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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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培根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著;张璘 译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0104541
出版时间2018-0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30元
货号1201612586
上书时间2024-10-21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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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一1626年），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散文家、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实验科学的创始人。培根12岁入剑桥大学，后担任女王特别法律顾问以及朝廷的首席检察官、掌玺大臣等。晚年，受宫廷阴谋逐出宫廷，脱离政治生涯，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着述活动，他以哲学家的眼光，思考了广泛的人生问题，写出了许多形式短小、风格活泼的散文随笔，集成《培根随笔》。
张璘，博士，副教授。现任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出版译着《文学传统与文学翻译的互动》《莎士比亚经典故事集》等多部。
目录
译本序
献书表
一 论真理
二 论死亡
三 论基督教统一
四 论报复
五 论逆境
六 论韬晦
七 论亲子关系
八 论婚姻与单身
九 论妒忌
十 论爱情
十一 论高位
十二 论勇敢
十三 论善与性善
十四 论贵族
十五 论煽动与叛乱
十六 论无神论
十七 论迷信
十八 论游历
十九 论君权
二十 论进言
二十一 论拖延
二十二 论狡猾
二十三 论生存智慧
二十四 论革新
二十五 论敏捷
二十六 论假聪明
二十七 论友情
二十八 论开支
二十九 论国家强盛的根本原因
三十 论养生
三十一 论猜疑
三十二 论谈吐
三十三 论殖民地
三十四 论财富
三十五 论预言
三十六 论野心
三十七 论假面剧
三十八 论人的天性
三十九 论习惯和教育
四十 论命运
四十一 论放债
四十二 论青年与老年
四十三 论美
四十四 论残疾
四十五 论建筑
四十六 论花园
四十七 论谈判
四十八 论随从与友人
四十九 论托人情
五十 论读书
五十一 论党派
五十二 论礼仪与客套
五十三 论赞誉
五十四 论虚荣
五十五 论荣誉和声望
五十六 论司法
五十七 论怒气
五十八 论世道沧桑
五十九 论谣言（残篇）
内容摘要
《培根随笔（精）》是英国随笔文学的开山之作，总共五十八篇短文，以其简洁的语言、优美的文笔、透彻的说理、迭出的警句，成为世界文学伟大的散文作品之一。英国大诗人雪莱曾在他有名的《诗辩》中称誉道：“培根勋爵是一位诗人。他的语言有一种甜美而又庄严的节奏，这满足我们的感官，正如他的哲理中近乎超人的智慧满足我们的智力那样，他的文章的调子，波澜壮阔，冲击你心灵的局限，带着你的心一齐倾泻，涌向它永远与之共鸣的宇宙万象。”
精彩内容
译本序
一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文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他不但在文学、哲学上多有建树，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1561年1月22日，培根出生于伦敦一个官宦世家，其父尼古拉·培根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掌玺大臣，曾在剑桥大学攻读法律，思想倾向进步，信奉英国国教，反对教皇干涉英国内部事物。母亲安尼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才女，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是加尔文教派的信徒。培根小时候身体很弱，经常生病，但他却很爱学习，喜欢阅读比他的年龄应读的书更为高深的书籍，12岁时便进入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深造。在校学习期间，他对传统的观念和信仰产生了怀疑，开始独自思考社会和人生的真谛。
大学毕业后，培根作为英国驻法大使埃米阿斯·鲍莱爵士的随员来到了法国。在旅居巴黎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几乎走遍了整个法国，接触到了不少新鲜事物，汲取了许多新的思想，这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579年，培根的父亲突然病逝，培根的生活随之陷入贫困。在回国奔父丧之后，培根住进了葛莱法学院，一面攻读法律，一面四处谋求职位。1582年，他终于取得了律师资格，1584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589年取得法院书记资格，不过这一职位在20年内竟然没有出现空缺。于是培根只得四处奔走，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职位。在此期间，培根在思想上更为成熟了，他决心要把脱离实际、脱离自然的一切知识加以改革，把经验观察、事实依据、实践效果引入认识论。这一伟大抱负是他为科学的“伟大复兴”制订的主要目标，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志向。
1602年，伊丽莎白去世，詹姆士一世继位。由于培根曾力主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合并，受到詹姆士的大力赞赏，从此平步青云，扶摇直上。1602年，培根受封为爵士，1604年被任命为詹姆士的顾问，1607年被任命为副检察长，1613年被委任为首席检察官，1616年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1617年提升为掌玺大臣，1618年晋升为英格兰的大陆官，受封为维鲁兰男爵，1621年又受封为奥尔本斯子爵。在任公职期间，他在学术研究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出版了多部著作。
1621年，培根被国会指控贪污受贿，被不错法庭判处罚金四万英磅，监禁于伦敦塔内，终生不得再进出宫廷，不得任议员和官职。虽然后来罚金和监禁皆被豁免，但培根却因此而身败名裂。从此培根不理政事，开始专心著述。
1626年3月底，培根坐车经过伦敦北郊，路过一片雪地。由于那段时间他正在潜心研究冷热理论及其实际应用问题，看到雪地后，他突然想做一次实验。于是他宰了一只鸡，把雪填进鸡肚，以便观察冷冻在防腐上的作用。但由于他身体孱弱，经受不住风寒的侵袭，支气管炎复发，病情恶化，于1626年4月9日清晨病逝。
二
1597年，培根发表了其处女作《论说随笔文集》，把他对社会的认识和思考以及对人生的理解，浓缩成许多富有哲理的名言警句。该书出版后，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1605年，培根用英语完成了两卷的《论学术的进展》，猛烈抨击了中世纪的蒙昧主义，论证了知识的巨大的作用，揭示了知识不能令人满意的现状及其补救办法。在这本书中，培根提出一个系统的科学百科全书的提纲，对18世纪以狄德罗为首的法国百科全书派编写百科全书，起了重大启示作用。
1609年，培根在任副检察长时，又出版了第三部著作《论古人的智慧》。他认为在远古时代，存在着人类最古的智慧，可以通过对古代寓言故事的研究而发现失去的最古的智慧。
培根原打算撰写一部六卷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伟大的复兴》，这是他要复兴科学，要对人类知识加以重新改造的巨著，但他未能完成预期的计划，只发行了前两卷，1620年出版的《新工具》是该书的第二卷。《新工具》是培根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它提出了培根所开创的经验认识原则和经验认识方法。
培根去职后，仅用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亨利七世》一书。这部著作得到后世史学家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是“近代史学的里程碑”。
大约在1623年，培根写成了《新大西岛》一书，这是一部尚未完成的乌托邦式的作品，由罗莱在他逝去的第二年首次发表。培根在书中描绘了自己新追求和向往的理想社会蓝图，设计了一个称为“本色列”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科学主宰一切，这是培根毕生所倡导的科学的“伟大复兴”思想信念的集中表现。
此外，培根在逝世后还留下了许多遗著，后来，由许多专家学者先后整理出版，包括《论事物的本性》《迷宫的线索》《各家哲学的批判》《自然界的大事》《论人类的知识》，等。
三
培根的哲学思想与其社会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他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代表，主张发展生产，渴望探索自然，要求发展科学。他认为是经验哲学阻碍了当时科学的发展。因此竭力批判经验哲学和神学权威。他还进一步揭露了人类认识产生谬误的根源，提出了著名的“四假相说”。他说这是在人心普遍发生的一种病理状态，而非在某情况下产生的迷惑与疑难。种是“种族假相”，这是由于人的天性而引起的认识错误；第二种是“洞穴假相”，是个人由于性格、爱好、教育、环境而产生的认识中片面性的错误；第三种是“市场假相”，即由于人们交往时语言概念的不确定产生的思维混乱；第四种是“剧场假相”，这是指由于盲目迷信权威和传统而造成的错误认识。培根指出，经验哲学家就是利用这四种假相来抹杀真理，制造谬误。但是培根的“四假相说”渗透了培根哲学的经验主义倾向，未能对理智的本性与唯心主义的虚妄加以严格区别。
培根认为当时的学术传统是贫乏的，原因在于学术与经验失去接触。他主张科学理论与科学技术相辅相成。他主张打破“偶像”，铲除各种偏见和幻想，提出“真理是时间的女儿而不是权威的女儿”，对经验哲学进行了有力的攻击。
培根的科学方法观以实验定性和归纳为主。他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关于物质是万物本源的思想，认为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物质具有运动的特性，运动是物质的属性。培根从唯物论立场出发，指出科学的任务在于认识自然界及其规律。但受时代的局限，他的世界观还具有朴素唯物论和形而上学的特点。
四
培根的《论文集》自问世以来，出现了无数的版本，被译成多种文字。译者主要依据的是Bartleby.com提供的由纽约柯里父子公司出版的版本，间或参考了由都柏林大主教理查德·威特利注释的伦敦帕克父子公司于1856年出版的版本。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参考了水天同、何新、王佐良、曹明伦等的译文，在此表示感谢，其中尤其要感谢水天同先生，正是他的译文纠正了我对原文的一些错误的理解。当然，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难免还有谬误，责任全在译者本人。
培根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对古希腊、古罗马的知识信手拈来，这给我们的阅读造成一定的困难。所以，为方便读者，译者依据《英汉大词典》、维基百科等提供的内容，尽量对有关人名、地名进行注释。凡涉及《圣经》的内容，则依据小乐堡圣经搜索引擎进行注释。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培根的语言优美，但却有些古奥。这样的语言究竟该如何翻译？如何传递原文的风格？这是每一个译者需要考虑的问题，每一个译者给出的答案也不尽相同。王佐良先生用浅近的文言进行翻译，其《论读书》令人叹为观止，让人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慨。水天同先生的译文准确，但是有些句子简直要把人的牙齿聱断；何新先生所译的《培根论人生》译文流畅，但是时有疏漏和发挥过度之处。对于王佐良先生的“信”“达”兼备的译文，译者只能高山仰止，不敢、也无力仿效。再者，时移事迁，尤其是进入网络时代后，现代汉语本身也在变化，译文语言也应该随之变化，而这也恰恰是经典重译的根本原因。所以，唯有取水天同先生的“信”和何新先生的“达”，集两家之长，才能为新译本提供存在的理由。译者能做到吗？“法乎其上得其中，”若不把目标定得高一点，又怎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译文。不过最终结果究竟如何？还是请读者自己判断吧。
张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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