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先驱巴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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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丹)龙伯格 著;王丽虹 译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ISBN9787534787065
出版时间2017-10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45元
货号1201628233
上书时间2024-05-30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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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
欧洲经院汉学
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
东方学家
原初或完美语言
T.S.巴耶尔
巴耶尔的拉丁风格
部分巴耶尔的生活
1.在普鲁士的岁月
背景
康涅斯堡
年轻的巴耶尔
2.在俄罗斯的岁月
圣彼得堡
帝国科学院
院士巴耶尔
第二部分早期汉语研究
3.《中国日食》
4.《中国博览》
序言——巴耶尔的汉学研究历史
序言的最后一部分
5.汉语语言
灵感来源
资料
汉字的起源
汉字的本质
字典
语法
谈漳州方言
选文集
《孔子生平》
《大学》
《小儿论》
时间及度量衡
第三部分《中国博览》之后
6.概况
7.与北京耶稣会士的通信
8.《中国时间》
9.《圣彼得堡帝国科学院评论》上的文章
“关于《字汇》”
“论《春秋》”
10.《柏林综合文献》上的小文章
11.《汉语大字典》
巴耶尔信件里的大字典
列宁格勒的大字典
12.尾声
最后的日子
后记
附录
汉语词表
缩略表
参考文献
内容摘要
本书是龙伯格基于巴耶尔出版的著作、手稿和信件，以专著形式描述巴耶尔如何开始汉语语言和文献的研究工作并在各种驱动下为这项事业献出其毕生精力的学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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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内容
展开西方早期汉学的丰富画卷如果把 １８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法兰西学院正式任命雷慕沙为“汉、鞑靼、满语言文学教授”作为西方专业汉学诞生的标志，那么我们可以把从《马可？波罗游记》前后直到耶稣会入华这一段时间称为“游记汉学”时期。 这期间有不少作品在西方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如元朝的《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大航海以后拉达的《记大明的事情》、平托的《平托游记》、皮尔资的《东方志》等，其中以门多萨的《中华帝国史》为其发展的*。 这些作品的基本特点是仅停留在对中国表面的报道上，尚不能深入中国文化的内核之中，故以“游记汉学”给以概括应较为准确。１５８３ 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正式入华，并在中国腹地肇庆建立了所天主教教堂———“仙花寺”，从此拉开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帷幕。 １６０１年以利玛窦进京为标志，天主教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一个“传教士汉学”时期就此开始了。 由于入华传教士大都遵循利玛窦的“合儒排佛”，适应中国文化的路线，他们读中国古书、念儒家经典、广交朝野文人，努力以中国的语言和传统去传播基督教，取得了文化交流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 从罗明坚开始到最后一名耶稣会士钱德明，这些入华耶稣会士及其他修会的传教士用中文写出的中文著作有千部之多。 另外，他们使用各种西方语言，或介绍，或翻译，或研究，亦写了近千部的著作、报告和通信。这些著作或通信明显区别于“游记汉学”时期的著述。 原因有二：一是大多入华耶稣会士能用中文写作，当然也少不了中国文人的润笔；二是其中不少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像后期的刘应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宋君荣对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冯秉正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就是许多当代的汉学家也是望尘莫及的。 但这一时期汉学仍在传教学的框架中生长，中国还尚未被当作一个实证的、科学的对象，研究者基本上都是教内学者和传教士，汉学研究尚未成为学术职业，所以，以“传教士汉学”加以概括较为合适。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汉学大体经历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三个时期。 我这里所说的西方早期汉学主要指“传教士汉学”。 这一时期的汉学研究较之“游记汉学”时更为可靠、更为准确，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西方汉学在学术史、思想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经过这几年的研究，我们逐步认识到在“游记汉学”和“专业汉学”之间，仅仅用“传教士汉学”来概括是不够的，因为尽管这一时期在西方研究中国文化的主体是来华的传教士，但同时在欧洲也有一批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如这本书所提到的巴耶尔、门采尔、米勒等，这批人以德国人为主，还有英国的约翰？韦伯，后来还有法国的傅尔蒙、弗雷烈等人。 这样我现在感到将这一时期的西方汉学研究仅仅称为“传教士汉学”不妥，而将这一阶段称为“早期汉学”阶段较为合适，早期汉学既包括传教士汉学，也包括在欧洲专业汉学兴起前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我和同事曾一起翻译的基歇尔的《中国图说》（Ｃｈｉｎａ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ａ）几年前在大象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在欧洲产生的影响比利玛窦的《基督教进入中国史》大得多。 基歇尔在早期汉学史中是一个具有双重性的人物。 一方面他本人是耶稣会士，而且《中国图说》的主要材料也来自来华的耶稣会士，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将其归于传教士汉学之中。 但另一方面，他并未来过中国，《中国图说》也并未呈现出明显的来华基督教传教士那样浓重的传教色彩，更多是欧洲早期东方学的学术路向。在欧洲早期汉学史中，没有来过中国，也不是教会背景，但专门从事汉学研究的个人就是巴耶尔。巴耶尔是 １７ 世纪德国汉学家中成就最高的一位，他出生于德国的一个新教家庭，从幼年时起就显示出卓越的学习才能，毫不费力地学会了拉丁语和希腊语，１６ 岁时就被康涅斯堡大学录取。 在那里他研究神学、哲学和希伯来文。 １７１６ 年获得博士学位。 毕业后他在德国游学，在柏林见到许多重要的东方学家，在皇家图书馆看到了门采尔留下的手稿，并收集了各种传教士著的关于中文的字典。 从 １９ 岁起他就开始对汉语着迷，游学时和东方学家的接触也深刻地影响了他。 １７１８ 年回到康涅斯堡后，他在市立图书馆做了一名图书管理员。 作为古希腊和罗马史研究的专家，他出版了四本关于希腊和罗马史的著作，同时，他还保持着自己对汉学的热爱，同年出版了他的部汉学专著《中国日食》（Ｄｅ Ｅｃｌｉｐｓｉ Ｓｉｎｉｃａ）。１７２６ 年 ２ 月，巴耶尔接受了俄罗斯圣彼得堡帝国科学院的邀请，担任那里的希腊和罗马古代历史研究主席，从此开始了他在圣彼得堡的生活。“１７３０ 年以后，巴耶尔越来越沉浸在汉学研究上，导致他在帝国科学院的职位发生了变化。 １７３５ 年，帝国科学院决定让一位年轻的德国古典派学者约翰？乔治？洛特（Ｊｏｈａｎｎ Ｇｅｏｇｅ Ｌｏｔｔｅｒ，１７０２—１７３７）取代巴耶尔古希腊罗马历史研究主席的职位，而巴耶尔则成为古代东方学的教授。” ① 这样，巴耶尔成为欧洲历史上位职业的汉学家。 １７３０ 年他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他的汉学研究代表作《中国博览》，这是一部两卷本的“汉语教科书”，虽然从今天的水准来看其十分肤浅，“但它是在欧洲印刷的部关于汉语语言的著作” ② 。《中国博览》的序言中巴耶尔用了近 ５ 万字讲述欧洲早期汉学的发生，主要是 １７ 世纪德国汉学发生的历史，这一段叙述说明了巴耶尔作为欧洲最早的汉学家开始有了一种学术的自觉，有了一种很明确的学科意识。 这样的一种汉学史的回顾在欧洲学术史上是次。 他次将汉学作为欧洲东方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并将汉学的研究和欧洲学术史上的中亚史以及马可？波罗的研究相联系，从而使欧洲的学术界认识到汉学研究与欧洲的关系及其自身的独特性。《中国博览》的序言后有两卷，第 １ 卷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研究汉语语法的，巴耶尔将收集到的卫匡国的语法和柏应理的语法作为基本材料加以研究。 第二部分是他在柏林皇家图书馆找到的一本漳州方言的语法。 巴耶尔将其誊写下来，想告诉读者中国方言的特点。 在这两部分之后，他还将收集到的米勒的《汉语关键论题》以及《传教士给巴耶尔的信》《米勒关于中文的信》作为三篇单独的文章附在后面。《中国博览》的第 ２ 卷“包括两本字典和一些文章。 在本字典里，我描述了汉字应该怎样分类及如何根据其构成要素进行查找。 我本想以更准确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可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弄出一本 ８０００００ 汉字以上的巨著来，而这既非我的意图也非目前的手段和方法所能办到的。 事实上，到现在我仅收集了 １００００ 多个字，就连这些我也不敢全部铺列在这本书中，以免书的印刷成本因此而更加高昂” ③ 。 这个字典有 ４２ 张镌刻汉字的版和１１９ 页对照音译和意译表。 最后是三篇配合学习语言的文化资料：篇是他从殷铎泽在果阿出版《大学》译本后所附的《孔子传》的短文；第二篇是他对柏应理主编的《中国哲学家孔子》所做的修改，柏应理原计划在巴黎版上刻上中文，后来有困难没做成，巴耶尔在《大学》这篇文献中配上了汉字，同时，还做了注释；第三篇是曾被他使用过的《小儿论》，他也对这篇文章做了注释，加了汉字。《中国博览》是当时欧洲汉学文献的集合，巴耶尔几乎找到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的有关中文的语言资料和文献，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解释的深度上，巴耶尔都已经大大超过了他的学术前辈———米勒和门采尔。巴耶尔的汉学研究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就是，当时的汉学研究是在中国本土和欧洲同时展开的。 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们在书写着他们的传教士汉学，而巴耶尔在圣彼得堡书写着欧洲本土汉学。 巴耶尔也许是当时在欧洲的本土汉学家中和在中国的耶稣会士汉学家联系最多的汉学家。 他本人与北京最有名望的耶稣会传教士建立了私人联络。 这些人是宋君荣、巴多明、戴进贤、徐懋德、严嘉乐等，在北京的耶酥会士接纳了他并经常在信中激励他，送给他中文书籍和字典来帮助他。 “巴耶尔，这位欧洲的汉学先驱，是入华耶稣会汉学家的学生，起先他们之间的联络是间接的，随后便是直接友好的接触。” ① 正是在巴耶尔这里我们看到经过传教士汉学这个环节，东方的知识如何传递到西方，并逐渐催生了西方早期的汉学研究。巴耶尔被称为欧洲个职业汉学家。 他与雷慕沙的区别在于，当时他在圣彼得堡的位置尚未像雷慕沙的位置那样明确，他基本上是在传统的东方学范围内展开中国研究，他研究的路向仍然受到传教士的重要影响，而没有像雷慕沙那样开辟新的研究方法。 同时，他的学术成就自然也没有雷慕沙大。 他可以说是欧洲早期汉学中，欧洲本土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欧洲本土汉学研究的奠基人物。对西方学术思想史来说，欧洲早期汉学的研究至少有两层意义。 就学术而言，“欧洲早期汉学”奠定了 １８１４ 年以后的专业汉学诞生的基础。 雷慕沙 １８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在法兰西次开汉语课时，用的是马若瑟的《汉语语言札记》的手稿，而德经则一直保持着与宋君荣的联系，并将整理宋君荣的遗稿作为其研究任务，法国 １９ 世纪东方学的巨头们则一直关注着传教士汉学名著《中国杂篆》最后一卷的出版。 就是说“专业汉学”在其诞生的初期，其学术文献和资料都是在传教士汉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今天西方汉学已成为西方庞大学术体系中的重要一支，我们若要把握好西方汉学发展的历史、来龙去脉，则非要从欧洲早期汉学入手不可，因这是其整个学科的根，其全部基础。从思想史来看，西方早期汉学已构成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 自大航海以来，西方文化在精神侧面一直在发生着变迁，神奇的东方也一直是西方文化关注的方向。 尤其是经“礼仪之争”之后，中国一下子搅动了整个西方。 耶稣会、道明会、巴黎外方修会及其他入华各个修会的传教士纷纷著书写文，申辩自己的立场，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以至于当时的法国人对中国各省份了解得甚至比对法国本土还要多。 这期间西方早期汉学的文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当时法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圣西门说“这场礼仪之争产生了惊人的后果”。“惊人后果”之一，就是一批启蒙思想领袖利用传教士汉学成果，发挥中国文化中特有的精神特质，如重人伦轻鬼神的自然神论倾向、确实的历史纪年的历史观等，用中国的精神之火来焚烧欧洲中世纪的城堡、抨击中世纪的神学。 在伏尔泰那里，孔子是理性的象征；在莱布尼茨那里，宋明理学是自然理性的佐证。 在这些进步思想家手中，中国传统思想被剥离与解释成为其战斗的武器和旗帜。“惊人后果”之二，就是引发了持续将近一百年的欧洲“中国热”，中国文化已不仅仅是在思想家的书斋中孕育，催生出启蒙的思想，而且在大众生活中也成为一种时尚：喝中国茶，用中国瓷器，看中国皮影戏。 魁奈甚至把中国的重农思想作为其经济学的主张，鼓动了法国国王学习中国皇帝春天举行扶犁示耕仪式，以示对农业的重视。在这个意义上，欧洲早期汉学实质上是近代欧洲文化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内容。 若不从欧洲思想本身的变迁来研究这批文献，就无法评估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若将“欧洲早期汉学”对东西两方的意义放在一个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我们会得出更为深刻的结论。 一般认为世界近代化的过程就是西方资本向外扩张的过程，地中海的文明就是近代文明，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南北美洲和亚洲向欧洲俯首称臣、向其学习的过程。 但西方人给予我们的这一套世界图景是否真实？ 在经济学上美国学者弗兰克对此提出了挑战，他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想说明，在哥伦布、达伽玛以前就有一个世界体系，其中心是亚洲，是中国和印度，并不是欧洲。 他以当时白银的全球流动证明了这一点。 尽管弗兰克的观点还有待完善，但他的确恢复了一个从 １９ 世纪以后一百多年来西方人所忽略的事实：１５００—１８００年间中国在全球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当时中国的富强与国力是欧洲无法相比的。 以 １９６０ 年的美元价格做计算，英国 １７００ 年人均收入 １５０—１９０ 美元，法国 １７８１—１７９０ 年人均收入 １７０—２００ 美元，印度 １８００ 年人均收入１６０—２００ 美元，日本 １７５０ 年人均收入 １６０ 美元，而中国 １８００ 年人均收入２２８ 美元。 这些数字是布罗代尔所提供的。 他也认为当时欧洲决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强大。 其实早在弗兰克以前就有一个美国学者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这就是芝加哥大学的拉克。 他毕尽一生学术精力所写的皇皇大作《在欧洲形成时期的亚洲》证明：世界一直是一个互动的体系；欧洲在形成近代观念、走向近代社会的历程中并非一枝独秀，欧洲人也并非比亚洲人高明多少。 在他看来，世界的近代体系既是一个欧洲影响亚洲的过程，也是一个亚洲影响欧洲的过程。如果说《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从经济上证明了东西方的互动与亚洲的经济中心地位，那么由耶稣会入华所开启的西方早期汉学则证明，自观念形态上而言，世界近代的思想并非只属于欧洲，或者说西方早期汉学的存在说明并非只有欧洲的观念才与现代社会相符合，亚洲的观念就与近现代社会格格不入。 历史并不是这样的。如果沿着这个方向思考，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所赖以解释世界体系的理论，我们现在所用以说明东方与西方关系的观念，我们长期以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框架都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几乎全部的论点都是从“欧洲中心主义”这个基点上推演出来的。 如何从欧洲的“路灯光影”以外重新评说今天的世界成为一个大问题。 而解开今日世界之谜，打破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西方早期汉学的研究。从这个方面来讲，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欧洲，“西方早期汉学”的研究都是极为重要的学术论题，尤其是对重新理解世界体系，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框架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何将这两个方向有机地结合起来，并通过实证性的研究与整个世界体系的研究融为一体，从而为重新了解中国与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探索新的方向，是“西方早期汉学”研究中的一个总体目标和原则。本书的译者是北京语言大学的王丽虹老师，她出色地完成了翻译工作。丹麦已故学者龙伯格是欧洲早期汉学研究的重要学者，本书是他的代表作，将本书介绍给中国学术界，可以为我们展开一幅更为丰富多彩的欧洲早期汉学的画卷，使我们对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张西平２０１５ 年写于盛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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