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论精选

 民国时期的书法理论，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这是从历史的纵向进行观察的。从横向思考，我们可以发现，民国书论还具有世界性的视野。在中国书法史上，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转折，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 

 本书从精选的角度编辑了二十篇论文。分别从文化、艺术、书法等 层次选辑具有鲜明的代表性的文章，同时兼顾到论文作者本身的书法水平。我想，如果是书法大家论述书法的文章，艺术界人士和书法爱好者读来是比较亲切的，也容易得到艺术上的利益。同样，如果是哲人、 学者谈论书法，一般文化人也容易感受到书法的文化意义，从而使书法在更大的文化领域得到传播。当然，没有书法实践体验的一般文化人，谈论书法未免隔靴搔痒，说不到点子上，容易形成误导，如果他的影响力够大，误导的程度也就越深。譬如关于书法的象形上的意象说， 影响了整整半个世纪，使书法的现代进程走了一个弯路。而真正的纯粹意义上的见地，却没有得到广泛的发扬，例如丰子恺对书法的见地，就是高明到没有人去广泛传播，真是让人痛心。当然解放后一度政治运动，也极大影响了人们对书法的观念。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回归到书法，体验书法，在具有书法审美体验的情境中，研究书法的文化和艺术术上的意义和价值，显得特别重要，否则，空洞的议论，没有办法让读者得到实际的艺术利益，甚至作者本身都没办法进行深人的研究。我们的研究、学习需要参照，因此，民国时期具有书法修养的学者、艺术家的书论应该得到重视，例如梁启超、黄宾虹等人的书论。 

 实际上，民国时期没有专业出身的书法家的论文。即使是被后世追认为书法大家的书法家，也不是书法专业出身，或者从事书法专业的工作，例如于右任、沈尹默、弘一大师等等。于在政界，沈在文学界， 弘一大师出家前是引进西方话剧、绘画的急先锋，出家后更不得说书法专业了。因此，民国时期的书法巨匠仍然具有鲜明的古典特色，都是以业余的身份、满腔的热情完成书法的非凡成就。沙孟海曾评价清代的吴大澂，做官成了副业，从事金石考证反成为主业了。虽然民国时期的书法大成就者没有如此的特点，但是各位书法巨匠的“余技”色彩却是无法掩饰的。他们惊人的书法成就，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因此，这部分的书论值得所有关心书法的人士的重视。 

 民国时期的书法巨匠，一路是清朝的遗老，在晚清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观念，例如吴昌硕，在书法、篆刻上已经形成自己的面貌，晚年进入民国时期，以巨大的声誉影响民国书坛。这部分前清遗老的书法观念基本上和清代的一致，本书也就因此不选录。一路是熟悉传统 文化，但是由于游历欧美、日本等国，或者身处上海等大都市，对西方的文化艺术耳濡目染，于是对本国的书法有个返照的观察和思考，这个特点在民国书论里得到强烈的体现。从梁启超晚年的书法演讲、林语堂以英文写就的《中国书法》，到林风眠的批评、丰子恺的无上推崇，以及黄宾虹一往情深的以书人画和金石情结，以及沈尹默作为新文化运动白话文的干将对书法笔法的深人实践、研究，李叔同出家后不顾诸文艺爱好，惟余一书法。这诸位先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在游历世界后，对自身熟悉的书法的价值作出判断和选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化思想激进如鲁迅者，即使提倡废除汉字，在中国实行拉丁文字，也仍然在寂寞的日子抄写古碑，做一点金石的学问;并且在*工作期间拟就的文件中，列“碑碣”为美术保护的一部分。可见，鲁迅的汉字的“三美”说和书法实践，实际上证明了书法 的美术价值和生命力。只是在西化思潮中，以及在实用工具如钢笔的冲击下，书法不得不从实用为主转向以艺术(美术)为主。在民国时期的林语堂、梁实秋那里，也是同样的观念，转向认可书法的艺术价值。当然梁实秋当时对书法的前途表示悲观，但是在晚年修改了自己的看法，表达出书法作为艺术的乐观现状。因此，民国时期书论里出现的“美术”或者“艺术”观念，不仅仅是文化艺术界的时髦，实际上是书法不得不进行的角色转换。这在鲁迅的两篇犀利的杂文里表露无遗。并且，书法的“美术”价值和精神生活的价值，在经历了得现代风气之先的繁华大都市生活的黄宾虹(上海)和弘一（日本东京、中国上海)两巨 匠身上得以铁证，他们的书法思想和实践证明了书法在现代生活、现代观念中的艺术价值和无与伦比的艺术生命力。 

 关于书法艺术在中国重要之地位，丰子恺在文论里将之推向无以复加的高度。以丰子恺的文学、美术、音乐、书法的全面修养，并在后期文论里的一再表述，我们可以肯定这是丰子恺的不刊之论。可惜的是，在解放后丰子恺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和上海画院院长之后，社会地 位和影响力可以产生巨大作用时，碰到众所周知的政治运动。丰子恺的书法思想也就无法得以广泛、深入的传播。但是，丰子恺的世界视野、学力和修养，以及他的真诚，都在证明他的美学思想和书法观念不会过时，能给今天文化艺术的中国化和书法的地位，提供重要的思想参照。 

 从书法内部来讲，民国书论和清代比较，有一个特点，不少作者兼顾到碑学和帖学。沙孟海的《近三百年的书学》，既考察帖学名家，也研究碑学大家，更特列颜字，主要理由是颜字里有碑有帖。这与前清的阮元、康有为的一边倒的理论比较，已经明显表示出碑帖结合的新视野和融合的观念。这在黄宾虹组织自己的书法历史观的时候，也特意在文章的后提出南帖不可偏废的理由。这也是时代变化的必然性，一如短暂的隋朝，却表现出了南北融合的时代风气，为后世打下一个新的划时代的基础。 

 总的来说，民国书论的世界视野、美术观念开启了中国书法千年未有之格局；民国书论的碑帖结合的思想，加上墨迹的广泛印刷流传和研究，三者结合，已经预示着一个书法作为艺术的伟大时代的悄然来临。 

 本书选编的书论所属年代，皆在1911——1949年期间，具体年月就不一一考释注明了。时间匆匆，难免疏漏错谬，敬请读者指正，俟日改过。 

 郑一增 201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