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作品集（新版全六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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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晖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等
ISBN9787203109990
出版时间2019-10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定价548元
货号1203252500
上书时间2024-06-12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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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共同的底线》
《传统十论 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 增订珍藏版》
《南非的启示》
《宋元明陕西史》
《鼎革之际 明清交替史文集》
《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精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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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传统十论 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 增订珍藏版》
本书收入的系列文章，其中有对于“反封建”“平等”这类“关键词”在历史文化进程中演变过程的分析，但更主要的是对传统社会与文化本身的结构性研究。笔者不满于过去流行的“租佃神话”和“宗族神话”，主张在社会—经济分析与思想—文化分析的综合与融会中把握传统时代真正具有规定性的那些规则，跳出“反儒”与“尊儒”对峙的传统观之争，在社会结构上摆脱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桎梏而走向公民社会，在文化—象征符号体系中主张“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以“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的人格资源与民主宪政—人权保障的现代制度安排来消除那种专制制度下强权—犬儒互补的人格弊病。
《传统十论》此次再版，在原有的基础上，新增了增订版序言及两篇附录（《关于“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的讨论》《瑞士之路》），订正了原有版本的一些错讹。
精彩内容
《传统十论 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 增订珍藏版》
增订版序
《传统十论》一书原本是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十论”系列之一，多年来连续重印了14次，应该是这批书中发行较多的了。2014年东方出版社出过第二版，现在据说也缺。现已去世的法国汉学家杜瑞乐（JoelThoraval）先生曾告知，这本书曾有若干年被列为法国国家汉语水平考试的参考书，我也很惊讶，不知为什么法国人考汉语要看这本书。
当时编这本书并不是很经意，只是“十论”书系向我约稿，我就把那时自认为还算重要的文章选了十篇，成此一集。但现在看来，这本书可以算是我治学经历中对“传统社会”（近代以前的社会）研究第三阶段的产物。
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我以“农民战争”和土地制度为内容的“封建社会”研究。最近把旧文结集的《鼎革之际》一书应该算是这一阶段的代表。后来人们说“封建社会”这个词用错了，我现在也不再用它来指称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但其实，那时的问题不在于用错了一个名词——实际上那时人们都知道“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在现代中国学界主要强调租佃关系（地主—佃农关系）的重要，与古汉语“封建”的原意本来就是两回事，这方面并不存在混淆。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改革前的学者认为秦以后的中国还会以“封邦建国”为基本制度（可以说几乎没人这样认为），而是租佃关系是否真有那么重要？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的关键就在于废除租佃制（当时理解的“反封建”）吗？后来一些学者大力否定“封建社会”这个用词，却主张改用“地主制”或“地主—官僚制”以代之，我觉得这岂不是换汤不换药？因为改革前的学界本来在“封建”一词之下强调的就是地主制，即便在政治上看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要指出它的“经济基础”是地主制。我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大体也是沿着这一思路的。但是，研究一进入实证就发现问题多多。尽管这一时期的不少实证考据我仍然认为有价值，但总体上在20世纪90年代后我就放弃了这一思路。
第二阶段应该以20世纪90年代的《田园诗与狂想曲》一书为标志。在对关中农村的考察中，我看到了一个相当大的社会经济区域，那里地权非常分散、近乎“无地主”，但却具有意识形态所称的“封建社会”一切弊病。这使我不再相信“专制压迫”必须以地权集中租佃发达为基础的成说。受到研究生时代导师赵俪生教授讲述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影响，我根据马克思关于“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的说法和梅因“从身份到契约”的主张，联系史实，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前近代传统社会的本质在于个人受到身份性共同体的束缚，而在中国则表现为家国一体的“宗法共同体”。而近代化或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从共同体中解放个人，使人们能够以契约方式，自由发展出充分的社会联系。
当然“共同体”一词非常多义，而且与西语中不同名词的对译关系也很混乱。我所指的当然不是“欧洲共同体（欧共体）”“想象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类概念，而是指社会史意义上的那些不自由的依附关系。例如，一个农奴制庄园可以视为这种意义上的共同体，但自由雇佣制的企业则不是；身份性的采邑、部落或村社是这样的共同体，自由迁徙者的社区则不是；能够惩罚异端的教团是这样的共同体，信仰自由的教会则不是；“贼船好上不好下”的会党是这种共同体，而自由公民的政党则不是。
但是，那时我对共同体的类型，以及摆脱它们的路径并无深入的考虑。国外思想界也没有什么现成理论可用。在缺少“秦制”传统的孔子时代，尤其是孔子怀念的“三代”，乃至西方中世纪，人们提到共同体常披着“温情脉脉的家庭面纱”，谈到它的“束缚”与“保护”双重功能，我在《田园诗与狂想曲》一书中也把它当作“宗法共同体”的一般状态和共同特征。
然而在后来的经济史、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综合研究中，我发现其实那只是交往半径较小的熟人社会、血缘亲族社会中的共同体特征，而在大范围的陌生人社会中要维持一种不自由的“共同体”存在，温情脉脉的伦理原则就很少管用，而更多地需要一种冷酷的、非契约性的制度化约束。西方人在走出“封建”时很少讨论这些，他们更多地关心“温情脉脉的家庭面纱”如何被自由契约关系取代。但是对于要走出“秦制”的中国人而言，只考虑这些显然容易陷入误区，甚至导致这样的悲剧：在广泛的自由契约关系不存在的情况下，过早地撕掉“温情脉脉的家庭面纱”的结果，只会使人们暴露在强大而“冷酷的、非契约性的制度化约束”之下，并且因为一盘散沙的原子化状态而毫无摆脱这种约束的能力。
于是在跨国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我提出了“大共同体本位”和“小共同体本位”的概念。前者指的就是“在大范围的陌生人社会中维持一种不自由的‘共同体’存在”，而后者指的是“交往半径较小的熟人社会、血缘亲族社会中的共同体特征”。为此而写的一系列文章就结成了《传统十论》这本集子。这可以说是我研究传统社会的第三个阶段。
在本书初版以来的十多年里，笔者已经看到了不少批评意见。这是接近正常而且有益的。事实上我自己也觉得，“通过‘市民与王权的联盟’首先摆脱小共同体本位”的说法可以解释西欧中世纪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但是我对走出“秦制”的设想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并不是一种已然的结果。人们对此的质疑只有让未来来回答。但是，最近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以对瑞士的“森林州”地区进行了一次考察，觉得它可以对我所说的逻辑上的可能性提供一个有趣的案例。因此在这次再版时，我把这篇《瑞士之路》札记作为附录增补了进来。这似乎就不是“传统十论”，而是“十一论”了。不过这篇考察札记的文体不同于其他各篇，并不是正儿八经的学院派“论文”，所以《传统十论》的书名就不改了，算是一个新的增补版吧。
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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