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奇功：梁启超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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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克武 著
出版社广西师大
ISBN9787559864581
出版时间2024-0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89元
货号31907404
上书时间2024-04-30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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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克武，1957年生，牛津大学东方系硕士，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著有《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研究》《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等。
目录
序：我与梁启超研究的因缘? 1
第一章 导论：有关梁启超学术思想的一个争议
一、前言：“百科全书式”的巨大存在
二、有关梁启超学术思想的一个争议
第二章? 铸造国魂：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
一、前言：从列文森“儒教已死”的辩论谈起
二、“方死方生”抑或“更生之变”？
三、铸造“国魂”：晚清时期梁启超的“国民”思想
四、“中国不亡论”与“国性说”：梁启超的“文化民族主义”及其影响
五、余论：“游魂说”与“新启蒙”
第三章? 宋明理学的现代诠释：梁启超的阳明学
一、前言：儒家传统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
二、梁启超思想的内在逻辑
三、心有所主而兼容并蓄：阳明学与梁启超思想的取舍问题
四、小结
第四章? 诸子学的现代诠释：梁启超的墨子学
一、前言：清代墨学的复兴
二、《新民丛报》时期梁启超的墨子学
三、20世纪 20年代梁启超的墨子学
四、小结
第五章? 西方哲学的现代诠释：梁启超与康德
一、前言：梁启超著作中的康德
二、学者对梁启超译介康德之评估
三、从“カント”到“康德”：梁启超对康德中国图像的建构
四、梁启超对康德思想的阐释与评价
五、小结
第六章? 熔铸一炉：梁启超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
一、前言：清季的“新史学运动”
二、实证史学、道德知识与形上世界
三、熔铸一炉：新康德主义与佛儒思想会通下的新史学
四、对梁任公史学思想的评价——代结论
第七章 民初知识分子对科学、宗教与迷信的再思考：以 严复、梁启超与《新青年》的辩论为中心
一、前言：20世纪初有关灵学的争论
二、中西文化交流与近代中国灵学研究的兴起
三、上海灵学会的“科学”宣称：科学、灵学相得益彰
四、中西灵学之融通：严复对科学、宗教、迷信关系之思考
五、《新青年》对灵学之批判：科学与迷信之二分
六、思想的延续：梁启超与科玄论战
七、小结
第八章 结论：梁启超对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诠释
附录：略论梁启超研究的新动向
参考文献
内容摘要
书稿为一部研究梁启超思想与清末民初社会转型的学术著作。“文字奇功”是胡适写给梁启超挽联中的一句，提纲挈领地点出了梁启超一生的成就——以“惊心动魄”的文字继承旧传统、引进新思潮，推动了中国的现代转型。书稿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梳理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包括他对西方哲学与新史学的译介；第二部分聚焦梁启超的人际网络与影响圈，如严复、胡适等；第三部分探讨梁启超研究的新方法与新趋势。书稿试图从几个侧面，呈现梁启超的生平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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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奇功”是胡适写给梁启超挽联中的一句，提纲挈领地点出了梁启超一生的成就——以“惊心动魄”的文字继承旧传统、引进新思潮，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型。作者以此作为书名，足见其对梁启超的赞赏。
毫无疑问，梁启超是公认的近代中国启蒙先驱之一。然而从学术思想层面，现当代很多学者对他的评价并不高，认为他学术兴趣虽然广泛，却思想肤浅、驳杂，没有深刻的内涵。黄教授却不以为然，他说：“有些朋友喜欢问我，在近代人物之中我最欣赏的是哪一位思想家？我的回答毫无疑问是梁启超。”是的，他对梁启超的定位是“思想家”。这也是他30年如一日对梁启超思想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的有力结论。在这本书中，黄教授以这30年来的研究成果为据，涵盖了梁启超在阳明学、墨子学、西方哲学、中国史学等方方面面的思想成就，挖掘其著作中的学术价值，为梁启超思想正名。
在做这本书之前，我对梁启超的认识可谓浅薄。最初的认识来自那篇大家耳熟能详的课文《少年中国说》，其激励作用延续至今。后来对他的了解也不多，更多限于他的个人经历和生活情趣等方面，对他的著作阅读仅浮于表面，缺乏深度思考。而通过黄教授深入浅出的解读，我得以用心重温梁氏那些经历时间检验的作品，真正走进这位启蒙先驱的思想深处，一窥他丰富而深刻的精神世界。
都说“文如其人”，对一个人优选的了解方式就是阅读他的文字著作；而要真正读懂一位学术思想家，或许还需要一位领路人。于我而言，在读懂梁启超这条路上，黄教授就是那位领路人。
精彩内容
梁任公的人生观简单地来说是一种“趣味的人生观”。他信仰的是“趣味主义”，他说倘若用化学分解“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的一种名叫“趣味”的元素抽出来，只怕毫无所剩。所以他一生所做的事总是尽量做得津津有味而兴会淋漓。
生活有趣才有价值：梁启超的“趣味”人生观
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近代思想史，有些朋友常喜欢问，在近代人物之中我最欣赏的是哪一位思想家？我的回答毫无疑问是梁启超。这是因为我多年沉浸在他的著作中，探究他建构新国家、新国民的构想，从阅读中我感觉到梁任公的文字说理清晰、透彻，而且有一股特殊的魔力，他说的话，都是我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
黄遵宪说得最好，梁任公的文字“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他说任公的文字对许多人产生了“鼓舞奋发”的作用，近年来“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由此可见梁启超的著作影响深远。严复对他的评价是：“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1929年胡适写给梁任公的挽联则说“中国新民，平生宏愿；神州革命，文字奇功”。这些看法都是对任公的一生很贴切的评价。他的思想有如深谷中流出来的一条清溪，明白透彻而发人深省，难怪清末民初之时人们誉之为“言论界的骄子”。而且，他不但“坐而言”，又能“起而行”。他以无比的热情推动中国从专制走向共和，希望能建立一个富强与自由的理想国度。
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也都认识到梁启超的影响力。诚如萧公权所说，“他的言论对于近代的中国发生过广大的影响”，在清末民初思想界，尤其是“五四运动的领袖”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曾因读他的文字而得着启示”。深入研究梁启超、明治日本与西方的日本学者狭间直树也说：“在上一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过渡的文明史转型时期，他［梁启超］……发挥了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梁任公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影响力乃是毋庸置疑的。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之所以能发挥重大影响力，不但因为他的文字所具有的特殊魅力，而且与他渊博的学问有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梁启超和严复、胡适类似，都是学问渊博的“通才”，而不是在“象牙塔”之内沉浸于纯知识领域的“专才”。这种“通才”很类似陈澧、曾国藩、钱穆等人所提倡的“士大夫之学”，这种学问“将‘有益于身’与‘有用于世’二语，悬为著书讲学之标帜”。梁启超和严复、胡适都是这一类型的学者，他们以学术研究来“修己治人”，不但能够依赖学问来“安顿身心”，更借此关怀中国的现状，并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其中梁任公又比严复、胡适更接近传统的“士大夫之学”。
我认为梁任公渊博的学问源自他的个性及人生观。在个性上，胡适说任公心直口快，“不通人情世故”，有着“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的个性，绝不是一个“阴谋家”。这种有一点“任性”的个性影响了他的一生。从他与友人的书信可以看出来，梁启超的休闲时光主要花在饮酒、抽烟及打牌上，“相与痛饮”“大醉而归”，是屡见不鲜的，而打牌一次十几二十圈也是常有之事。同时，梁启超也常常熬夜，或是打牌，或是读书写作。胡适一直到晚年还常和人提起：“任公绝顶聪明，惟用心不专，起居无节，兴之所至，无论打牌读书，往往夜以继日，饮食不离牌桌书案。”由此可见，梁启超兴趣十分广泛，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他的打牌、饮酒、读书都是真性情的表现。当然在他一生中最重视的还是成就其“士大夫之学”的阅读、教书与写作，以及由此而培养出的渊博的学问。这应该是源自他以“趣味”来追求知识的人生观。
梁任公的人生观简单地来说是一种“趣味的人生观”。他信仰的是“趣味主义”，他说倘若用化学分解“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的一种名叫“趣味”的元素抽出来，只怕毫无所剩。所以他一生所做的事总是尽量做得津津有味而兴会淋漓。因为趣味是活动的源泉，如果趣味干竭了，活动便会停止。
梁任公认为，凡人必须要常常生活在趣味之中才有价值，否则每天哭丧着脸，生命便有如枯木或是沙漠，了无生趣。那么什么才是人生的趣味呢？宋朝名相王安石曾经在一本叫《字说》的书中解读每个汉字的意思，书中有些是穿凿附会，但是对“趣”的解释则很到位。他说：“人之趣在步履间，随所得而取之，故趣字从走从取。”这真是一个有趣的说法，他认为人生若能边走边取而有所得，便是有“趣”。此处所说的“取”或“得”，更确切地说，或许是指一种成就感或进步感。梁启超所说的“趣味”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每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总希望能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而时有所得。这种不断努力，企图攀登生命之高峰的过程，真是再有趣不过了。
然而最有意思的是，梁启超认为我们不但要在成功之中感到趣味，也要在失败里头体验趣味。这是因为失败比成功能让我们得到更多的人生启示。1923年他的弟子徐志摩要与妻子张幼仪离婚，另娶有夫之妇陆小曼，梁任公写了一封长信劝他，说道：“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若尔尔者？孔子赞《易》，无取以未济终矣。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他的最后一句话“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真是充满了无穷的智慧。我想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失败与挫折中感受到人生的趣味，大概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生活的艺术家！
然而在梁任公看来，从成功与失败之中体会生命的趣味仍然不算最高境界。因为有时趣味之可贵，正是在超越上述利害、得失之心之后，以一种“无所为而为”或“为而不有”的超然心态来面对生活。
出于这样的原因，梁任公反对美国以“功利算计”为原则的“实利主义”教育，认为追求学问要胜过实际的利害得失。他说：“她［美国］的教育过于机械的，实利主义太深了，所以学校教学生总是以‘够用了’做标准，只要够用便不必多学。所以美国的学问界浅薄异常，没有丝毫深刻的功夫。因为实利主义太深，所以时刻的剖析异常精细，如此好处自然是有，我现在不必多说；而他坏的方面就是一个‘忙’字。……这种实利主义的又一结果就是将人做成一部分的人。我们中国教人做人向来是做一个整个的人，他固然有混混沌沌的毛病，然而只做一部分的人，未免辜负上帝赐给我们所人人应享的‘一个人’的生活了。”总之，他认为读书、做人都不应过于功利、过于现实，有时不实用以及与得失无关的东西反而可能有大用。因为得失主要是关心事情的成功与失败，然而成败常常是相对的，从一方面来看是成功的，从别的方面来说也可以是失败的，或是有些事现在看来是成功的，将来却发现其实是失败的。上述所谓“无所为而为”或“为而不有”的心态，就是说在读书、做事的时候，把成功与失败的念头都抛开，一味埋头埋脑、趣味盎然地去做，这样才能体会个中的真味。孩子们其实最了解这个道理。我们问小孩为什么要玩游戏时，他们的回答往往是“好玩”或是“为游戏而游戏”。其实，世间很多事情都可以用这种态度来面对。
然而要注意的是，梁任公说有些事情开头时很有趣，但愈做愈没趣，甚至产生了相反的效果，这就不能算“趣味”了，例如赌钱、酗酒、纵欲等等，开始有趣，结果却常常无趣。（他也免不了做过这些不该做的事。）如果要问有哪一件事情可以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梁启超认为最好的例子，大概是“学问的趣味”了。
这种对纯知识的追求，在西方文化中比较盛行，中国文化之中相对来说却不甚发达，我们总爱提出“文以载道”“通经致用”的高论，好像不能载道而致用的东西便没有价值。梁任公认为这样的想法并不算真正了解学问的趣味。中西伟大的学者以毕生之精力做出伟大的成果，而其动力往往是一种超越实用的求知欲望，也是一种“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的精神。在他看来，这种欲望有点像鸦片烟瘾，一定要天天做，不做不行。所以他劝人每天一定在正常的劳作之外，腾出一些固定的时段，来研究自己所嗜好的学问，每天这样做，就可发现学问的趣味有如倒吃甘蔗，愈往下吃，愈得好处。
梁任公以过来人的经验指出，具有此一态度，一定会被你所钟情的学问引到“欲罢不能”的地步，这时就尝到学问的甜头了。正是这种对知识与学问的热忱使他能够将自己锻炼成“百科全书式”的巨大存在。的确，要讨论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无论是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史学、哲学、宗教等，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领域能回避梁启超的影响。
（《文字奇功：梁启超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诠释·第一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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