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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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詹姆斯·麦迪逊,(美)约翰·杰伊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62892
出版时间2016-06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定价148元
货号31540306
上书时间2024-05-21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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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7—1804），美国金融家、军官、政治家，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美国首任财政部长。詹姆斯·麦迪逊（1751—1836），美国第四任总统（1809—1817），美国开国元勋之一，世称“美国宪法之父”。约翰·杰伊（1745—1829），美国政治家、革命家、外交家和法学家。曾任美国优选法院法官，1789年至1795年出任美国首席大法官。译者：尹宣，祖籍湖南邵阳，1942年5月生于广西桂林。1963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同年起于武汉市第一中学教授俄语，后自学英语并一直任英语教师。1981年，译出伊丽莎白·布什著《现代美国文学简介（1919—1980）》。1982—1984年，译出麦克米伦版《美国文学选读》四卷。1988年初，赴美留学，主修社会学。1991年，毕业于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系，获社会学硕士学位。2001年回国定居。1998—2000年，译出麦迪逊著《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2007—2008年，译出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合著《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2009年元月，心脏病突发，病逝于武汉。
目录
《联邦论》汉语译本序言
第一篇 请大家一起来研究新宪法
第二篇 美利坚国土相连，同文同种，理当联合为一个国家
第三篇 联合为一个全国政府，有利抵御外来威胁
第四篇 强有力的联邦，才能提供强有力的国防
第五篇 形成几个联盟的最大危险：彼此为敌
第六篇 古外战争起因论
第七篇 各个联盟之间开战的几种潜在原因
第八篇 一论军事：需要建立常备军，但不能以军治国
第九篇 现代政治科学的发展，扩大了共和国的半径
第十篇 代议制的共和制，能适用于广土众民的国家
第十一篇 联合有利发展商业，早日建立海军
第十二篇 联合为一个国家，有利增加税收，便于打击走私
第十三篇 养一个政府，比养十三个政府便宜
第十四篇 代议制共和国可用于广土众民
第十五篇 联盟已临近全面崩溃
第十六篇 联邦政府要能直接管理公民个人
第十七篇 联邦政府不会剥夺各邦政府的权力
第十八篇 联盟失败的例证：希腊的近邻同盟和亚该亚同盟
第十九篇 联盟失败的例证：德意志、波兰和瑞士
第二十篇 联盟体制失败的例证：荷兰
第二十一篇 当前联盟体制的主要问题
第二十二篇 现存联盟体制的其他主要缺点
第二十三篇 我们需要一部宪法
第二十四篇 一论军事：建立常备军的必要
第二十五篇 二论军事：军队应该置于联邦政府领导之下
第二十六篇 三论军事：再论设立常备军的必要
第二十七篇 联邦政府的施政，会胜过各邦政府
第二十八篇 政府需要动用武力的场合：人民的原始自卫权
第二十九篇 论民兵
第三十篇 一论财政：对联邦政府的征税权，不应加以限制
第三十一篇 二论财政：再论联邦政府应该拥有不受限制的征税权
第三十二篇 三论财政：各邦政府应该拥有独立的征税权
第三十三篇 四论财政：各邦与联邦的关系：并存而非从属
第三十四篇 五论财政：再论两级政府并享征税权
第三十五篇 六论财政：限制联邦征税权可能带来的麻烦：众议院将由地主、商人和专业人士组成
第三十六篇 七论财政：两套征税班子，双重征税制
第三十七篇 制宪会议能折中各种利益，制定一部可操作的宪法，是美国之幸
第三十八篇 古代希腊罗马，宪法常由一人构想而成
第三十九篇 共和制的基本特点；联邦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区别
第四十篇 代表会议是否有权制定和推荐这部宪法
第四十一篇 宪法授予联邦政府的第一类权力：国防
第四十二篇 第二类权力：外交；第三类权力：内政
第四十三篇 第四类权力：联邦独享、各邦不得分享之权
第四十四篇 第五类权力：对邦权的限制；第六类权力：联邦立法的最高地位
第四十五篇 一论邦权：联邦政府会不会侵吞各邦政府的权力
第四十六篇 二论邦权：联邦如果侵犯邦权，会遇到各邦政府、人民和民兵的反抗
第四十七篇 一论三权分开，相互交织
第四十八篇 再论三权分开，相互交织
第四十九篇 不定期向人民呼吁，不是纠正违宪做法的适当办法
第五十篇 定期向人民呼吁，也不是纠正违宪做法的适当办法
第五十一篇 三权分立，相互制约，让抱负与抱负相克相生
第五十二篇 一论众议院：选民资格，候选人资格和任期
第五十三篇 二论众议院：任期两年，是否太长
第五十四篇 三论众议院：席位分配规则，是否合理
第五十五篇 四论众议院：六十五名议员，是否人数太少
第五十六篇 五论众议院：再论议员人数是否太少
第五十七篇 六论众议院：议员是否会从最不同情人民大众的阶层产生
第五十八篇 七论众议院：议员人数将随着人口的增长而相应增加
第五十九篇 八论众议院：联邦有权最终决定议员选举办法
第六十篇 九论众议院：联邦是否要通过选举偏袒受宠阶层
第六十一篇 十论众议院：再论议员选举的地点和时间
第六十二篇 一论参议院：设计参议院的初衷：人数较少，任期较长，提高决策稳定性
第六十三篇 二论参议院：建立国家性格的崇高感；不会走向贵族制的暴政
第六十四篇 三论参议院：参议院与总统分享缔约权
第六十五篇 四论参议院：对弹劾案的审讯权
第六十六篇 五论参议院：再论参议院担任弹劾案的审讯庭
第六十七篇 反对派对总统形象的丑化
第六十八篇 一论总统：产生办法，若非尽善尽美，至少出类拔萃
第六十九篇 二论总统：权力分类，每项权力的范围和大小，与英国国王比，与纽约邦长比
第七十篇 三论总统：行政权应集于一人之手
第七十一篇 四论总统：任期四年，是长是短
第七十二篇 五论总统：不许连任可能引发的五种不良后果
第七十三篇 六论总统：薪水不增不减；对议会两院决议有相对否决权
第七十四篇 七论总统：独掌军权，独掌赦免权
第七十五篇 八论总统：与参议院共享缔约权
第七十六篇 九论总统：与参议院分享人事权：提名权和任命权
第七十七篇 十论总统：再论人事权，总统的其他权力
第七十八篇 一论司法：司法部门的组成方式和权力范围
第七十九篇 二论司法：法官职务薪水应稳定，不称职可弹劾
第八十篇 三论司法：联邦法院审理的案件类型
第八十一篇 四论司法：司法权的划分，联邦最高法院与下级法院的分工
第八十二篇 五论司法：联邦法院与各邦法院的关系
第八十三篇 六论司法：是否继续采用陪审团审讯制
第八十四篇 拾遗补漏
第八十五篇 结语
附录一 独立宣言
附录二 联盟条款
附录三 美利坚联邦宪法
附录四 联邦宪法修正案
附录五 主要注释索引
附录六 再次燃起的宪法寻根热忱
附录七 是《联邦党人文集》，还是《联邦主义文集》？
附录八 美国财政之父：怪才汉密尔顿
译者简介
内容摘要
《联邦论》是一本有关美国宪法的文集，在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制宪会议时期（1785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三人为争取批准新宪法，在纽约报刊上以共同笔名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后结集成书，共收入论文8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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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内容
第十篇代议制的共和制，能适用于广土众民的国家广土众民的共和国，能控制党派活动的猖獗麦迪逊１７８７年１１月２２日原载《每日广告报》致纽约邦民众：组织良好的联邦，会带来许多好处，其中，最值得详加阐释的是：联邦会打破或控制党派活动的猖獗。赞成民众政府的人，一想到民众政府自然滋生党派的危险和罪恶，就不由得担心民众政府的性质和命运。若能做到既不违背他们的原则，又能开出一剂克服党派之争的良药，主张民众政府的人，自然会欣然接受。议会殿堂上，议员组成变幻不定，不讲公平，乱作一团，是民众政府一直存在的道德弊病，弄得民众政府到处衰微；迄今，这些弊病，依然是反对民权者最喜欢的话题，尊口一开，博议宏论，貌似堂皇。美国各邦宪法，对古往今来许多民众政府模式做的宝贵改进，应该大加赞扬，绝不过分；要说这些改进，已经达到人们的希望和预期，有效防止了党派活动，又言过其实。抱怨之声，到处都是，来自我们德高望重、思考周全的公民，来自维护公共信用和私人信用的朋友，来自宣扬公共权利和私人权利的朋友。他们抱怨：各邦政府太不稳定；对立党派忙于你冲我突，忽略了公益；制定政策，过于频繁，依据的不是公平原则，没有考虑少数的权利；是利益相投、傲慢专横的多数，利用优势通过立法。不论我们多么希望这些怨言没有根据，事实却让我们无法否认：这些怨言，一定程度，符合事实。认真回顾一下我们的处境，就会发现，我们辛辛苦苦，脑中满是苦恼，一直把苦恼的原因，错误地归咎于各邦政府的运作方式；同时发现，其他理由，也不足以解释我们的许多严重错误；尤其是那种到处盛行、日渐增长的对政府举措的不信任，担心私人权利没有保障，从北美大陆的这一端，响彻到另一端。这些，若非政府不稳定、不公正的全部后果，也是主要后果，而党派精神，正好利用这种不稳定、不公平，污染了我们的公共行政。
所谓党派，据我理解，是一定数量的公民，不论在总体中占多数还是少数，受到某种共同激情、共同利益驱使，联合起来，采取行动，不顾其他公民利益，不顾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总体利益。
治疗党派现象，有两种办法。一、去其病根；二、控其祸害。
去掉党派现象的病根，也有两种办法：一、摧毁作为党派基础的公民权利；二、使全体公民观点相同、激情相同、利益相同。
第一种办法，疗法比病根还坏，这话一点不假。公民权利与党派活动，犹如空气与火，去掉前者，后者迅即消失。公民权利，是政治生活的基础；由于公民权利滋生党派，就扼杀公民权利，智者不为；空气是动物生活的基础，由于火可能造成危害，而空气助燃，就消灭空气，愚者之行。
第二种办法，与第一种办法同样愚妄，行不通。只要人的理性，依然易于出错，只要人还有自由，施展理性，就会形成不同的观点。只要人的理性和自爱继续相连，人的观点和激情，就会循环往复相互影响；观点总是激情的依附对象。人的才智，千差万别，于是生出产权，构成无法逾越的障碍，永不可能实现人人利益均等。保护人的天然才智，是政府的第一要务。保护人们获取产权的千差万别、无法拉平的聪明才智，随即产生不同程度和不同种类的产权占有；各有区别的产权所有者，感情、观念，都会受到差异的影响，由此，产生社会分化，分成不同的利益和党派。
党派活动的潜在成因，植根于人的本性；我们到处看到党派活动，依文明社会的不同环境，程度不同。对宗教、政府和其他许多观念的狂热追求，或沉湎玄想空谈，或付诸行动；追随各路雄心勃勃、梦想升腾、争夺权力的领袖人物；追随关怀各种人间激情的其他人物，把人类分成党派。相互敌对，怒火中烧，使他们痛苦冲动，互相压迫，而非合作实现共同利益。人类相互为敌的秉性如此强烈，没有实质的敌对因素时，最为琐碎、平空想象的差异，就足以挑起人们的对立情绪，激发人们投入暴烈冲突。然而，党派活动最为常见、最为持久的根源，在于千差万别、互不均等的产权分配。有产者和无产者，总是形成社会中各不相同的利益。放债的人和欠债的人，相互排斥。拥有土地的人，制造业业主，经商谋利的人，以钱赚钱的人，还有许多次要利益，作为文明国家的必备，成长起来，分化为不同的阶层，活动中展现出不同的感情和观念。为这些千差万别而又相互交织的利益，制定规则，成为现代立法的首要任务，在政府必要和正常的运作中，势必卷入党派精神。
人们从不允许原告、被告担任法官；因为他们的利益，肯定会使他们的判断带上偏见，可能腐蚀他们的人格。同理，不，更为有理，一伙人不宜同时担任法官和原告、被告；可是，议会从事的最重要的活动，有许多不就是司法判断吗？的确，这些判断，不是涉及单个的人的利益，而是涉及公民大众的利益。议员不是来自不同的阶层吗，他们不是正在判断他们自己担任律师和涉事各方的众多案件吗？不是正在制定一项关于私人债务的立法吗？可是，对此问题，放债的人，是涉事一方，欠债的人，是涉事的另一方。正义应该使双方平衡。然而，政党总是，而且必然是，自己担任自己的法官；而且，人数最多的党，换句话说，势力最大的派，势必指望占上风。国内的制造业，是否需要立法加以鼓励？用多大力度？是否要限制外国制成品的进口？这些问题，对拥有土地的人和制造业老板来说，答案不同；如果只许考虑公平和公益，前者后者多半都答不上来。对千差万别的产权如何征税，看来，是一项需要最精确的不偏不倚，才能制定的立法；可是，或许没有一项议会立法，不把更多的机会和诱惑，给予一个占据优势的政党，践踏公平原则。他们把过重负担，压到弱势少数身上，每压出一块钱，就把这一块钱装进自己的口袋。
有人说：经过启蒙的国务活动家，有能力调节这些互相倾轧的利益，让这些利益服从公益。这不过是枉言。经过启蒙的国务活动家，并不总是掌权；许多情况下，这些调节根本无法做到，这还没有考虑间接利益和遥远利益。不过，间接利益和遥远利益，很少能克服眼前利益，为了眼前利益，一党可就顾不了另一党的权利，顾不了总体的利益。
由此推断，党派活动的根源无法消除；剩下的可求疗法，是控制它的后果。
倘若一个党派的人数，尚未达到全体的半数，治疗办法，是共和原则，通过多数正常票决，击败少数的有害观点：少数可能干扰行政，可能震动社会，但是，在宪政下，他们无法执政，无法掩盖他们的暴虐。倘若一党一派包含了全体的过半数，民众政府形式，反而促成多数党牺牲公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实现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激情和利益。为确保公益及各种私人权利，制止这种党派的危险，同时又保全民众政府的精神和形式，是我们的探索要寻求的伟大目标：让我补充一点，这是一种伟大的必备机制，只有通过这个机制，才能把这种政府形式，从长期承受的骂名中解救出来，变成值得享受荣名，值得推荐给人类采纳的形式。
通过什么办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下述二法，取一即可。一、避免让同一种激情或利益同时出现于多数之中；二、把这种具有共同激情或利益的多数化解，减少他们的人数，使他们因各地情势不同，无法呼应，无法齐心协力，无法实现有效的压迫计谋。若这种激情爆发的时机，不幸正好同时出现，我们已经熟知，无论道德动机，宗教动机，都不足以控制它们。道德动机、宗教动机不能控制个体的不公正和暴力行为，它们的效力随牵涉人数的增加而下降；换言之，对它们的需要越大，效力越小。
从这个角度看，可以得出结论：纯粹直接民主，找不到克服党派的办法，我指的是：全体公民可以聚集在一起，亲自行使政府职权的人数很少的社会。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一种共同激情或利益，总会被全体中的多数感知；实行直接民主制的政府，本身就会促成交流和合唱；没有什么可以制止牺牲弱小群体或可憎个人的诱因。因此，直接民主，从来就是骚乱和对抗的竞技场，个人安全和产权，从未得到保障，总体来说，直接民主制，都是短命的，而且死得暴烈。夸奖这种政体的、满口理论的政治家，错误地假设：以为把人们的政治权利下降到完全平等时，人们同时也就变得完全平等，人们的财产、观念、激情也就此同化了。
所谓共和，我指的是由代议制组成的政府。这种政府，开辟了不同的前景，确保提供我们寻求的疗法。我们看看共和制与纯粹民主制不同的地方，就会明白疗法的性质和效果，必须从联邦获得。
直接民主制与共和制之间，有两大差别：一、共和制，政府的权力，汇集在其他公民选出的少数公民手中；二、共和制可以延伸到众多人口，广大国土。
第一个区别的后果，一方面，可以改进和扩大公众的视野，由当选的一批公民，担任媒介，上传下达。这批人的智慧，能辨识国家的真实利益，他们的爱国热情，他们对正义的热爱，不可能为了眼前的利益或部分人的利益，牺牲国家利益和正义。这种管理体制，议员代表人民，发出公共呼声，更符合公益，比起人民直接聚会，表达得更好。另一方面，这种后果，也可能倒转：具有党性派性的人，带有地方偏见的人，带着罪恶企图的人，通过阴谋诡计，通过腐蚀拉拢，通过其他手段，先骗取选票，然后背叛选民利益。由此而生的问题是：究竟是人口少的小共和国，还是幅员辽阔的大共和国，更能选出公共福利的保护人？显然，答案趋于后者。下面是两个明显的原因。
一、应该指出：不论一个共和国多小，选出的议员，总要达到一定人数，以防止少数人玩弄阴谋；不论一个共和国多大，选出的议员，也要限制在一定人数以内，以免人多口杂造成混乱。上述两种情形，议员和选民之间的人数比例不同。小共和国里，议员占人口的比例大些。由此可见，大共和国里，适合担任议员的人物，比例大于小共和国。大共和国的议员，能代表更广泛的观点。因此，做出适当决策的概率更大。
二、与小共和国比，大共和国要有更多的选民，才能选出一名议员。不称职的候选人，想玩弄阴谋诡计，取得成功，更难。选举的频繁，也使阴谋诡计难以得逞；人民的选举权，越是自由，选票就越有可能集中到德才兼备的人身上，落到分布广泛、卓有成就的人身上。
应该承认：这种情况，与多数其他情况一样，一种手段，两面为难。把选民数量扩展得太多，议员难以了解选区内的方方面面，因而对各种利益了解不足；把选民人数压缩得太少，议员过于注重地方利益，没有办法理解和追求全国性的大目标。为此，联邦宪法作了一个幸福结合；把大的集合性的利益，委托给全国政府；把地方性的具体利益，委托给各邦议会。
另一个区别是：比起直接民主制，共和制能容纳更多人口、更大领土。在此环境下，共和制内，比直接民主制内，党派结合到滋生乱象、令人生畏的可能性小些。社会越小，组成社会的各树一帜的党派和利益，多半越少；党派和利益越少，一党一派占据过半数的机会，越多；构成过半数所需的人数越少，他们所处地域越小，齐心协力执行他们的压迫，越容易。地域范围越大，纳入的党派和利益种类越多，一个占整体半数的党派，形成共同动机、侵犯其他公民权利的可能性，越小；即使存在这样的共同利益，所有感到这种利益的人，要发现他们自己的势力，也越难，采取一致行动，更难。还要补充的是：除了其他障碍，如果想达到不公正、不名誉的目的，要想传播，总是会受到不信任的制约，要想传播到的人越多，就越难。
到此，已经非常清楚：共和制优越于直接民主制的地方，在于控制党派的活动效果。大共和国，比小共和国，更能享受到这一优点，联邦，比组成联邦的各邦，更能享受到这一优点。这一优点，是否存在于代议制中？联邦众议员，具有经过启蒙的眼光，高尚的感情，他们能超越地方偏见，超越不讲正义的诡计。无可否认：联邦众议员们，最有可能具备这些需要的禀赋。这种优越性，是否由于党派的种类和数目更多，能提供更多安全，能避免一党独大、压迫其他？联邦范围内，组成党派的种类和数量越多，越是增加这种安全。最后，由于这种优点，不正义的、利益相投的、过半数的隐秘愿望，要想齐心协力实现目的，不是会遇到更大障碍吗？再说一遍：联邦地域宽广，促成了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
党派领袖的影响力，或许能在他们各自的邦里煽起火焰，可是没有能力把火焰演变成弥漫各邦的大火：联盟内的一个部分，一个宗教小教派，或许可能退化为一个政治派别；可是，各种各样的小教派，遍布联邦的整个领域，确保全国政府不受教派的危害：发行纸币引起的愤怒，废除债务引起的愤怒，平均分派财产引起的愤怒，其他任何不当的、罪恶的举措，比较容易在一个特定的邦内蔓延，不大可能弥漫到整个联邦；与此同理，类似的毛病，比较可能污染一个县、一个区，不容易污染整个的邦。
因此，根据联邦的广阔程度和适当结构，我们提出一种共和制的矫正办法，克服共和政府易于产生的弊病。主张共和制，我们感到快乐自豪，我们充满热忱，赞美这种精神，支持联邦主义的人物。
帕伯琉斯
媒体评论
今天我们温习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得到的远不只是知晓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段，展现出的惊世骇俗的勇气和智慧，更是这种勇气和智慧的光芒，给我们今天带来的启示和鼓舞。——《刘苏里·名家大课》本书以前有一个中译本，名为《联邦党人文集》。如今，尹宣先生重译《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翻译这样一部政治学名作，要做到信达雅相当不易，为此，译者做了相当的案头工作，修改了一些似乎已经定型的提法。比如本书的中译名，译者进行了历史事实的考证，指出当时写这些文章的时候，还不存在一个联邦党(联邦党是美国联邦制度按照宪法建立以后的1791年才成立，而且只存在了34年)，因而原作者们只是联邦主义者或联邦论者。根据这一事实，译者采用了现在的书名。——顾肃《<联邦论>思考制约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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