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年谱

自序
靳 飞
一

大约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刚结识梨园界的老前辈叶盛长先生不久，他就对我讲起张伯驹的故事，说，“我这个右派，就是跟着张伯驹给党提意见才惹出来的。我觉得张老那么有学问，说出话来能错吗？结果我们就都成了右派。”我那时只有二十岁年纪，哪里懂得什么，这却是我次听到张伯驹的大名。既然知道了，也就注意了，其后遂在《燕都》杂志上，不断看到有人提到这个名字。
《燕都》杂志是一本了不起的杂志。“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政治日益清明，北京燕山出版社迅速办起这本杂志，组织了一批历经浩劫而残存下来的老学者，动手写些老北京掌故，翁偶虹、景孤血、朱家溍、邓云乡、黄宗江、吴小如，都是其主力作者。仿佛是一件贵重的瓷器骤然被打个粉碎，要再复原已经是不可能的；老先生们赶紧捡拾起些碎片，一一作出标记。人的身体里有遗传基因，文化里也有遗传基因。文化的遗传基因就存在于这些碎片里，虽未必再值钱了，文化却可因此而生生不息。
张伯驹即如瓷器碎片一般地散落在《燕都》杂志里。但凡涉及他的故事，都是传奇。为脍炙人口的，便是在他四十岁生日的堂会上，他自己票演《失空斩》，亲饰诸葛武侯，而配演则是杨小楼、余叔岩等多位京剧史上的标志性人物。相对于这一举世无双的记录而言，所谓“民国四大公子”的说法，都显得平常了。
没有想到的是，我在九十年代初移居东京以后，家里有套香港《大成》杂志，原本是汉学大家波多野太郎心爱之物，太郎先生晚年转让给内子。内子是太郎看重的弟子，太郎又曾问学于内子祖父波多野乾一。《大成》杂志的气质，与《燕都》如出一辙——这话其实是说反了，《大成》在先，是一群更老的老先生遭逢鼎革，离开大陆以后，寄托故国之思的所在。
张伯驹又是《大成》频频出现的人物，不过，与《燕都》有所不同的是，张伯驹在《大成》里的形象，可说是毁誉参半。《燕都》的作者，不说很刻薄的话，讲究为尊者讳，为长者讳；而《大成》的某些作者，则是不说上几句刻薄话，就好像是白作了文章。我更为感兴趣的，却不是这些人是人非，是在《大成》杂志里，读到了张伯驹的《我从余叔岩先生研究戏剧的回忆》《盐业银行与我家》《沧桑几度平复帖》等多篇文章。
在《燕都》与《大成》两杂志的启蒙之下，我开始收集整理张伯驹的相关资料，这项工作，断断续续，不想竟做了二十余年。

二

张伯驹的著述并不多，可是内容庞杂，涉猎尤广，众所周知的是其戏剧、书画、收藏、诗词等四大项；事实上则牵扯到晚清、民国、共和国等几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学、艺术、军事等诸多方面。更为复杂的是，在伯驹充满个性的、坚守自由的人生中，他从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是始终保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
他是一位隐士，但他决不消极，决不冷漠。他是一位文士，但他没有理性的设计，自然也不会持有什么主义。他是一位志士，在他三十岁之后，他一直顽固地追求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实现自己的目标，通过实现自己的目标，进而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他有过无数次失败，“十有九输天下事”；然而他仍不轻易苟同，“百无一可眼中人”。他所深深拜服的，只是我先民之文化传统。他珍爱这些传统，并且不断地超越现世的种种利益，将自己的这种“珍爱”的情感加以提纯，直至使其彻底融入自己的“天性”中，中华文化传统乃与其血脉相连。
张伯驹是近现代收藏大家，以收藏《平复帖》《游春图》《上阳台帖》《诸上座帖》等书画巨迹闻名天下，无人能出其右。伯驹终将所藏捐献国家，其《丛碧书画录》序云：
自鼎革以还，内府失散，辗转多入外邦。自宝其宝，犹不及麝脐翟尾，良可慨已。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之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
张伯驹是戏剧家，他追随京剧宗师余叔岩学习十余载，躬行实践，亦步亦趋。
其《红毹纪梦诗注》云：
余三十一岁从余叔岩学戏，每日晚饭后去其家。叔岩饭后吸烟成瘾，宾客满座，十二时后始说戏，常至深夜三时始归家。次晨九时，钱宝森来打把子，如此者十年。
他可以容忍剧人的鸦片恶习，他并不认为剧人必须应该兼具道德典范。他所怒不可遏的是，艺术上的轻浮与草率。这就有了余叔岩与他的好朋友孙养农记述下的故事：
我带他去看上海某名角的《四郎探母》，他一听之下，马上离座就朝外走，口中还喃喃有辞，我急忙跟上，问他什么事，他不脱乡音地说：“前后门上锁，放火烧。”我被他说得一愣，就问他：“干什么呀？”“连唱戏的带听戏的，一齐给我烧”，他气鼓鼓地说。我听了不禁哑然失笑。
又有一次，我们一同在听谭富英的《群英会》，那个去孔明的里子老生，在台上大耍花腔，他就跑到台口，一面用手指着一面就骂：“你不是东西。”骂完回头就走，弄得台上台下的人都为之愕然。这种举动，当然不足为法，但是足以证明他是如何地爱护戏剧，而痛恨破坏规矩的人了。
张伯驹是诗人，他不善言谈，甚至拙于文章；而他作诗填词，却信手拈来，尽展其五车之学、八斗之才。在他所有留下的文字里，多的是诗词，精的是诗词，真的也是诗词。其忘年之交周汝昌果然是伯驹知己，周在伯驹身后，为其词集作序时，特意说到北宋晏小山，说：
就中小晏（晏几道）一家，前人谓其虽为贵公子而有三痴焉，语绝可思。我以为如伯驹先生者，亦曾为公子，亦正有数痴，或不止三焉。
周汝昌语，典出黄庭坚之《小山词序》：
余尝论：叔原（晏几道）固人英也，其痴处亦自绝。人爱叔原者，皆愠而问其旨：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作一新进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皆负之而不恨，已信之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乃共以为然。
以此数“痴”，移评伯驹，亦无不当。伯驹之词，虽浅而挚且有致，虽淡而清而有情，不求与古人合而能与古人合，不求与古人异而能与古人异。近世之人，词之卓然一家者罕有，伯驹居其一也。伯驹更有临终之作《鹧鸪天》，竟纯以气象胜，一洗平生婉约纤弱，堪称绝唱。其词曰：
以将干支指斗寅，回头应自省自身。莫辜出处人民义，可负生教父母恩。
儒释道，任天真，聪明正直即为神。长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
沉着开阔，深挚自然，足证伯驹在其生命结束之际，不仅心安理得，且由“痴”而“悟”，升华到另一番境界，实非寻常词人所得企及。
以伯驹不世之才华、不世之际遇，驽钝如区区我者，研读伯驹生平成就，直似勉力攀登蜀道，纵不敢有丝毫懈怠，犹是兢兢战战，徒嗟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三

我自读伯驹《丛碧书画录序》而兴长叹，其所谓“世传有绪”，付出之代价即《史记》之“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牺牲，此亦中华文化之能动人处。
由此思及中国之著名悲剧故事，为营救赵氏孤儿，公孙杵臼与程婴有段经典对话，大意是，舍命救孤与以命养孤孰难？公孙择其前者，程婴取其后者，皆竭其全力完其义，尽其责。
迄至近代，中国遭逢陈寅恪所云之“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巨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历史的舞台，重新又上演了一回《赵氏孤儿》。
当此时也，梁巨川、王国维选择了饰演公孙杵臼，张伯驹选择的则是程婴。当然，在那个年代里，选择做公孙的、选择做程婴的，都各是一大批中国之一流人才，倾其所有，义无反顾。陈寅恪先生也是一位程婴。
此种精神感召之下，鉴于张伯驹研究之不足，我自2002年起，发愿欲为伯驹留下一部信史，亦为自己能在心灵深处建起一座庙宇，以伯驹为偶像，崇之奉之。奈何限于自身水平与条件，积十年之力，阅千万字，九易其稿，草成年谱初编。检视其缺漏之处，自知犹是数不胜数，仅得聊胜于无耳，幸诸方家视之勿以学术相衡也。有云昔日王国维先生灵前，陈寅恪先生系行三拜九叩之大礼；值此张伯驹先生冥寿一百一十五周年，我即以此部年谱，作大礼参拜焉。

2013年5月30日于北通州新华西街新寓

张伯驹的遗产
孙 郁
老友靳飞作《张伯驹年谱》，未印之前有幸过目。我自己对张伯驹知之甚少，所识者不过冰山一角。靳飞说此书几易其稿，凡十余年，拳拳之情，透在纸间。书中涉猎旧闻颇广，史料亦多。闲时阅之，峰回路转之中，忽有神灵扑面之感，见到了诸多未见之景。年谱不仅是陈迹的罗列，亦能成人间长调，其间可咏叹者，一时无法说清。
张伯驹是个奇人，用靳飞的话说，他一生“牵扯到晚清、民国、共和国等几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学、艺术、军事等诸多方面”。近来看上海古籍社《张伯驹集》，渐知其文采，觉得其文章、诗词均有妙处，为现代以来少有的文物专家、戏剧家和诗人。靳飞的年谱，较前人的叙述更全面、具体，对一个人与一段历史的描摹，维度也大了。兴亡之变，荣辱之声均在，感慨之间，怅然之气隐隐。读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次补课，这些在大学的课堂上也不易见到的。
民国至今，文化的变异很大，世道人心都不同以往。张伯驹生于乱世，偏偏情系传统，于琴棋书画中得诸多乐趣。往来于政商之间，却没有染有政商界的积习。且用自己的资源抢救文化遗产，谈艺、收藏、演戏、教学，古文明的遗绪熠熠发光。他在颠簸之间，所作所为，均非己身小利，爱在文明的途中，且含着不灭的梦境，那种痴情，我们在现在的文人那里已不易见到了。
在现代史上，激进的文人之声后来覆盖了文坛，士大夫的情调则有落伍之嫌。张伯驹是易代之际的闲人，他从事的事业，都非主流的，今天的青年人能得其妙意者恐已不多。他唱戏、填词，写楹联，鉴赏古字画，看起来都与新文化无关，格式与趣味与革命的文艺也相去甚远。因为闲，便没有火气，保留了士大夫好的传统。一言一行，都有传统中的真气。有趣的是，张氏不仅闲，还很痴，闲人而又痴情，则有常人不解之处。我们看他的诗文，对古董、旧画、历朝书法，均有心得。尤其言及梨园的旧事，形神兼备，非一般鉴赏家可及。他虽痴情，却不贪恋，能够以远世的态度面对诸多美物，佛家的空无思想也含在其间。故拿得起，放得下。以为一切都转瞬即逝，唯爱在人间，美不被尘世遮掩，则心满意足矣。
梨园里的气氛里，因为有张伯驹、齐如山这样的文人在，文化的水准便与诗文与哲学齐肩，有了非同寻常的味道。张伯驹对梅兰芳、谭鑫培、余叔岩的理解，是学术的与诗的。他把京剧与佛学，与审美的境界连为一体，便知道如何把握其发展的脉络。《红毹纪梦诗注》关于梨园旧事的勾勒，乃民国戏剧史的一页，看出舞台艺术的真谛，那是内在于戏剧美学之间，有圈外之人所不懂的所在。他在其间领悟到凡俗之外的东西，人间的极致之美于此可得一二。《佛学与戏剧》一文就讲到戏剧的审美妙处：
依予研究结果，佛学与戏剧，同是彻底解剖人生，以为积极维持人生永远安宁之工作。佛学以真我置于旁观地位，而以假我为一切化身，以解剖人生。戏剧则忘其假我，以真我为一切化身，以解剖人生。一为写意，一为写实；一为由原质而生方法，一为由方法而反求原质；一为由高深而趋浅近，一由浅近而入高深。取法不同，归宿则一也。
这分明解释了深浸梨园的原因，不都是简单地观人看事，也是悟道求真的选择。他知道，在一个风云剧变的时代，自己不是改革社会的人物，但却可以找到安顿自己的生命之所。新的事物可以存放自己与否，不得而知，但过往的文明里有这样的遗存是无疑的。他对古代文物、宗教、文学，都有心得，其诗文出笔不凡，有超俗的境界。在他那里，几千年的文明系于一身，古风纯而秀美，似乎也染透了心绪，就有了几多奇音。
在中国，一个人的学问如何，看他对美术的理解，对诗词的体悟，对佛教的认识，便可知道大概。张氏解析历史遗物，好奇心里有生命的温度，能够驻足于文明里的闪亮之地，历史遗产与其生命已经息息相关。他以这样的心境进入梨园，舞榭楼台，就多了诗心和快意。
这样一个心怀天下、颇有爱意的人，却一直在厄运之间，说起来是一个悲剧。早年遭兵匪之患，晚年划为右派，流放到东北，所牵连的人事与文事非一句两句话可以说清。但也恰恰因此，他对历史与文明之认识，则有切肤之痛。知道自己应当做些什么，不应当做些什么。我想，靳飞作此书，便在于其内在的感动吧。
五四之后，新文人吐故纳新，有诸多佳作问世，遂引领着社会风潮。像张伯驹这样的人物，看到了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但以为文化的革命，则应小心谨慎，不可把文化的遗产简单视之。我们看他论述戏剧与革命的文章，则可以感到，他是有济世之心的人，主张文化里的静的一面。近代以来的革命，在动的一面甚多，忘记了文化的安静的益处。中国文化的精妙之气，在于超时空里的安静。古老的遗存定格在生命深处，外面的风雨如何变动，均不能撼摇其本性。于是在晦暗之地有奇光闪烁；于风雨之夜能有安定之所。张伯驹的文化理念，其实并非落伍者的选择，至今想来，那温润的词语与旷达的情怀，岂不正是今人所需要滋润者？旧的戏文与辞章，乃几代人精神的积淀，是粗糙生活的点缀，也系由无趣进入有趣的入口。张伯驹深味我们的时代缺少什么，于是苦苦寻梦，且与世风相左，那恰是他不凡的地方。
我注意到，他平生留下的文字不多，除《红毹纪梦诗注》外，还有《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丛碧词话》《丛碧词定稿》《素月楼联语》《春游琐谈》《丛碧书画录》等。年谱据此发现了许多生平史料，眼光是中正的。我于此看到其知识结构，觉得那一代人的杂学里，有文化中美的元素，这些在如今的文学学科里已经没有多少位置，被认为是一种小道。但其实我们细细查看，则有文史里贵重的存在。我们从中所得的，是在新文学里所无的东西。比如他的书画题跋，几乎篇篇都好。所谈的名画、名人笔记，鉴赏的深度外，还有知识的趣味。明清之后，士大夫喜欢写短的书话，从钱牧斋到纪晓岚，从知堂到黄裳，写过许多美文。张伯驹与他们不同，他写的文字，都与实物有关。从古人的遗迹里，摸索历史线索，又谈及思想与诗趣，就没有空泛的感觉。文明在他眼里，是形象可感的存在，触摸到的文与画，可激发我们对遗产的爱意。所藏的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宋黄庭坚《草书》卷，均为国宝，都捐给了国家。言及这些作品时，鉴赏的眼光独特，有了诸多妙文。他在谈论书画的题跋里，常能道出原委，又点明真伪，于线条色彩与气势间，揣摩古人心境。他对民间流传的艺术品，多有警觉。知道什么是赝品，什么是杰作。现在从事文物鉴定的人，多不会写文章，有语言功底者不多。而他笔锋从容明快，如久历沧桑者的独语，文人雅事，悉入笔端。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对其遗文，只有佩服。
从年谱的资料和《张伯驹集》看，他是个很通达、幽默的人。既能够写出词学研究的妙文，又能记艺林俗事，于正史之外得到启悟。我喜欢他那些关于文坛掌故的文章，印象是比郑逸梅的艺林闲话不差，《世说新语》的智慧也常出现在笔下。有趣的是他对伪道学的态度，那看法与太炎先生的观点颇为接近。《道学先生》一文讽刺朱熹以来迂腐的文人荒谬之迹，六朝人的笔触历历可见。他对民国往事的勾勒，雅音有之，闲笔亦多。比如《职官考》，写民国官制的可笑，参之民间笑话，批评的眼光与新式文人很是接近。张伯驹在述往的文字里，能够跳将出来，以历史的眼光反观旧物，又有批判的精神，则是旧式士大夫少见的风采。我们从他欣赏章太炎、黄侃、吴承仕的行迹里，读出旧文人气里的逆忤精神。他在新旧之间的选择，原也复杂得很。
这样的文人，我们过去统统把他们归为旧式的遗老，其实是一种误解。新文学史不太讲这类人的文字，就遗漏了民国文化的一道重彩。我这代人，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对张伯驹这类旧派人物，多有隔膜。旧戏、旧事、旧画，都视为废物，不敬的地方很多。我在博物馆工作多年，与历史的旧物接触，发现自己竟是艺术的盲人，对许多遗产均很无知。再后来读到那些被打倒的文人的旧作，有许多的高明之处，遂叹近代革命的残酷。中国社会的悲剧，在于对文化的破坏未曾间断。而历史的精妙之所，常常在那些喜静的文人之中，他们倒是延续了民族的精神火种。张伯驹保存的字画，均系国宝，价值连城的。官方所忽视、蔑视的遗存，他却以性命存之，成了历史的佳话。
年谱所谈的话题颇多。作者旁征博引，虽只列资料，而臧否之意存焉。我看这部年谱，对晚清的一类知识群落有了兴趣。这个群落，过去被视为遗老者而鲜谈，但他们的存在，对旧的遗产的存在，真的重要。张伯驹与张大千、齐白石、梅兰芳、尚小云、余叔岩均有深交，而和晚清学界闻人也有接触。政治界的人物袁世凯、张作霖与其有缘，后来和周恩来、陈毅的关系亦很不浅。在这个关系网里，他情之所系者，非世道功名，而是纯美的精神。我们读他的诗文，便可见其素朴生活里的非同寻常的一面。
因为不懂梨园的历史，我对此年谱的许多地方无从判断。但感动我的是作者的善心。靳飞写这部年谱，含着他的寄托。写此书，有他的情结。作者久在梨园，且广涉民间文艺，通京都旧俗，写起来就有会心之处，每每有惊人之思跳出。因崇仰而寻觅，为梦想而成诗，就没有了功利之心。似乎也与其生命的存在有关，说起来很有意思。作者青年时代便与京城文化老人交往，除梨园界外，出版界、作家圈子亦多忘年之交。但其用力久的却是这部著作。我想，张伯驹之于靳飞，大概是鲁迅之于胡风，知堂之于废名，乃一种传统的延伸。靳飞是梨园界的名人，扮演的也像张伯驹当年的角色。比如他打造的中日版昆曲《牡丹亭》，引进日本的花道、香道，向日本推介胡文阁、谭正岩等名伶，均功不可没。而靳氏还醉心于旧的诗文，喜谈文物与历史掌故，均有民国文人的意思。张伯驹在许多方面，都是他的前导。谁说著书立说者，不是借着古人之镜而照着自己呢？
……

2013年8月22日北京至西安之旅

张伯驹作为我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此前对他研究和著述主要集中在其书画收藏鉴赏、书画集、诗词集和艺术论著等方面，少有从学术角度对其生平和成就进行详细梳理。在《张伯驹年谱》中，作者以丰富的专业学识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对张伯驹的一生做了细致深入的框架式梳理，材料全部建立在丰富确凿的史料文献基础上，参考书目近300种，以年谱的方式为张伯驹这一文化奇人的研究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文史资料，对张伯驹的生平与成就进行了全面、深入、详细、生动的记录和梳理，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靳飞，20世纪60年代末生于北京。少年时开始写作与戏剧研究，曾任中学教师，报刊编辑。 20世纪90年代初移居日本，先后任教于朝日文化中心、东京大学。2004年至2006年为东京大学特任教授、首任驻北京代表处代表。2006年至2011年，担任中日版昆剧《牡丹亭》总制作人、导演、编剧。现任北京戏曲评论学会会长、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理事、东京大学和日本佛教大学客座研究员等。
??出版有散文随笔及研究著作《风月无边》《樱雪盛世》《北京记忆》《茶禅一味》《煮酒烧红叶》《沉烟心事牡丹知》《张中行往事》《梅氏醉酒宝笈》《旧风旧雨》《靳飞戏剧随笔》等，主编《中国京剧经典剧目汇编》《梅葆玖画册》《梅葆玖纪念文集》等。

张伯驹的遗产（孙郁）……1

自序……9
张伯驹年谱卷一（1898年—1917年）……1
张伯驹年谱卷二（1918年—1926年）……37
张伯驹年谱卷三（1927年—1940年）……60
张伯驹年谱卷四（1941年—1948年）……151
张伯驹年谱卷五（1949年—1957年）……219
张伯驹年谱卷六（1958年—1971年）……346
张伯驹年谱卷七（1972年—1982年）……404
参考文献……448

编后记（张详）……465
再校后记（汪润）……470

《张伯驹年谱》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的影像资料， 重要的是一位后学寻梦的心影。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两代人的对白， 那是一种穿越时空的交流。有默契，有呼应，也有嗟叹……我在此读出我们文明里黯淡也性灵的一页。——孙郁 张伯驹先生我国著名的古书画鉴藏家，也是近代具传奇色彩的文化名人之一。……被启功先生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人”。……在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看来，我们至今怀念张伯驹先生，视其为楷模，不仅仅是对其在书画鉴藏方面成就的赞誉。“他所代表的，是中国文人的博雅通脱，更是一种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的使命感、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崇高的爱国情操。”——新华社北京2018年4月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