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平庸之恶”:《责任与判断》中文修订版

 杰罗姆·科恩

　“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如果说世纪初以来我们经历的这一系列危机还能对我们有所教益的话，我认为，那就是如下简单的事实：对于就各种特殊情况作出判断来说，没有什么恒常的通行标准，也不存在什么确定无疑的规则。”汉娜·阿伦特（1906—1975）一直认为，哲学对政治，或者说理论对实践，或者更简明地说思考对行动，之间的关系是悬而未决的，她用上述这些话概括了她对此进行的毕生思考。当时她正在给大批听众作报告，这些听众来自美国各地，聚集在曼哈顿的“河畔教堂”参加“现代社会的危机特征”研讨会。时值1966年，一场具体的政治危机，即越南战争的扩大，正悬在这些公民的心头，他们聚在一起就是为了表达对美国东南亚政策的关注，商议他们个人和群体能为改变这项政策做些什么。自己的国家正在毁灭一个古老的文化和一个并没有威胁到他们自身的民族，他们相信这在道德上是不义的，因而求助于阿伦特和其他发言者，希望他们关于过去危机的经验能有助于理解眼下的危机。
　　至少在阿伦特那里，他们的希望是完全落空了。尽管20世纪的极权主义和其他危机的确曾是阿伦特多年思考的焦点，但她无法给他们提供估量曾经犯下的过错的任何“一般性标准”，更不用说提供应用于正在发生的过错的“一般规则”了。关于确证他们已经固执的信念，把他们的观点解释得更具说服力，使他们的反战努力更具成效，阿伦特没有任何表示。她不相信根据过去那些有效或无效的教训反推出来的类比就能改变目前的困境。她明白，政治行动的自发性受制于其特殊环境的偶然性，而这种偶然性就使上述类比失去意义。例如，1938年“绥靖政策”在慕尼黑的失败并不必定表明商谈在1966年就毫无意义。而且，尽管阿伦特相信全世界必须警惕造成极权主义的种种因素，例如种族主义和全球扩张，但她反对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类比做法，反对把“极权主义”这个称号应用于任何美国可能反对的政权。　　
　　阿伦特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些过去发生的事情无关紧要——她不厌其烦地重复威廉·福克纳的名言，“过去从没有死去，它甚至都没有过去”——而是说，依靠“所谓的历史教训”来指示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只不过是略胜于巫卜之术罢了。换句话说，她在本书末篇“报应降临”中清楚表达的关于过去的观点，要比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这句经常被重复的话更复杂且更不那么确信：“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相反，阿伦特相信，无论如何，我们的世界已经 “变成”它实际上所是的样子：“在任一时刻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是过去的世界。”她的这种信念不是一种历史“教训”，而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过去——过去的行动——在现在如何被体验到。对于这个问题，她没有在“报应降临”一文中，用一种理论去回答，而是在对1975年美利坚共和国状况的悲欣交集的判断中，为她所说的过去的在场（the presence of the past）提供了一个例证。她说，尽管美国“自由制度”在“两百年前的创始”是“荣耀的”，但对它的背叛现在“时刻萦绕”着我们。背叛的事实已经发生，而我们能够坚持忠诚于起源的惟一方式，不是谴责“替罪羊”，也不是逃避到“想像、理论或者纯粹的愚蠢”之中，而是尽力使这些事实“受欢迎”。正是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现在应该对这些事实负起责任。
　　她给出的惟一建议，如果那还可以称为建议的话，包含在她对“具体问题”所作的“具体分析”中，下面的轶事可以说明一二。20世纪60年代后期，学生们曾请教她，在抵制越战时是否应该与工会合作，令他们吃惊的是，阿伦特毫不犹豫且相当出自常识地回答：“当然应该啦，因为这样你们就可以使用他们的油墨印刷机。”同一时期的另一件逸闻则来自一个全然不同的视角，一个跟提建议完全无关的视角。在反战示威的学生占领新学院的教室后，全体教师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是否应求助警察来恢复秩序。大家提出了各种反对和支持的意见，随着会议的沉闷进行，这些意见逐渐趋于对求助警察作出一种肯定的决定。阿伦特始终一言不发，直到同事中一位她年轻时就认识的朋友不情愿地同意，必须把事件通知“当局”，这时，阿伦特突然对他说道：“天哪，他们可是些学生，不是罪犯。”这次会议再没有人提到警察，而且这句话实际上结束了全部讨论。阿伦特出于自己的经验脱口而出的这句话，使她的同事们认识到他们正在讨论的是他们与其学生之间的问题，而不是他们的学生与法律之间的问题。她的反应是对特殊情况就其特殊性所作的判断，而正是这种特殊性在讨论的许多言辞中被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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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伦特的《反抗“平庸之恶”》是《责任与判断》的中文修订版。收录的文章，主要是艾希曼事件之后，阿伦特对于“平庸之恶”的回应，以及对纳粹犹太屠杀的评论。在这些文章中，阿伦特深入探讨了与平庸之恶相关的政治与道德问题，如“极权统治下的个人责任”“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思考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等等。“过去不再启示未来，人心在昏暗之中徘徊”，在人心无所依傍的时代，阿伦特犀利的视角和关切，为我们思考个人处境和选择立场提供了富有启迪的抓手。

　　没有人比阿伦特更了解：20世纪的道德大崩溃，不是由于人的无知或邪恶，未能辨别道德“真相”，而是由于道德“真相”不足以作为标准，评判人们当下可能做出的事情。

　　道德需要重建，而重建道德的前提是社会中的每个个体，能够反抗道德崩溃时代平庸之恶的引诱，不放弃思考，不逃避判断，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

　　她拥有比男性进化更好的女性心智；

　　她是影响世界一代人的精神导师；偶像级女性思想家。

　　她超出自由与保守，在主义之外，对政治保持独立省思；

　　她追随苏格拉底和康德，拨开历史黑暗，寻求政治人的根本立场。

　　她痛批极权主义根本的恶，更担忧普通人的恶之平庸。她不是道德学家，她只是提醒世人，要追随自己的思考，作出自己的判断。

　　她是汉娜·阿伦特，一位因独立精神而被世界敬仰的女性思想家。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德裔美籍哲学家，20世纪重要的政治理论家、思想家，与西蒙娜·波伏娃、苏珊·桑塔格并称为西方当代重要的女性知识分子。曾师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担任芝加哥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阿伦特一生致力于考察现代社会中的政治问题和人的政治行动，并对美国政治现实和犹太问题有着大量极富原创性的洞见。

　　主要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人的境况》《过去与未来之间》《论革命》《共和的危机》《犹太文集》《心智生活》《康德政治哲学讲稿》等。

　　杰罗姆·科恩（Jerome Kohn），New School阿伦特研究中心主任，阿伦特和布鲁歇尔夫妇遗稿保存人，曾长期担任阿伦特助手。

阿伦特的文章与其说是作品，不如说是一次行动。

——克里斯蒂娃

阿伦特zui好的著作是她的文章，这些著作中的雄辩力量和勇气胆识足以说明阿伦特的地位。

——雅各比

在一个极权系统下，个人如何承担对应的责任？这是20世纪的政治核心问题。阿伦特的分析是如此独特与富有穿透力。

——许知远

阿伦特为文一向关注现实的政治与道德的重大议题，文章的肌理糅合了冷静之概念分析与思辨的热情，因而带有相当大的思想激励。

——蔡英文

阿伦特所追求的，是一种纯之又纯的政治生活。

——江宜桦

阿伦特反对滥用“集体责任”的说法，她认为这是一种虚假感伤，“那乍听起来如此高尚而诱人的‘我们都有罪’的叫喊，实际上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为那些真正有罪的人开脱罪行”。

2011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评选”50强。

——2011年8月网易公民阅读推荐。

汉娜·阿伦特是那种一言难尽的女作家，她既有不屈不挠的博学，又有股不依不饶的狠劲儿。那些硬心肠的倔强文字背后，浸满了闪族后裔和旧大陆之间古老的敌意，以及二十世纪浓重的血色。本书给人极不舒服的阅读体验，那正是来自“*的时代”背后的阴寒之气。

——新京报

如果当一个社会都弥漫着同质化的认识与价值，人们如何还能分辨是非？个人又有何资格去判断？阿伦特给出的答案是，在如此*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个人应该负起道德的“责任”，这种责任感并非一定表现为决绝的反抗，而是表现为不与主流之“恶”合作，不放弃“道德”的认知与判断，这就是在极权制度下个人所应负起的真正“责任”。

——南方周末

過往不曾消失，它甚至還沒過去。

——诚品书店推荐语

本书致力于将思考作为首要的政治责任，阿伦特洞察到在业已形成的责任观念中，存在着危险和不合时宜，仅这一点，就让这本书和代议制民主有很大关系。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weekly）

中文版导读（蔡英文）
 编者导言（杰罗姆·科恩）
 文本说明（杰罗姆·科恩）

 

序言
 ◎编：责任
 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
 论道德哲学的若干问题
 集体责任
 思考与道德关切——致W.H.奥登
 ◎第二编：判断
 反思小石城事件
 《上帝的代理人》： 因沉默而有罪？
 审判奥斯维辛
 报应降临

 

　　过去不再启示未来，人心在昏暗中徘徊。这是一本经典，但更是今天的应景之作，社会暴行、网络暴民，让我们一次次看到，就像“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一样，你也“永远不能指望一个拒绝思考的人拥有良知”。

★汉娜·阿伦特集中回应“平庸之恶”，反思道德崩溃年代的个人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