛，“民扶老携幼”迎接他，他才发现冯谖足智多谋；三写冯谖为孟尝君经营“三窟”，遂使孟尝君复位，“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这“三部曲”写得迂回曲折，出人所料；首尾一贯，详略得体；生动深刻，耐人寻味。再如《韩策二·韩傀相韩》，也可以说是“三部曲”：其一为序曲，写严遂为报与韩傀之仇，特与聂政结交，颇能理解聂政赡养母亲的孝心，并不急于要求聂政为他行刺；其二为正曲，写聂政母死除服，便挺身而出为严遂报仇，竟然谢绝所派车骑人徒，独闯戒备森严的东孟之会，直刺韩傀兼中哀侯，遂“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而死；三为尾声，写聂政之姊去韩国认尸，“不避菹醢之诛”，“抱尸而哭之”，大扬聂政之名，遂“自杀于尸下”。这“三部曲”一气呵成，真是波澜起伏而动人心魄，之所以连续推出直臣、勇士、烈女三个人物，一则以言士为知己者死，二则以彰聂氏姊弟之情，从而突出了聂政孝悌与豪爽的性格。
二是善于刻画人物，栩栩如生。例如《秦策二·苏秦始将连横》所塑造的苏秦形象，血肉相当丰满，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它以语言、肖像、行动、心理的多方面描写，把苏秦以连横说秦失败和以合纵说赵成功前后的表现加以对比，揭示了苏秦能言善辩、刻苦自励、投机钻营的性格特点和贪求功名利禄的内心世界。最精彩的是以下两段结合环境描写的心理描写：一段是“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然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皆秦之罪也。’”一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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