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老师说公羊

何休序

壹·据乱世

隐公*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有一年

桓公第二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有一年

 十有五年

十有八年

庄公第三

 三年

四年

六年

七年

十年

十有二年

十有三年

十有六年

十有八年

十有九年

二十有二年

二十有三年

二十有四年

二十有七年

二十有八年

二十有九年

三十年

三十有一年

闵公第四

元年

二年

僖公第五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有五年

十有六年

十有九年

二十年

二十有一年

二十有二年

二十有三年

二十有八年

二十有九年

贰·升平世

宣公第七

十有五年

襄公第九

二十有九年

三十年

叁·太平世

哀公第十二

 十有四年

余论

中国两部书——《大易》（《易经》尊称，下同）与《春秋》（公羊），绝不能自己看。你们听一遍后，将来老年回头看，就可以讲学。

不知《大易》与《春秋》，就不知中国文化。《大易》由隐之显，由体而用；《春秋》由显之隐，由用而体。天天于日常行事上，显；返回我们的性，隐，微。“克己复礼”，由人之道（诚之者），至天之道（诚），至天人境界（天人合一），则“与天地参矣”！

人虽性善，但易受外诱之私。年轻荒唐，而立之年体悟，克己复礼，亦即复性，即由人事之用返回道，“率性之谓道”。

《大易》讲生生之道，是体；《春秋》则一切采之于礼，是用，《春秋》为礼义之大宗。

“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坤顺承天，至，乃一点距离也没，乾元有多高，坤元就达到那般高。坤元就是乾元，乾元就是坤元。

“生生之谓易”，生生就是仁。礼义即中，仁之用也，生之用也。礼，中之用，《春秋》为礼义之大宗。中国，礼义之国（此“礼义之国”非“礼仪之国”，下同），以礼义作为标准，一切裁之以礼义。“礼之用，和为贵”，礼以和为本，“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太和。

《春秋》在明是非，而*难的是辨是非。孔子删《书》，《尚书》以《甘誓》作为划分，之前为法（以尧舜为始，王制之道为法），之后为戒（“至禹而德衰”的证明，乱制之道为戒），有所立义，一般人不讲，但今文家很重视此篇。甘之战，首反乱制之战，存此篇意义深长，天不佑扈，他这一败，几千年家天下乃起，天民尽制于鸟兽之群。《淮南·齐俗训》云“有扈氏为义而亡”。

乱制之下，人民受苦，应起而拨乱反正，孔子乃删《诗》《书》、订《礼》《乐》，其修《春秋》必有所为。故《尚书》与《春秋》相表里。《五经》皆相表里。

《春秋》讲思想，思想难以毁。“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孟子·万章下》），即指《春秋》。《春秋繁露》（下面简称《春秋繁露》）、子书讲术。

孔子修《春秋》，与历史不同，“其义则丘窃取之”（《孟子·离娄下》），是借事寄义，皆为况，是经。“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在史实之外，另立新义，后人称之为经。

孔子修《春秋》，在未修之前必有一部不修《春秋》，以之作为依据；“其事齐桓、晋文，其义则丘窃取之”，修《春秋》后，史实无变，“义则丘窃取之”，成为修的《春秋》。

按己意写史，往往难为人接受，与史实距离远，乃有爱史实者按史实传之，故有不修《春秋》。《左传》为保存真的历史，又称“不修《春秋》”，以《春秋》为史。《左传》作者左丘明，与孔子为同时代人，以孔子修《春秋》为索隐行怪，为了保存《春秋》史实，保存历史原貌，故详于事。自《论语》“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看出，孔子有两个崇敬的人：左丘明、老彭。

《春秋》有三传：《公羊传》《穀梁传》重义，《左传》重事。《公羊传》，修的《春秋》，继孔子之义，微言大义在其中。修的《春秋》称经，重义者为经。

读书要了解义，才有趣。过目成诵，皆不成器。哪个成功者是天才？要下功夫。

《穀梁转》在《公羊传》之后，与《公羊传》颇有近似之义。《春秋》三传，经皆同，均为口说，其后方笔之于书成传。传，谓解说经义者也。

今古文之争，专制时代以为是“文字”不同，实则为“思想”之争。伪古文，乃汉后为维护帝制的文人造出的。今文家一抬头，就起革命。

《公羊学》讲的是思想，要重思想演变的程序。思想影响一个人极重要，用智慧启发智慧，找出一条可行之路。读《公羊学》必要勤，不然读不下去。

“公羊由子夏口授，传之孔子，故圣人改周受命之制，惟公羊得其传焉”，公羊传授即师承。

《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东汉何休（129—182）注。何注并不难，必要耐烦地读，汉人笔法。但注中有些讲乱制，要勾去。

伏生（即伏胜，口述《尚书》，诸儒以汉隶录之，故所传曰《今文尚书》），今文家祖师。何注必要细看。《说苑》《白虎通论》《新序》皆汉初文，与何休的笔法同。汉用《春秋》决狱，影响*，所以汉儒的书，如《新序》《论衡》也要看，以树立自己的思想体系。

“《春秋》纬多与公羊说比附”，故熊十力（1885—1968）以纬书得今文家说为多。

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七经纬，即《易纬》、《尚书纬》、《诗纬》、《礼纬》、《春秋纬》、《乐纬》、《孝经纬》的统称，篇目极多。

《论语谶》，共八篇。在汉代，《论语》和《孝经》本不属于经类，而属于传、记类，地位低于《五经》，所以不列入经典。但它记录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在儒家书籍中具有很高的地位，所以也为它造了纬书，因为不是经，所以不能称纬，而称谶。

汉时是谶纬之学*兴盛，尤以西汉末年及东汉末年为盛。魏晋以后，玄学兴起，对儒家传统经学有了全新的解释，谶纬之书渐遭毁禁。至宋后，谶纬学说更是式微，其书籍文献多散失不传。

清代陈立（1809—1869）《公羊义疏》，讲考据，微言大义少。清人到处抄书，材料丰富，太平时代写了很多本子，有时还没说出哪个对，大杂烩也。

陈立少时客扬州，师侍凌曙，博稽载籍，凡唐以前公羊大义，及清代以来诸儒说公羊者，左右采获，选精择详的草创三十年，书写成长编的巨作，当他南归后乃整理排比，融会贯通，撰成《公羊义疏》七十六卷。

熊十力讲的是智慧之学，陈立疏缺少微言大义。旧社会，师说不笔之于书，怕祸灭九族。

清中叶，常州公羊学兴。庄存与（1719—1788）《春秋正辞》，犹存乱制，但隐藏微言大义。庄存与今文家东西没能完全把持住，刘逢禄（1776—1829）较好，著有《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春秋公羊何氏解诂笺》。

刘逢禄以《春秋公羊传》诠释《五经》要义，将公羊学扩及今文经学的全面研究，对当时及清末学术界起了莫大的效应。其《公羊何氏释例》云：“故不明《春秋》，不可与言《五经》。《春秋》者，《五经》之筦钥也”。刘氏将《五经》之要义与公羊学相互参证，实为清末公羊学的肇端所在。

凌曙（1775—1829）有《春秋公羊礼疏》《春秋公羊礼说》及《春秋公羊问答》。

凌曙首创将公羊义例引入礼学之中，以公羊学诠释《五经》，远承董仲舒阐扬公羊义理的精神，再振董氏以公羊援经议政。其《公羊礼说》《公羊礼疏》《公羊问答》《四书典故核》、《群书答问》皆以公羊学的精神来阐发礼义之要旨。尤其《春秋繁露注》更开启研究公羊学的另一扇门径，梁启超谓“晓楼传庄、刘之学，谙熟公羊家法，故所注独出冠时”。

孔广森的毛病多。

孔广森（1752—1786）《公羊通义》开启清末公羊学者以《孟子》释公羊的先声。

清儒读书多半为好古，讲许多例，但不讲微言大义。

愈传，才愈精。清末说经较为客观、平整的是皮锡瑞（1850—1908），有《师伏堂丛书》、《皮氏八种》，其《经学通论》有关《春秋》部分为师说，但有不同。《经学历史》可暂时不看。

皮氏以为尊孔必先明经，谓“孔子不得位，无功业表见，晚订六经以教万世，尊之者以为万世师表。自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读孔子之书，奉孔子之教……此孔子所以贤于尧舜，为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删定六经”。

凌曙的门生陈柱（1890—1944），其《公羊家哲学》太简。

民国以来，皆有目的地讲今文学。讲学有目的就低，学术本身是无所不包的。廖平（1852—1932）智高，讲学有目的，号六易。康南海（1858—1927）有目的地讲学，借古书发挥己志，假孔子之名，行自己的主张。臆说，成己之私见，不算学问。梁启超（1873—1929）论《春秋》部分，犹能守一点家法。

要用智慧看中国东西，不同于迷信式。

熊十力《读经示要》（1945）有关《春秋》部分要看，所论高于今文家。《原儒》（1955）是在上海时所写，与前书的观点不同，如以董子讲乱制之学。

本书是根据毓老师1980-1981、1988-1989、1999年在台北天德黉舍、奉元书院讲授内容整理而成。毓老师认为《易经》与《春秋》是中华文化精华之所在，不读此二经难以明白孔子思想，难以读懂中国文化，此两部元经为奉元主经。公羊不易读，其重在阐释《春秋》之“微言大义”，公羊学是中国思想之绝学，今人已少研究此学，这也是毓老师的绝学，他讲公羊着重其思想、智慧对今人的启示。

爱新觉罗·毓鋆（1906-2011）， 清朝礼亲王代善裔孙，外界都尊称他为“毓老”而不名。毓老的百岁人生堪称传奇，他是清朝礼亲王代善裔孙，自幼受宫廷教育，为末代皇帝溥仪伴读。师从陈师曾、陈宝琛、罗振玉、叶玉麟、郑孝胥等国学大家，私淑熊十力，终成一代大儒。1947年来台后，在台宣扬中华文化，先后创天德黉舍、奉元书院，私人讲学一甲子，主张“达德光宇宙，生命壮自然”“以夏学奥质，寻拯世真文”，受教弟子万余人，遍及海内外与各行业，著名的弟子有徐泓、辛意云、林义正、陈明哲、刘君祖、孙中兴、黄忠天、陈明德、蒋勋、严定暹、张辉诚、简媜、吕世浩等学界名家，以及夏含夷、班大为、魏斐德、黄宗智、孟旦、甘慕白等美国汉学家。毓老一生倡经世致用之学，并注重对时势的分析，为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注入了真实的生命和生机。2011年3月20日于台北市家中辞世，享寿一百零六岁。

前言

1.了解中国文化真面目——毓老师常说不懂《大易》与《春秋》，就不懂中国文化，《大易》与《春秋》绝不能仅通过看书进行学习，必有师承，这两部经典是毓老师授课的核心文本，也是体现奉元书院精神的两部主经。孔子志在《春秋》，继孔子之志，必治《春秋》，治《春秋》当本董仲舒、何休。毓老师强调《大易》与《春秋》互为表里，要以《春秋》为用，以《大易》为归，贯彻群经，读懂中国传统文化。公羊学在汉代及晚清时期有两次复兴，深刻影响中国学术发展和进程。但公羊学难懂，学人多不得其门而入，不懂公羊学，不能了解中国文化的之真面目、真精神。学习公羊绝学，“为往圣继绝学”，为中国文化保存“根本”。

2.《春秋公羊传》解读人：清朝礼亲王代善裔孙、末代皇帝溥仪伴读、跨世纪*后一位经学宗师、中国*后一位皇族名儒——要真正读懂中国传统文化智慧、体悟古代文化真精神，需要一位好的引路人。他是隐士，传授的却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他是满族人，发扬的却是华夏奥旨；他自幼成长于钟鸣鼎食之家，中年后却对清苦生涯安之若素；他曾活跃于历史政治舞台，惊天动地，去台湾后却旋即隐于民间，默默传授中国学问，前后长达六十余年。这就是一代大儒爱新觉罗·毓鋆。毓老自幼受宫廷教育，潜心治学一百年，书院讲学六十载，以一座山的精神推广民间书院教育，复兴逐渐凋零的中华人文传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窥见生命的真相。

3.毓老讲授的不是考据、训诂的国学，而是充满救世情怀、人生智慧的活泼泼的国学——毓老师毕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教育工作，他坚信古老的中华智慧是活泼泼的，是亘古常新的，要恢复中国学问的本来面目，“以华夏奥旨，寻拯世真文”，以古人智慧，启发我们自己的智慧。毓老师强调《春秋》旨在“拨乱反正”，读书人之责任便在拨乱反正，读书要能解决问题，要用智慧看中国东西，但不要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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