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湘诗全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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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湘 著;周良沛 编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41147326
出版时间2017-1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58元
货号1201613070
上书时间2024-06-18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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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湘（1904-1933），现代诗人，新诗形式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字子沅，祖籍安徽太湖，生于湖南沅陵。1922年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新诗，并加入文学研究会。此后专心于诗歌创作和翻译。1927年9月赴美学习英国文学等课程。回国后在安徽大学任英国文学系主任。1932年去职后，辗转漂泊，终因生活困窘愤懑，于1933年投江自杀。著有诗集《夏天》《草莽》《石门集》《永言集》；评论集《文学闲谈》《中书集》；译有《路曼尼亚民歌一斑》《英国近代小说集》等。
周良沛(1933- )，江西永新人。1952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枫叶集》《红豆集》《饮马集》《雪兆集》《雨窗集》《铁窗集》，散文集《白云深处》《流浪者》《香港香港》等。曾在新时期陆续编辑、编选了“五四”后及港、台、海外作家、诗人的全集、选集，有一百五十多位名家及新人的百多部书。历任靠前笔会中国中心成员，世界华文文学联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联络委员会委员，北京《诗刊》编委，香港《海岸线》执行编委等。
目录
夏天
自序
死
废园
迟耕
春
小河
黑夜纳凉
小河
忆西戍
宁静的夏晚
等了许久的春天
北地早春雨霁
寄一多基相
回忆
寄思潜
笼鸟歌
南归
春鸟
早晨
雪
我的心
快乐
鸟辞林
覆舟人
霁雪春阳颂
爆竹
鹅
草莽集
序诗·光明的一生
热情
答梦
饮酒
情歌
葬我
雌夜啼
摇篮歌
少年歌
婚歌
催妆曲
采莲曲
昭君出塞
晓朝曲
哭孙中山
残灰
春风
弹三弦的瞎子
有一座坟墓
雨景
有忆
日色
端阳
夏院
夏夜
雨前
当铺
秋
眼珠
猫诰
月游
还乡
王娇
尾声·梦
石门集
第一编
人生
花与鸟
歌
哭城
死之胜利
凤求凰
岁暮
生
恳求
冬
悲梦苇
招魂辞
泛海
洋
天上
那夏天
祷日
扪心
幸福
我的心
愚蒙
相信
希望
镜子
一个省城
动与静
雨
柳浪闻莺
误解
风推着树
夜歌
春歌
第二编
收魂
第三编
两行
四行
三叠令
回环调
巴俚曲
兜儿
十四行英体
十四行意体
第四编
散文诗
第五编
阴差阳错
永言集
序
寻
民意
残诗
尼语
戍卒
秋风
墓园
今宵
燕子
呼
慰元度
星文
儿歌
乞丐
问
我的诗
美之宫
回甘
小聚
西风
历史
断句
小诗三首
关外来的风
国魂
十四行
人性
神道
夏夜
兜儿
白
团头女婿
八百罗汉
新版附记
内容摘要
朱湘天赋诗才，一生孤高不肯随俗，穷困潦倒终至英年早逝，只留下不多的诗篇。朱湘著，周良沛编的《朱湘诗全编(精)》是现代文学目前的重要诗人朱湘的诗歌全编，集中了目前所能搜集的全部朱湘诗作。在白话新诗起步阶段，作为现代汉语诗歌的开拓者之一，他的诗歌在意象、格律、节奏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尤其在融会贯通旧诗词与新诗方面，为现代新诗留下了宝贵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成就。
精彩内容
序1不论怎么艰难，我们的文学，总是随着我们革命的事业在一道前进。胜利了的人民，回头去看现代文学史上的人事、是非，比之他们在被奴役的年代，更有权利，更具权威，可以加以评说。对于某些残缺、不确切、甚至被篡改了的史料，对于那些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把问题越说越糊涂，以至于做出某些不确切评价的，我们自然有理清它的责任，客观地重新做出评价的问题。可是，我们的认识，决不是从“0”起步。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认识，有个完善的过程，即便针对完全陌生的问题，研究对象的陌生，也不能成为我们改换观点的理由。它的理论基础，是永远鲜活的奔流，忠于人民的基点，永立不败之地。新的时期新的思潮，可以活跃我们的思想，哪怕涌来浊流，也能在奔腾中白净。一场浩劫之后，百废待兴，拨乱反正。但乱了的，才拨正，并非乱与不乱的，都要翻个个儿，那样，“正”与“乱”之间，已无分界线，也无“拨”与“反”的必要。朱湘的诗集，就在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时，推到面前来了。如果说，要给他翻案，那么，首先得问，他的原案是个什么样的案。如果说，要对他重新评价，那么，过去对他众说纷纭，有毁有誉，既是“重新评价”，纷纭之说中，首先要看我们自己认为哪种说法是能代表过去对诗人相对稳定的、总体的评价。有的说：朱湘曾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国的济慈”。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中最有才气的诗人之一。他的诗对后世的影响很大。鲁迅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旗手，由他来说朱湘为“中国的济慈”，非同一般。鲁迅的话，出自他的《通讯·致向培良》：“第三篇斥朱湘的，我想可以删去，而移第四为第三。因为朱湘似乎也已掉下去，没人提他了——虽然是中国的济慈。”《鲁迅全集》的注释说：“一九二五年四月二日《京报副刊》发表闻一多的《泪雨》一诗，篇末有朱湘的‘附识’，其中说：‘《泪雨》这诗没有济慈……那般美妙的诗画，然而《泪雨》不失为一首济慈才作得出的诗。’这里说朱湘‘是中国的济慈’，疑系误记。”注文说“朱湘似乎也已掉下去”是“疑指他当时日益倾向徐志摩等人组成的新月社”。事实是，1923年，朱湘就加入了“文学研究会”，1925年，他的第一部新诗集正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新月》月刊是1928年3月办起来的，是徐志摩接掌《晨报副刊》也是在1925年10月，远在鲁迅《致向培良》之后。《副刊》改版《诗镌》，又在1926年4月1日，前后出了十一期，为期不到三个月。何况《诗镌》也不等于《新月》。那时，鲁迅既然认为“斥朱湘”的，“可以删去”，那么“似乎也已掉下去”是指什么，就值得重新考虑。不过，明显的是：前者是借鲁迅的名义肯定朱湘，说他是“中国的济慈”；后者通过鲁迅著作的注释，得到的是另一种效果。朱湘在《南归》中说：许多朋友们一片好意，他们劝我复进玉琢的笼门，他们说带我去见济慈的莺儿，以纠正我尚未成调的歌声；殊不知我只是东方一只小鸟，我只想见荷花阴里的鸳鸯，我只想闻泰岳松间的白鹤，我只想听九华山上的凤凰。诗人这段自白，从根本上否认了朱湘是否称得起“中国的济慈”之争的意义。济慈，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无疑是该肯定的。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只应该是：既不排外，也不媚外。任何一位真正的诗人，他只能立足于自己生根的土壤，就是同一土壤上的诗人，又得以各自的艺术个性相异于他人，才有各自诗的存在价值。因此，在诗坛一股崇洋之风兴风作浪时，对这位歌声“尚未成调”的朱湘，要朱湘去跟济慈的莺儿学舌，作为跃进龙门的手段，而诗人，只知自己“是东方一只小鸟”，“只想闻泰岳松间的白鹤”，又是怎样的一只东方鸟啊。对这样一位诗人，怎么评价他的创作成是另一回事，他这种追求，却不能不说是真正的诗的追求。这位诗人，很久很久，几十年都没人提起了，也许是被人遗忘，也许另有原因。诗人，生前未必被人认识；身后，有待我们认识。2朱湘（1904—1933），安徽太湖人，却没有到过太湖。1917上半年还在江苏第四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三年级读书，下半年就上南京工业学校，有志学实科。1919年秋，考上清华学校，插入中等科四年级。1924年即将毕业时，因为抵制斋务处在学生吃早餐时点名的制度，经常故意不到，记满三个大过被开除学籍，轰动全校。事后他写信给罗念生说：“人生是奋斗，而清华只是占分数；人生是变换，而清华只有单调；人生是热辣辣的，而清华是隔靴搔痒。我投身社会之后，怪现象虽然目击耳闻了许多，但这些正是真的人生。至于清华中最高尚的生活，都逃不出一个假，矫揉。”1925年3月，他在南京同刘霓君结婚，这是门当户对的人家，指腹为婚的亲事。代父行使家长职权的长兄要五弟行跪拜礼，弟弟只肯行新礼鞠躬。晚上哥哥大“闹”新房，把喜烛打成两截，新郎当即离去，搬到抚养他长大的、曾留学法国的二嫂薛琪英家。1924年，朱湘加入了“文学研究会”，他的译诗《路玛（罗马）尼亚民歌》、新诗创作《夏天》，也是以《文学研究会丛书》分别于1924年及翌年出版的。1926年，徐志摩办起了《诗镌》，它是以诗的名义吸引了作为诗人的朱湘。并由刘梦苇、闻一多、“清华四子”——子沅（朱湘）、子潜（孙大雨）、子离（饶孟侃）、子惠（杨世恩）轮流编辑，徐志摩、闻一多出面负责。很快，因为诗人刘梦苇与杨子惠的逝世，朱湘看到《诗镌》没有很好地表示纪念，加上平日看不惯那些人的生活作风，就与徐志摩闹翻了，拂袖而去，以示他对亡友的义气。五年之后，他又写了《悼徐志摩》，为“《花间集》的后嗣”早逝而“酸辛”。也是出于同样的感情吧。因此，今天把他当年这番行为作为对“新月”的革命，大可不必。反过来，硬要把他跟“新月”捆在一起，也非事实。当时，他写的《评徐君〈志摩的诗〉》《评闻君一多的诗》，从某一个角度看，也许他对诗的形式、音律的要求，其唯美的色彩并不亚于徐、闻，可是，胸襟坦白，还不是结党营私之词。1927年8月，朱湘结伴柳无忌，由上海乘船赴美留学。住在威斯康星州北部的亚坡屯（Appleton）进劳伦斯大学（Lawrence College）四年级，选修拉丁文、法文、古英文以及英国文学。有一次，法文班上念法国作家都德（Léon Daudet 1867—1942）的游记，上面说中国人像猴子，学生听了哄堂大笑，朱湘当即退出课堂，尽管教师向他表示歉意，他还是愤然离开劳伦斯，转到芝加哥大学，念高级班德文和古希腊文。把辛弃疾与欧阳修的词译成英文诗；自己也用英文写诗，发表后颇受读者欢迎。后来，因为一位教员疑心他不曾将借用的书归还，可杀不可辱的诗人，又愤然离去，转到俄亥俄大学。旅美两年，总是伴着颓伤之情。1929年9月他回国，在安徽大学任外国文学系主任。他教书认真，很受学生欢迎，却常和夫人口角，生活也不愉快，除饶孟侃、谢文炳外，很少和同事们往来。1929年暑假，学校改组，因为欠薪半年有余，有人自动离去。朱湘对人热情、直爽，又倔强、暴烈，容易轻信于人，更不洞达人情世故，处处上当，得罪人太多，学校改组，他也没有接到聘书。出国前，有人认为他和闻一多、徐志摩关系好，可以找胡适上北大教书，他丝毫不予考虑：“找他们？犯不着！”好友柳无忌电报通知他上南开大学，他也不想去。离开安大，南北奔波，一直没有找到职业。在清华读书时，吃饭都是向厨房赊账，由罗念生担保付还，但他还要挤出钱来办一个只有二十个订户的刊物《新文》，在东安市场的一家旧书摊发行，出了两期就停了。自费印行，费神、亏本，他却很得意：“什么都是自己出的主意，那一股滋味真是说不出的那样钻心。”后来，钻心的日子一去不返了。拿到钱时，还买些古玩、字画，夫妻吵架，又全给砸毁。学校欠薪时，这位系主任的幼子，不到一岁，因为没有奶吃，哭了七天七夜，活活被饿死。他离开安大后，更加狼狈。有时因为付不起房钱，人被旅馆扣留，竟要茶房押去找朋友解救。写诗译诗，实难糊口养家，何况人家说他的诗不如戏票值钱。而写稿，也得诗文刊出之后才付稿费，远水不解近渴。他，既无媚骨，也难随和。不太愿意找人帮忙，拿着稿费单也不愿抛头露面去取，既自傲，又自卑。他冷天身穿夹袍，妻子从邮局寄来的棉袍一到手却立即送进当铺。走投无路，贫寒难熬，他向寡嫂薛琪英借了二十元，买了三等船票，于1933年12月4日，由上海乘吉和轮赴南京。次日清晨6时，他从随身携带的小皮箱取出酒来喝了半瓶，倚着船舷，读着原文的海涅诗，当船过传说李白捞月的采石矶，纵身投江……一位纯粹的诗人，一位孤高不肯随俗的诗人，蹈赴清流，寻其归宿。一位诗人的悲剧，一个悲剧性的诗人。自好难洁身，洁身难生存，诗人的悲剧，不是对那个不合理的社会的控诉么？一个诗人，在黑暗的旧社会，没有同人民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点，一同笑，一道哭，一起斗争，靠个人奋斗，凭个人意气，横冲直闯，头破血流，尽管磨难对他太多，他还是在磨难之中暴露了自身的脆弱性；尽管创作的成就并没有带给他多大的荣誉，他的傲慢、孤僻，仿佛胜利全在他的掌握中。后来这悲剧的果实，社会原因是种子，诗人自身的弱点，也不同样是酿成悲剧的因素之一么？凡此种种，对于今天的诗坛，它也提出了有益于我们思考的问题。3不仅今天的年轻人，就是中年人，对朱湘，也只知道他是一位“新月诗人”。“新月诗人”的雅号，是1931年二十一岁的陈梦家编选了《新月诗选》之后，人们奉送给入选的十八位诗人的。古代的、外国的例子不去说它，同是“五四”后的新诗，1922年出版了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的新诗合集《湖畔》之后，人们称他们为“湖畔诗人”。既然如此，那么，称前者为“新月诗人”，也就自然而然了。《新月诗选·序》说：“这诗选，打《北京晨报·诗镌》数到《新月》月刊以及最近出世的诗刊并各人的专集中，挑选出来的。”因此，目前有的同志为了回避谈“新月”，强说《诗镌》与《新月》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是不容混淆的界线，极不实事求是。《新月诗选·序》又说：“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差不多是我们一致的方向，仅仅一种方向，也不知道那目的离得我们多远！我们只是虔诚地朝着那一条希望的道上走。此外，态度的严正又是我们共同的信心。”海外有种说法，认为朱自清在《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以“格律诗派”统括“新月”，才名实相符。《新月诗选·序》却宣称：“但我们决不坚持非格律不可的论调，因为情绪的空气不容许格律来应用时，还是得听诗的意义不受拘束的自由发展。”又说：“技巧乃是从印象到表现的过渡，要准确适当，不使橘树过了河成了枳棘。”事实上，“新月”之中的有些诗人，对形式、技巧追求的固执，明显的是唯美与形式主义的，但在这序言中，对形式与技巧的看法，还没有陷入形而上学。一群诗友以追求“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作为他们“一致的方向”，不是遭人非议的理由。可是，“新月诗人”既不等同“新月社”，也不能说互无干系。“新月社”，既是文学，也是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政治团体。约于1923年在北京成立。该社曾以诗社名义于1926年夏在北京《晨报副刊》出过《诗镌》（周刊），1927年在上海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出版综合性的《新月》月刊。核心人物是胡适、梁实秋、叶公超、陈源、闻一多、徐志摩、罗隆基等。他们当中，有诗人，也有政客、银行家、交际花。主要成员曾因办《现代评论》杂志而又被称为“现代评论派”。他们先是依附北洋军阀。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后又投靠国民党，鼓吹“英国式的民主”，重提“好政府主义”的主张，在文学上竭力攻击革命文学运动，《新月》月刊，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阵地。鲁迅先生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讲到：“新月社的声明中，虽说并无什么组织”，可是梁实秋的文字里“我们”“我们”的，“颇有些‘多数’和‘集团’气味了”。先生指明的正是这种情况。因此，“新月社”以它自身的活动，是作为革命文学运动的负面留存文学史中。而文学运动，也不是指文人在书斋里骚动的灵感，而是人民大众的革命运动在文学上的反映以及整个战场的一角，是和大革命前后的人民的命运相联的。撇开这样的历史背景，则会将当时论争的原则看作“学术问题”、“笔墨官司”。但“新月”的活动，长达十年之久。前后的成员，有很大的变动，各人的发展变化很不相同，有的向“左”，有的向右。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不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上看“新月”，也不能不对“新月”的成员具体人做具体分析。当年，向《诗镌》《新月》投稿的年轻人，多数是不会参与“新月”诗之外的活动。如果把他们同“现代评论派”那些明目张胆地攻击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学的枪手相提并论，极不求实；但是，他们不少唯美、形式主义的抒情小诗，既是作为当时“新月”文艺思想影响下的产物，同时也是服务、壮大它声威的力量。这一点，是不以诗人创作的主观意图为转移的，于是，当我们看那些创作思想、美学原则的总体倾向，绝对无法点头苟同。无怪同情朱湘的人，希望今天不要再把他和“新月”扯在一起。4朱湘，如果是“新月诗人”又怎么样？朱湘，如果不是“新月诗人”又怎么样？闻一多，是伟大的民主斗士。可是，他早期确实是位道道地地的“新月”主将，且曾大力宣传国家主义。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的高压下，他“拍案而起”，站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前列，以自己的鲜血写出这位唯美主义者从未达到的美的诗篇。有的同志故意回避谈他曾是“新月诗人”，担心损害他的形象。用心虽好，却无必要。相反，他能从过去的信仰转到做出最后为人民战斗的选择，只能说明人民革命的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只能说明闻一多是多么曲折、艰难地攀登到他最后的人生高度。除此，还有什么呢？如果只是看“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也是无法把“创造”的诗人视为革命者的。而郭沫若作为“创造”的主将，谁也无法否认他诗的革命。虽然，他以后自认为“标语人”、“口号人”，他在《女神》的各次版本上怎样能显示自己“革命”就怎样改动的做法，也是无法让人苟同。但《女神》时代的郭沫若，比起同时代的许多宣传“为人生而艺术”的诗人，他在诗行中表达出来的民主革命的思想，更强烈，更激进，也更艺术。为此，胡适的《尝试集》虽然是中国的第一本白话诗集，而新诗运动的奠基作品，却只能是《女神》。“新月”的闻一多同样是赞扬它的，“创造”的同人既赞扬它，也著文欣赏与郭沫若的创作倾向完全不同的王独清。就是同是革命作家的冯乃超、穆木天同志，在“创造”时，艺术上与郭沫若也不对路。所以，对那个时代的诗人，若以他参加的文学社团，“站队划线”，对其思想、艺术倾向以此定性，做终身鉴定，极不科学。这样来看朱湘，我们就不必花太大的精力考证他是不是“新月”诗人了。如果，作品选入《新月诗选》的诗人，可以泛称“新月诗人”，那么，称朱湘为“新月诗人”也不是名不正，言不顺；如果，把梁实秋之流攻击革命文学的劣迹与《新月诗选》中的作品混为一谈，结果，“新月”在事实上就成了一顶政治帽子，这样，在研究现代文学接触到这一诗歌流派时，不可能有个科学的态度。这十八位诗人，有的后来成为真正的革命者，甚至是共产党人，要是笼统地给每人一顶这样的帽子，又会制造一些冤案啊！“新月诗人”四字，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到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若以某种利害关系来弄清它确切的含义，倒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前人一些是非，不是当事者，旁观者既更清醒，也可能难悉其中奥秘。但是，最能说明诗人本身的，还是他自己的作品。就是他的宣言，他所参加的文学社团对他的影响，也是从他笔下表现出来。否则，闻一多不枉真诚的唯美、形式主义的文学宣言，若以“等到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这样的诗句，想去印证他的某些宣言，就要乱套了。5时间的变化，会带来世间许多事物的变化，但成历史的作品，是变不了的。今天的人，只有掌握更先进的世界观来认识它，可以摆脱当年某些非诗的因素来看待。朱湘收在《新月诗选》中叫响的作品，怕数《当铺》了：美开了一家当铺，专收人的心；到期人拿票去赎，它已经关门！短短四行诗，隔行押了两个韵。一、三两行七字，二、四两行五字，两对音步，字数完全相等，格律严谨，外形漂亮。在很精致、考究的形式中，表达了人们为美所燃起的热情，只能随美而去而不复归的人生体验和叹息。美的追求是美好的感情，但是，此处的“美”，是没有具体内容、具体形象的，是抽象得什么人都可以接受的“美”。与空气一般，无从捉摸，亦不知抵抗，远望去一片青。落落展开在天上……狎弄它的要提防暴风来号令一切，凭它得到的权势兴隆，随了它毁灭。——《民意》封建时代的统治者在头脑清醒之际还知道人民是水、君王是舟的关系。魏征《谏太宗十思疏》有“载舟覆舟，所宜深慎”之言。朱湘在《民意》中，并非简单地重复前人的警句，而是以自己的艺术方式，表达了另一个时代的人的切身感受。显然，诗人是深感于民意受到践踏，但他却对反动的统治者说“凭它得到的权势兴隆，随了它毁灭”，从而显示出民意不可轻视，民不可侮的气概。朱湘在那时能呼出这样的声音，是可贵的。从这里，倒颇能体现他作为“文学研究会”成员“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因此，从“组织关系”（恕我借用一下这个现代用词），从创作倾向看，他当属“新月”，还是“文学研究会”？如果说《民意》，是诗人对逆民意而行者的警告，那么，《呼》就是直接形象地展示人民的力量了：谁能压得住火山不爆？就是岩石也无法提防，它取道去寻太阳。挡不住劲风，也不能叫松；要北风怒号，才会有松涛澎湃过黑云与紫电的长空这首写于1926年10月的诗，写得很有气势，写得形象动人。为了内容的表现的需要，对于有时还赖形式的雕凿、词藻的典雅来表现其诗的人，此时写得这等雄劲有力，挥洒自如，确是个很大很大的进步。这样的诗，恰恰是诗人跟“新月”闹翻了之后的作品。可惜，诗人生前顾忌它们是“讥讽世俗”的“骂世之作”，编进诗集又删去了。罗念生回忆朱湘的文章也说道，1927年，朱湘存了一小皮箱诗稿在他处，都在战事中失散了。对于当时已经成名的朱湘，当中肯定有不少都是当时拿不出来的“骂世之作”。它们在今天是最能说明朱湘的，可是，因为诗人当时拿不出来，今天就使我们少了很多能够为他说明真情的证词。这是一个悲剧。人们被剥夺了发言权，被扼死的声音，也是可悲于沉默的强音！这是一个悲剧，是诗人没有勇敢地面对惨淡的人生为大众呼号的悲剧，是个留给我们的警号，可他的悲剧依然是悲剧。有些诗，像《尼语》，无非是写点尼姑思凡之情，有什么可怕呢？封建的卫道者是何等顽固，要是怨诗人脆弱，看看它也够脆弱了。于是，诗人拿出来留到现在的作品，就多是当时的现实还允许他用心于技巧，精于音律之作了。今天有点年纪的人，都会记得：小时候在课本上就有朱湘的《采莲曲》：小船呀轻飘杨柳呀风里颠摇；荷叶呀翠盖，荷花呀人样娇娆。日落，微波，金丝闪动过小河。左行，右撑，莲舟上扬起歌声。菡萏呀半开，蜂蝶呀不许轻来，绿水呀相伴，清净呀不染尘埃。溪间，采莲，水珠滑走过荷钱。拍紧，拍轻，桨声应答着歌声。…………写得甜美、和谐，表现细腻，气韵舒雅，音节婉转抑扬。在诗的形式上达到这么考究、精致的，真不多见。朱湘批评过闻一多用字的四个毛病：太文。太累。太晦。太怪。他用闻诗“是天仙的玉唾溅在天边”这一句为例，以为从“咳唾成珠玉”而演化为“玉唾”一词就太怪，“溅在天边”就没有“落在天边”准确。一般地说，能看到别人的毛病，并不等于自己没有同样的毛病，而在这些地方，朱湘还是很注意自己的。他寄信给彭基相说：“我们要想创造一个表里都是‘中国’的新文化，暂时借助于西方文化，这并不足为耻；西方从前也自曾舶去了我国的指南针、火药与印刷术。中国将来最大的恐慌便是怕产生出一个换汤不换药的西方式文化，甚至也不换汤也不换药的纯粹西方文化。”诗人死后发表的《谈诗》，从《诗经》《楚辞》引了许多诗句赞叹“旧诗之丰富”后说：“旧诗之不可不读，正像西诗之不可不读那样；这是作新诗的人所应记住的。”朱湘既用英文写诗，也尝试了多种西体的格律诗。而他在这方面的见解，是很有见地的。就像《采莲曲》，形式整齐却不豆腐干式的呆板，而是长短参差，错落有致，是有规律可循的变化。写得安详而细腻，将东方人，近乎古典式的、富丽的色彩与优雅的音乐融铸在诗行中。这完全是词曲式的格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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