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使的咒语

后记：梦、神话与精神分析写作

     ——关于《信使的咒语》的解读

耿占春

张鲜明有着数十年记录梦的经验，近些年叙述梦成为他自觉的写作方式。可以说，随着叙事体《寐语》的出版和诗歌《暗风景》系列的发表，他确立了自身的独特风格，也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话语。在当下的写作中，无论作家还是读者，在文学还是在日常生活，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意识，而非潜意识，意识经验总是处在思想与话语的核心，潜意识体验却很难得到描述。事实上，如果潜意识经验得不到关注，意识经验也会愈来愈固化贫乏。在这一语境里，富有文本意识的梦的记述，其意义不只局限于文学，如刘亮程在一次交谈中所说，张鲜明的写作富有启示性，可能成为日后人们所仿效的对象。因为他注意到了那些普遍深藏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晦暗领域，让梦、无意识或潜意识获得了文学性及其修辞形式。

继《寐语》出版之后，张鲜明结集了《信使的咒语》一书。梦的叙述并非易事，梦并不以语言的形式呈现，它是一些依稀难辨的重叠场景，缺乏清晰的语义和叙述逻辑，并且通常也缺乏经验的连续性。因此，梦幻叙事意味着将非语言的场景转换为语言，将潜意识或无意识体验转换为意识经验，但又要保留潜意识的形态与内涵。梦幻叙事意味着置身于意识与潜意识之间，非语言与语言之间，无意义与意义之间，不可理喻之事与隐喻符号之间。梦幻叙事是对可记录的身体—潜意识的一种“虚构”，又是对虚构体验的一种真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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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说来，《信使的咒语》如《寐语》一样，梦涉及一种危机性的体验，梦涉及困境、禁令、危险、失控、假象，或无从判断的重叠处境，如《大地深处的墙壁》《赌命游戏》《他们引爆了原子弹》《人体弹夹》《失控》《亡灵的托付》等等，梦思维潜藏着与危机或死亡有关的体验。但我们可以发现，唯有危机是真实的，而死亡并不存在。

《他在写“死后感”》中的“我”去参加一个活动，“任务是搞新闻报道”，闻名遐迩的人物黑白因为组织这个活动过劳猝死，为此“我”需要写一则消息却不知道该怎么写，属于意识经验的叙述很快滑入无意识，“我焦急地四下张望，突然看见黑白正端端地坐在刚才空着的座位上。”在这个大厅里，“我突然明白过来：他在写‘死后感’……谁触碰到他，谁就必死无疑。我带着强烈的敬畏感走出会堂，沿着左侧的小径向西面的山坡走去。走着走着，一转身，发现我刚才所在的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毡房，毡房的门帘掀着，从这里能看到里面的人，能感受到其中特殊的氛围，甚至能闻见一股浓郁的樟脑味儿。樟脑的气味是防腐的，它代表哲学，这就证明那里的人正在讨论关于死亡的话题”，场景接着又转向了戈壁滩，“有一个人坐在离我近的那个草丛中，从他的身影看，有点像是黑白，却不能确定。我突然感到，我面前的戈壁滩其实是一篇文章，也就是黑白所写的那篇‘死后感’……我看着遍地鹅卵石，心里一片茫然。我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荒凉气息”。梦的场景从会 堂—毡房—戈壁滩，逐渐下移至符合死亡的修辞特性或“死后感”的荒凉地带。戈壁滩就是那篇被称为“死后感”的文章，而鹅卵石就是文字。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信使的咒语》的诸多梦境里，大地与书、事物与文字的隐喻关系构成了特殊的梦幻式修辞。随后这个等式还要逐步加上身体、器官。土地＝书籍＝身体，这个隐喻式的等式构成了《信使的咒语》一书的梦幻修辞学。

然而正是由于土地、身体、文字之间的隐喻关联，无意识否定了死亡，就像神话里没有真正的死亡一样。对生命与死亡而言，无意识才是防腐剂，散发着一种不朽的古代哲学气息。只是梦中的死亡延伸了神话般的恐怖性。《艾乂》讲述，从一个总是发出“艾乂艾乂”的声音中，“采访者”——这是作者的职业角色，这个身份属于“清醒”或意识经验的投射——发现“这卧室里住着这家主人的父亲，他已经死了，却一直在里面住着。那位老人虽说已经是一具僵尸，却依然管理着这个家……”，梦中的我意识到危险来自这具死而不亡的僵尸，“为了麻痹僵尸，我斜躺在沙发上，紧紧地闭着眼佯装睡着了。我感到那僵尸已经走到我跟前，我闭着眼不敢看他。他突然朝着我的右胯狠狠地咬下来……”，无论这是一种社会隐喻还是文化象征，其间都残留着神话思维，即死亡被否认了。

与死者打交道的梦境也出现在《他想借我的嘴巴说话》里：“我知道他已经死了，可是，就是他，竟然朝我靠拢过来。他的脑袋是完整的，胸部以下却是虚拟的，就像一张渐变的图片，越往下越稀薄，到了腿部就完全是马赛克了。……他用意念告诉我：想借你的嘴巴说几句话。我知道，他要说出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 ；我还知道，他的话语将会很危险。”梦中的“我”在惊恐地尽力避开被死者借用嘴巴，以避开祸端。在这样两个梦里，死者留下了一张撕咬活人的嘴巴，或在死亡中隐藏了说话的欲望。张鲜明的梦幻叙事总是在讲述着死亡之时，死者返回了生活现场，因而死亡并不存在，存在的是死者参与活人事务带来的恐怖。不知何故，在《寐语》和《信使的咒语》里，往往是这些与死亡有关的梦，接近隐秘的现实体验。

然而梦思维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伪装的现实意识，在张鲜明的述梦作品中，我们感受到神话依然活跃在现代人的梦思维里，这是否意味着神话并非只是原始人类的心智活动，或者说现代人的梦思维就是一种活着的神话？除了表达死亡恐惧的梦，有许多梦叙述的是在危机中将死亡视为一种变形记，以变形的方式逃避死亡，这些梦更为接近远古神话世界的变形记。《菜籽女儿》讲述一个遇到危急情形的女孩扑到她妈妈怀里，瞬间变回到一粒菜籽那么大，并飞快地钻进她的卷发里，就在周围人们喝彩时，她已在一根高高翘起的发梢上悠荡，“就像一个孩子坐在树枝上那样。而她的妈妈，此时变成了一棵柳树”。人群倏然消失之际响起菜籽女儿的声音：“你们的世界啊，如果云彩也是干的，就只能菜花盛开。”梦中的“我”一遍遍地背诵着菜籽女儿的话，“就像是在背诵某位诗人的经典诗句”。有如在神话里，死亡转化为无限的生机。

人在变形为物的时刻获得了另一种不受威胁的存在形态。在《信使的咒语》这个梦里，“我”为了摆脱“追捕”，想把一封信扔了，可这封信已印到了皮肤上，“所以那些人是要剥了我的皮”。在逃跑中“我”不知道遇到的人是否就是收信人，于是试探性地念了一句咒语。“没想到，那两个成年男女苹果一样年轻瓷实的面容在我眼前迅速枯萎，他们的脑袋也在萎缩，连身体也开始缩小。几乎是在一瞬间，那一对成年男女就变成了拳头大小的两枚紫黑色干果。怎么会是这样！唉，是我毁了他们！”……为了弥补过错，“我”抱起（他们的）孩子，没想到，这孩子立刻“像渗入泥土的水滴一样不见了”。梦里的一个意念说：“他要变成树”。“……接着是一丛小树，眨眼间变成大片森林。这森林一直往上长……隐天蔽日，无边无际。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复活了！他们果真是收信人！”现实世界中他是一个新闻人，是一个“信使”，一个传递信息的人，然而在梦中，对僵尸的采访和“死后感”的报道、对死者借口说话都充满了内心恐惧，唯有在信使的秘密角色里，在被追捕中终于完成了信息的传达，后者让世界郁郁葱葱。

这里是典型的变形记，在生命遭遇危机之际，变形成为死亡的隐喻，但同时又是不死的象征。变形记只有偶然的例外，如《跑掉的素材》里才意味着死亡。而张鲜明的梦—神话提出的问题在于，人们通常不假思索地将神话叙事视为原始人生产力低下或心智水平不够发达所致，属于蒙昧主义时期的智力迷思，但这种见识无法回答，现代人的梦何以继续运作着古代人的神话？这实则是一个未解之谜。张鲜明的述梦之作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神话，一种依然活跃在现代人心智生活中的神话思维，它自何处传承而来？它源于个人体验还是集体无意识？它之于现代社会文化的意义是什么？在此意义上，文学性的书写有如一个精神生活的自然保护区，人类精神的极大丰富性和未被理解之物获得了一种幸存方式。或者说，自梦幻叙事中，太多被驱逐被压抑的体验复归于一种陌生的意义秩序。因而，同《寐语》一样，《信使的咒语》不仅具有文学文本的意义，也是一种尚待认知的神话学、精神分析和语言符号现象，或许也是一种未被清晰揭示的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文化现象。

 关于《信使的咒语》

这是一个超现实主义文本，记录了作者的99个梦，共计23万余字。

作者通过“梦幻叙事”，向我们敞开了心灵为隐秘的部分，赤裸裸地展示了潜意识或无意识层面令人震惊而又丰富无比的风景。这些梦幻的片断，既让人看到现代人内心深处的迷惘、孤独、囚困、分裂、挣扎，更让人看到作者对爱的真诚渴望和无比强烈的吁求，以及对灵魂救赎之道的探寻和努力。

特别可贵的是，作者在梦思维和神话思维的主导下，通过对梦境的记录，打开并记录了深藏于每个人内心深处晦暗领域，让梦、无意识或潜意识获得了文学性及其修辞形式，开拓了文学的题材领域，从而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话语。

本书中的大部分篇章已经在《十月》《作家》《天涯》《莽原》《延河》等杂志发表，产生了广泛反响。尤其是在本书的附录部分，收录了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批评家耿占春为本书所写的解读文章《梦、神话与精神分析写作》，深刻地揭示了本书的探索性以及对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信使的咒语》推荐语

张鲜明写出了一个恍惚但又确凿的梦世界，他的文字能伸进梦里。

梦是暗夜里的醒。

这些破碎离奇的梦连天接地，是人的另一面生活，也消磨时光岁月，且动摇我们对醒来的认识。

——刘亮程（著名作家）

这是一本独特的书。

如果你厌倦了生活的琐屑、现实的烦扰，不妨读读张鲜明这本梦的大观。你会发现，梦境的怪诞，比写实的文字更切近世界的真相。我们的人性就这样光怪陆离，不可理喻，无法解释。它的价值在于，人的内心比现实更有味道，更值得关注。

——田中禾（著名作家） 

这是一部想象诡异的梦幻叙事作品集。作家张鲜明从梦境切入，以超常的思维角度、诗化的语言，构建了一个个无比神秘的人生情绪空间，恰如打开了一个个当代人生的“黑匣子”……作品的独创性和先锋性让人欣喜不已！

从文本意义上说，这正是一部开先河的作品。

——李佩甫（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