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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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道衡 选注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9787020117185
出版时间2017-10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56元
货号1201642547
上书时间2024-09-05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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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道衡（1928-2005），江苏苏州人。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副主编，第二版主编，中国文选学研究会会长。郑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曾任《文史》杂志学术顾问，《文学遗产》编委。
目录
（一）汉魏西晋郊庙乐曲及民歌
郊庙歌辞·汉郊祀歌
天地
青阳
日出入
天马
天门
景星
华晔晔
鼓吹曲辞·汉铙歌
朱鹭
战城南
巫山高
有所思
上陵
雉子班
上邪
相和歌辞
公无渡河
江南
东光
薤露
蒿里
鸡鸣
乌生
平陵东
陌上桑
长歌行（三首）
猛虎行
君子行
相逢行
[附]长安有狭斜行
塘上行
善哉行
陇西行
步出夏门行
西门行（本辞）
[附]西门行（晋乐所奏）
[附]生年不满百（古诗）
东门行（本辞）
[附]东门行（晋乐所奏）
折杨柳行
饮马长城窟行
上留田行
妇病行
孤儿行
雁门太守行
艳歌何尝行
艳歌行（二首）
白头吟（本辞）
[附]白头吟（晋乐所奏）
梁甫吟
怨诗行
满歌行（本辞）
[附]满歌行（晋乐所奏）
怨歌行
杂曲歌辞
杂歌谣辞
（二）汉魏西晋文人乐府诗
（三）东晋南朝乐府民歌
（四）东晋南朝文人乐府诗
（五）北朝乐府民歌
（六）北朝文人乐府诗
内容摘要
乐府是中国诗歌重要的体裁之一，它兴起于两汉，以反映社会现实为主要内容，表达底层社会人民的心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逐渐开始拟乐府，乐府因此而成为后代文人创作的重要体裁之一。
曹道衡选注的《乐府诗选》主要精选了汉魏六朝的乐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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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内容
前 言一在我国诗歌史上，“乐府诗”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专有《乐府》一篇，和《明诗》等篇并列。许多作家的诗文集，也往往将“乐府”单列一类，和一般诗歌相区别。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部分诗，本是歌辞，是可以配乐演唱的，因此名之曰“乐府”。所谓“乐府”本是一个官署的名称。正如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是有了这个官署，“后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名之曰乐府”。关于“乐府”这个官署的设置时间，根据过去的说法，都认为始于汉武帝时代，此说创自东汉班固的《汉书》。他在《礼乐志》中说：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同书《艺文志》也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诗，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却使这种说法产生了疑问。因为据1982年陕西《考古与文物》所载袁仲一的《秦代金文？陶文杂考》说，秦始皇陵出土编钟，其一纽上有秦篆“乐府”二字，那么乐府官署的设立，至少可以上推至秦代，证以《史记？乐书》及《汉书？礼乐志》中都曾谈到汉惠帝时已有“乐府”的记载，这结论大致是可以肯定的。根据上述的情况，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所谓乐府诗，就是古代乐府官署中所演奏的乐歌。”然而这样的结论并不完全准确，至少是很不全面。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详谈。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秦汉以来掌管音乐的官署共有两个：一个叫“太乐”，是“奉常”(后改名“太常”)的属官，掌管“雅乐”；一个叫“乐府”，是“少府”的属官，掌管“俗乐”。前者所掌为宗庙祭祀、朝廷典礼所用的乐曲；后者所掌则为采自民间的歌曲，专供帝王贵族娱乐享受之用。据《汉书？艺文志》说：帝王们所以要演奏这些民间乐曲，是为了“观风俗，知薄厚”。这种说法虽多少有点美化的用意，也未必尽属杜撰。因为根据一些古籍的记载，采诗之制起源甚早，至少可以上溯到周代。汉何休《公羊传解诂？宣公十五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何休是东汉后期人，他的说法可能有根据儒家思想而加以理想化的成分。但关于采诗的事，在先秦典籍中确有记载，如《国语？周语上》：“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诵。”吴韦昭注：“无眸子曰瞍，赋公卿列士所献诗也。”这里所说的“献诗”，应该包括他们自己所作的诗和从民间搜集到的歌谣。现在我们所常读的《诗经》，尤其是“十五国风”，有一部分可以断定是民歌，大约就是经过这些采诗者的采集，然后由周代乐官加以润饰、整理后的产物。后来汉以后的各类乐府民歌，其形成情况，大约也与此相类似。现今我们所能见到的古代乐府民歌，大抵是这样被保存下来的。但是，现今我们所说的“乐府诗”，其内容并不限于民歌，其中有一部分却出于文人手笔，有些还是专供帝王的宗庙和朝廷所用，例如今存《乐府诗集》中的《郊庙歌辞》、《燕射歌辞》以及一部分《鼓吹曲辞》就是这样。这些乐曲似乎在当时，应当归“太乐”之官所职掌，而非“乐府”官署所司。只是由于它们也是乐曲，所以后人就笼统地把它们归入“乐府”一类。例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中所谈的“乐府”，就包括着这些内容。二在古代，“诗”和“乐”本来是不分的，凡是诗都能歌唱。一般来说，都是先有了歌辞，然后才被人谱曲歌唱。《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所以最早的乐曲，都是依辞配曲的。从汉代以来的乐府诗也是这样。《宋书？乐志一》说到汉代的《相和歌辞》及东晋南朝的“吴歌”时说：“凡此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弦管。”但这些乐曲一旦在人们中流行，并受到欢迎以后，就有人反过来，依照这种声调，另造新辞。这就是同书所说：“又有因弦管金石，造哥以被之，魏世三调哥词之类是也。”这里所说的“魏世三调哥词”，也就是《宋书？乐志》中的“清商三调歌诗”，它们大抵是曹操、曹丕等人根据《相和歌》的曲调，另撰新辞，并经魏晋乐官谱曲歌唱的。但还有一些诗歌大约只是某些文人模仿当时的乐曲创作诗歌，实际上并未演唱过。如《文心雕龙？乐府》：“子建(曹植)、士衡(陆机)，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后来不少文人拟作的乐府诗，大抵都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说乐府诗本是乐曲，却并不是所有的乐府诗都曾被人歌唱。这些没有被谱曲歌唱的诗，既然不曾入乐，有时也不免和乐律有所不合，所以在梁代就有人称这些诗为“乖调”，但它们为什么不合乐律，现在已无从知道。也许，那些已经入乐的文人诗，在配曲以前是否全部合律，有没有经乐官们加工，也很难确知。但隋唐以后的文人有些诗仍袭用汉魏旧题，而据《隋书？音乐志》，这些曲调在隋时已不复歌唱，可见其写作已不复顾及音律，据此来推论南北朝文人的某些拟乐府，是否也有这种情况，也很难说。然而不管怎样说，这些诗被归入乐府之列，已是约定俗成，不必另立新说了。三关于“乐府诗”的分类，我们一般根据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的办法，把它们分成《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等类。此外，在《乐府诗集》中还设有《近代曲辞》和《新乐府辞》两类。但郭氏所谓“近代”，实指隋唐五代，所以其中绝大部分歌辞，已和《新乐府辞》一样，不属于本书的入选范围，所以只选录了薛道衡《昔昔盐》、丁六娘《十索》等少数隋人之作。至于前面所提到的几个部类，情况也各各不同，历来传诵的乐府诗名篇，大抵属于《相和歌辞》、《清商曲辞》、《杂曲歌辞》和《鼓吹曲辞》及《横吹曲辞》的某些部分，历来文人的拟作，也大多属于这些部类。我们不妨说，这几个部类实为乐府诗中的精华所在。关于《杂歌谣辞》，情况就有所不同。无可否认的是在这一部类中，同样存在许多传诵的名篇，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把“歌”和“谣”是区别开来的。这样处理确有其理由。因为像《并州歌》、《陇上歌》这样的歌辞，如果有乐官加以采集、配曲，未尝不能像《相和歌辞》等乐曲那样演奏(其实《陇上歌》恐怕在北朝曾被配乐歌唱，如《洛阳伽蓝记》卷四所载田僧超吹笳所奏的《壮士歌》可能即《陇上歌》)。至于谣谚，恐怕是无法谱曲歌唱的，其产生时代有的很难判定，如《三峡谣》、《滟歌》、《丁令威歌》等，虽出于南北朝人著作，但其产生年代，则很难确定。因此余冠英先生在《乐府诗选》中专门设了“汉至隋歌谣”这一类，和“汉魏乐府古辞”、“南朝乐府民歌”及“北朝乐府民歌”这些类目并列。这样做是比较妥当的。但在现在这个选本中，既然要按时代顺序来分，那么这些歌谣的安排，确实有一定的困难。我现在考虑这些歌谣虽出于南北朝典籍所载，其产生时代当在此前。像《三峡谣》之类，既见于《水经注》，而该书作者郦道元又不可能亲自到过三峡，很可能转引自东晋前后人的著作，那么这类歌谣的产生时间，当不致晚于东晋，所以把它们放在西晋最后一部分，也许是可以的。当然，这样做也未必完全妥善，还望广大读者和专家们赐教。本书中选录《琴曲歌辞》和《舞曲歌辞》相对地较少，这是因为《乐府诗集》中这两部分作品本来数量不多，而艺术上比较好的数量更为寥寥。至于那些被视为庙堂乐章的《郊庙歌辞》和《燕射歌辞》，近代以来的学者一般是不加选录的，如黄节先生的《汉魏乐府风笺》、余冠英先生的《乐府诗选》都是这样。我在这里则选录了一些《郊庙歌辞》，因为这些歌辞在艺术上多少有它们的某些特色；同时在体裁上也多少显示了后来七言诗形成的雏型，对读者了解诗歌形式的发展有一定的帮助。至于《燕射歌辞》，则现存的作品都产生于晋以后，而诗体则基本模仿《诗经》，很少特色，因此一概从略。本书对入选的作品，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对一些难解的字辞和典故，都作了注释。这些注释一般要求比较简明，但在有些问题上，由于典故比较生僻或文字比较艰深，我不得不引证一些典籍或举出某些例证。特别是对有些作品的理解，我和前人有不同看法时，也作了一些考订和解说。这些看法是否妥当，还希望大家指正。四这部《乐府诗选》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先生提议下编选的。本来，在“乐府诗”的选本方面，早在五十年代，就有了余冠英先生的《乐府诗选》。但这部选本初版是以民歌为止，只采录了少量文人作品作为附录，而再版时，又把附录删去。这部选本出版后得到广大读者欢迎，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好书。但根据历来对“乐府诗”的理解，那些文人的拟作，似也不宜摒弃不录，因此出版社的几位先生就倡议再编一个选本。这个工作，照理说自然应该请余先生来做最为合适。但这时余先生已经九十高龄，身体条件已不适宜再从事这一工作。因此经陈建根、刘文忠、张福海三先生专门去征求了余先生的意见，命我来担此重任。我自惟学识浅陋，很难胜任，虽属师命难违，实在深感惶恐。在本书的编选过程中，我在很多地方都曾参考过余先生的《乐府诗选》，并且始终受到余先生的亲切关怀。最使我痛心的是在本书初稿完成后不久，余先生就永归道山。“泰山其颓，我将安仰?”言念至此，不禁泪下。更使我难过是亡友沈玉成兄，原来准备和我一起来承担这一工作，后来他有其他工作，没有参加，但当本书的部分选目列出后，他曾提出一些意见，对有些篇的解释还发表过他的见解。不幸的是他在最近亦已逝世。谨以此书作为对师友的纪念。当然，本书的出版，更是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几位先生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特别是刘文忠先生不但慷慨地把他的藏书长期借我使用，在书稿完成后，他和张福海先生又进行了细致的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而中肯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在这里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曹道衡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于北京车公庄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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