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供给经济学 用改革的办法推动结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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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滕泰
出版社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4234188
出版时间2019-12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68元
货号1202003410
上书时间2024-06-07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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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一
序二
绪论
学术主张不是改革政策
中国模式的老红利与新红利
中国模式的渐进式转型逻辑：合理性与下一步
新供给经济学的影响与不足
第一章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第一节 老供给满足需求，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一、供给和需求的关系
二、长期，供给创造需求；短期，需求影响供给
三、在已有市场中供给满足需求，在新市场中供给创造需求
四、在供给过剩或供给老化背景下，供给不能自动创造自身等量的需求
第二节 新供给如何创造新需求与供给创造需求的系数
一、新供给
二、新供给的产生方式
三、新供给如何创造新需求和新市场
四、供给的需求创造系数
第二章 新供给经济增长模型
第一节 五大财富源泉：条件、要素、驱动力
一、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
二、经济增长的五大财富源泉
三、新供给增长模型：条件、要素和驱动力
四、经济增长的条件
五、从潜在的财富源泉转化为生产要素
六、经济增长的根本驱动力：技术进步
七、中国的经济增长总结：条件、因素和驱动力
第二节 供给侧的不同经济增长模式
一、从供给侧或生产侧看增长模式
二、制度变革驱动的经济增长
三、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
四、技术进步驱动的经济增长
五、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总结与展望
第三节 新供给扩张、供给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潜力驱动的经济增长
一、财富革命中的新供给扩张
……
第三章 供给结构与经济周期
第四章 用渐进式改革的办法推动供给结构升级
第五章 放松对制度改进的约束，改善经济增长的条件
第六章 解除要素供给约束，再造新要素红利
第七章 解除技术供给约束，再造新技术红利
第八章 以“供给要素贡献”为核心的收入分配改革
第九章 影响物价波动的供给冲击模型
附编：与改革同行
后记
参考文献
内容摘要
作为一本经济学著作，本书作了几个方面的理论创新探索。一是与传统供给学派认为“供给能够自动创造等量的需求”不同，本书认为老化供给不能创造等量的需求，而新供给却能创造越来越多的新需求，进而提出由“供给结构”决定的“新供给经济周期理论”。二是提出了“新供给增长模型”，从经济增长的条件、要素和驱动力等三个维度揭示了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以及对优选其他经济体的一般意义。三是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相对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而言，毫无疑问是成功的，但渐进式改革难免会留下些计划经济的“沙砾”——供给约束。因此，在渐进式改革的后期阶段，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解除各种供给约束，才能真正完成经济转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四是提出了按要素贡献分配、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分配理论，以及如何培育中等收入群体的改革建议。此外，新供给经济学建立了物价波动的“供给冲击模型”，提出了与凯恩斯主义接近不同的宏观价格管理理论。简而言之，新供给经济学是在中国四十年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针对经济转型和结构性改革的普遍问题所提出的一般理论探索，对工业化后期的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精彩内容
序 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对中国的经济学界有很大的影响。但同时在每个改革阶段也涌现出一些中国本土的学术思想,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双轨制改革思想,90年代模糊产权或过渡性制度安排的思想,还有政治锦标赛思想等。最近几年的新结构经济学更是系统地反思了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
最近这些年,滕泰博士的“新供给经济学”这个提法也受到关注,且产生了一定社会影响力。他产生这个想法的前提是,2012年以前的十多年中,中国的经济政策决策者把过多的精力用在了关注总需求波动等短期问题,因而就难免忽视长期的、供给侧的经济增长潜力问题,包括对背后的结构性、体制性的改革问题注意不够。滕泰在2012年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2013年又出版《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呼吁从供给侧重启改革,并逐渐形成他的新供给经济学相关学术思想。
供给经济学这个词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过,那时候里根政府推行的减税与撤销管制促进竞争的政策受到了关注,甚至有人出版《供给学派革命》来加以总结。所以,供给侧受到关注往往与需求侧在政策上受到过度关注有关。不过,与传统供给学派思想不同的是,滕泰认为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萨伊定律”都不成立,比如在供给过剩或供给老化的背景下,供给都无法创造自身等量的需求,因而需要外力的干预。以当下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的阶段而言,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用滕泰的话说,在老市场中,供给满足需求;而在新市场中,供给创造需求。从长期看,主要是新供给创造需求,供给升级引领消费升级;从短期看,需求也创造供给,消费可以对供给有引导作用。
我很早就知道滕泰这个名字,知道他从2005年就担任中国银河证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2010年起还担任民生证券公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后来又创办独立智库万博新经济研究院。一般而言,像他这样出身金融机构的学者,应该比较偏重经济指标预测,而滕泰却坚持把他的研究延伸到经济政策和学术领域——他不仅多次参加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中财办、发改委等部门的专家决策咨询会,而且还曾应邀出席过两届国务院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如今,他又进一步下沉到学术理论探索领域,大力阐释他的新供给经济学的思想。
我与滕泰第一次面对面交流是在第四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前后。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把这次论坛的主题定为“改革开放四十年再出发”,并邀请了改革的亲历者高尚全先生、厉以宁先生和华生先生,还有黄奇帆先生、陈德铭先生共同发表了演讲。滕泰作为复旦经济学院的校友,也受邀回母校参加了本论坛并做了发言。会后,滕泰说:“本次论坛关于改革的学术讨论和实践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学家论坛本身,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点召开,有很好重要的时代意义。”他如此高度评价母校的这次论坛,一方面是因为论坛上专家们讨论的内容的确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实践价值,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他本人也一直在研究经济长期增长问题。几天以后,他就把文章《解放思想永远在路上,迎接改革开放下一个四十年》发给我。文章认为,那些把四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概括为“中国模式”的学者,可能过多关注了“增长的条件”而忽视了“增长的本质”;而那些否认中国模式的学者则过度强调了“增长的本质”而忽视了“增长条件”。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评价,后来发现这个评价的逻辑是从本书对“新供给经济增长模型”中衍生出来的。
在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滕泰还表达过这样一个判断:“2010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不仅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最长的一轮经济下行,而且在世界经济史的经济下行周期中也算是比较长的。”与会者印象深刻。为什么这样判断?在这本《新供给经济学》中,他用“新供给经济周期”的逻辑做出了回答。
他认为,与工业社会早期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造成经济危机不同,与工业社会中期总需求不足造成的经济衰退也不同,中国这一轮经济下行背后的原因是工业社会后期阶段的“供给结构老化”。因此,他认为必须从新供给形成、新供给扩张以及“用改革的办法推动结构转型升级”的应对之策才能确保经济增长回到正常轨道上来。
不久前滕泰来上海公干,专程到我的办公室与我讨论他的这个话题。我问他,新供给经济学在理论上可纳入什么经济理论的范畴?滕泰倾向于把新供给经济学置于“转型经济学”的范畴。他的理由是,新供给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从“供给老化”型经济如何转型到“新供给扩张”型经济。他解释道,由于中国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道路,虽然比“休克疗法”有更平稳的优势,但渐进式改革也必然有不的一面,难免会留下很多计划经济的“沙砾”。在这本书里,滕泰用“供给约束”来描述这些“砂砾”,并提出了从经济制度、生产要素市场、技术创新等方面“放松供给约束”的一系列改革主张。这些改革主张既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办法,看上去也比20世纪80年代美国供给学派的减税、放松管制等措施要丰富些。当然,新供给经济学要能作为一种在学术界可以被认同的思潮并不容易,还有很多基础性工作要做,尤其是在理论上要有基础性创新和突破。但滕泰敢于思考和孜孜不倦的努力精神值得尊敬。
最后,对《新供给经济学》的出版表示祝贺,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复旦校友都能够像滕泰这样保持独立思考,勇于创新,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作出贡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张军2019年8月
序 二
如果说滕泰博士先前出版的《软价值》的主线是需求分析,那么即将问世的《新供给经济学——用改革的办法推动结构调整》的主线则是供给分析。两书都力求就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思路构建一个科学的理论框架,并针对改革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提出解决方略和建议。应当说,两书都是富于务实和探索精神的成果,值得予以肯定和点赞。人们可能注意到,《新供给经济学》所提出的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与几年来我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转换发展动力的实践是相吻合的。
当今之际,作者将思考的方向指向总供给分析无疑是可取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尤其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的一段较长时间,着重依赖刺激投资、消费和出口贸易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事实上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无可怀疑。然而,久而久之,这种发展模式必然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付出的成本和代价难以承受,必须加以改变,这也是显而易见、无可否认的。如经济结构失衡(实体经济的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又如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再如生态环境恶化,等等。还有,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对社会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我们的公有制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却显得很不如人意,以至于作为旧体制固有特征的贪腐盛行和效率低下的弊端远未消除。这些问题就其性质来说,都是属于供给侧结构性和体制性的范畴,因此,也必须通过深化结构性改革和体制改革才能加以解决。
作者对于改革开放的这种历史和现状均有清醒的认识和估量。更可贵的,在于作者力求以对增长理论的新思考为去除此类弊端和深化改革提供理论依据。作者对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中先后出现的增长理论(如亚当·斯密的资本投资增长论和熊彼得的要素重整论等)给予历史的评价之后,着重结合现代社会经济生活,指出了经济增长或财富的五大源泉,即制度和管理、人口与劳动、技术与创新、资本和金融、土地与资源等。作者还指出,制度是增长的条件,土地、资本、劳动是增长的要素,而技术则是增长的根本动力;其中,制度是可变的,土地、劳动和资本的供给方式是可变的,技术更是与教育和创新体制分不开。在我看来,这一系列论点都是可取的,它们与作者在《软价值》中提出的软财富论或软价值论(知识、信息、文化、金融及其他社会服务的价值)相辅相成,也和我与其他学者前些年提出的多元要素价值论和财富论接近一致,高度吻合。这种财富论和增长论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和方向提供了依据。它在本质上就是体制改革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推动和深化改革是其必然要求。至于作者呼吁不能用供给侧的行政性管理去代替供给侧体制改革,则更是切中时弊之论。
怎样认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周期性,是进入市场化改革之后必然面对的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人们对此做了许多研究,提出了各种不同观点和解释。本书的特点在于将周期的本质原因归于“供给结构的变化”,以及“供给创造需求能力的变化”。这不无道理。诚如作者所说,供给本身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从“扩张”到“成熟”,再从成熟走向“老化”,最终导致供给结构转变,旧经济被新经济所取代。这是一个客观的不可避免的历史和现实进程,决定这个过程的因素自然众多(例如,可能还会涉及政治一类因素,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可能更是如此,即使单就经济因素来说,需求的波动可能也难辞其咎),然而,无论如何,总是可以说“供给结构以及供给创造需求能力的变化”是“站在经济周期背后的本质原因”。这个理论观点的实践意义在于它强调了改变旧结构、创建新结构的必要性,从克服周期波动这个侧面强调了推动供给结构转型升级的意义,强调了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发挥市场作用而不是依靠行政命令行事的重要性,这再次彰显了作者为改革立论的初衷。
从作者前后两部著作的分析思路来看,作者是分别从构成市场基本关系的供给和需求这两个侧面切入的。无论在着重分析哪个侧面时,都始终关注实现供求均衡(而且是动态均衡)这个目标,以避免通常可能发生的从一个侧面走向另一个侧面的特别片面性。这表现了作者对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两者的统一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在指出改革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时,却没有忽视所涉问题的体制性、制度性根源,或者宁可说强调了深化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而拒绝以行政管理代替体制改革的倾向。这表现了作者对体制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的坚定认识。
理论和实践的这种立足点,决定了作者在改革路径上必然强调渐进性而不是急于求成,与所谓休克疗法更是无缘。作者指出,渐进式改革难免有其不的地方,会留下很多计划经济的“砂砾”,在形式上表现为“产品供给约束”和“要素供给约束”。据此,作者建议,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妨从放开直到消除这些“砂砾”开始。这该是切实可行的中肯之见。
最后,我还想说,新供给经济学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成果也很值得重视。他们基于多元要素财富源泉论,又引进要素边际生产率原理,说明了按要素贡献分配的公平合理性:各得其所,而且标准一致。不过,他们又指出,这只是一个基础性原则,而不应是专享的原则:因为主客观各种原因,仅依要素贡献进行分配,难免出现过大差距,这就要求政府采取适当措施加以调节。可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办法,固然对改善低收入人群的状况有一定作用,但对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作用则有限,而且税收过重还会有一定的负作用等。为此,作者提出了以“供给要素贡献和边际报酬”为核心的六个核心主张,包括遏制公权力参与财富分配,减少垄断对财富的瓜分,控制利用公共资源过度获取个体收入的现象,对于创业企业和小微企业大范围免税,等等。透过这些主张和建议,人们不难真切体会到作者的爱国爱民的赤诚之心。
当今世界和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必然对我国内政外交、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提出少见未有之挑战,面临许多未知之问题和矛盾。就我国经济改革发展来说,也需要面对这种新局面,做出新的分析,提出新的对策。当今美国政府所推行的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对靠前环境造成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内强化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种种干预,就应引起特别关注。另一方面,对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国内出现的一些与既定的改革方向极不和谐的观点或说法,如民营经济离场论、消灭私有制论、回归计划经济时代等等,也应引起高度警惕。
改革开放未有穷期,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任重而道远。我期待并且坚信,新供给经济学的创建者们未来定会有新的更大建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 晏智杰2019.9.10.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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