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人论彝：语言·文化·认同

自序
 我本科是语言学专业，做过语言学博士后研究工作，在海外做过语言学访问学者。但由于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所获的是人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因此，目前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从事的是跟人类学、民族学相关的教学科研工作，所带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都是民族学专业的，没有带语言学专业的学生，但我一直有很深的语言学情结，值此小书出版之际记录下来，以使读者了解我的语言学学术训练和学术研究背景。
 1985年9月1日，我从一个偏远山区来到了全国人民都向往的首都北京，进入了中央民族学院。我的专业是语言学专业，这是中央民族学院首次开设的专业。学校非常重视这个专业，配备了当时强的教师队伍。这些老师现在提起来都是响当当的语言学家，例如戴庆厦老师、陈其光老师、倪大白老师、黄布凡老师、胡坦老师、罗安源老师、但国干老师、史有为老师……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先生是系主任，不久由戴庆厦老师任代理系主任。这些任课老师刚在“文革”中耽误了十年时间，都有一股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的劲头，都有想把自己的知识无私地、尽快地传授给学生的想法。每个老师都非常认真负责，对我们非常严格也非常尽心。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学生也充分感受到老师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很快高度认同自己的专业。我们届语言学班一共26名同学，都会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或方言。大家团结友爱，在学习过程中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学期语音学课学习了国际音标之后，个寒假回家，在春节的时候相互发明信片时，甚至可以用国际音标书写收信人语言的祝福语发给对方。学习语言学的过程，是一个充分了解语言文化多样性的过程，是一个相互尊重对方语言文化的过程。按照当下的话语来说，这是一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和我一样，同学们都非常感激中央民族学院给了我们认识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窗口，让我们深深感受到国家对我们的期望。同学们学习非常刻苦，在当时流行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里“光荣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代”的歌声鼓舞下，憧憬着将来用语言学知识更好地回报国家、回报社会。
 1989年，我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现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语言研究室彝语研究组工作。我去报到的时候，彝语研究专家陈士林先生已经退休，研究彝语的在职老师有陈康、武自立、纪嘉发三位。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实行“带培制度”——刚入所的新人由一位资深老师指导培养。所里给我安排了陈康老师做带培导师。陈康老师是上海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培养起来的研究彝语的专家之一。他大学专业就是彝语，会说流利的凉山彝语。据陈老师介绍，当年选拔汉族学生学习彝语的时候，是考虑到上海话里有半浊音，发音接近清浊对立很严整的凉山彝语，因此，当时跟他一样有好几位上海的学生被介绍去学习彝语。陈老师学习彝语很刻苦。据他介绍，他们去凉山彝族村寨住了一年多时间，严格按照“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要求去学习彝语。他说他有时候会对着一棵树大声朗读彝语句子，练得顺口一些之后再去找彝族人对话核对；在对话过程中如果发现新的词汇或句子立刻记录下来，继续反复练习直到熟练掌握。陈老师的彝语学得很扎实，平时对我的指导也非常认真负责，让我更加系统地学习了语言学的语法知识。我们两个合作出版的《彝语语法（诺苏话）》（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就是这个阶段的成果。陈老师精于音韵学，用汉语音韵学的理念研究彝语方言，写了一系列关于古彝语调类的论文，影响很大。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之后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整理当年陈士林先生领导进行彝语方言土语普查时留下的材料。当时，我的办公室里有好几个酷似中药店的中药柜的大型卡片柜，卡片柜的每格放置一个彝语方言或土语调查点的词汇资料。此外，还有大量的语法调查本。在整理彝语方言材料的同时，在陈康老师的指导下，我系统阅读了汉语音韵学的知识，发表了一些彝语音韵学和方言比较方面的论文。
 2003年，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顾阳教授申请到香港研究资助局（RGC）项目，研究中国境内的景颇语。顾教授邀请景颇语的研究专家戴庆厦教授去香港中文大学合作研究。我当时已经基本写完博士论文，准备提交给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申请毕业论文答辩。戴庆厦老师是我本科时期的老师，他积极推荐我加入顾教授的研究团队。因此，我成了顾阳教授项目里的副研究员。2004年，我的博士论文答辩通过之后，顾阳教授聘请我做了博士后研究员。
 顾阳教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语言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院长、学勤书院院长。她的导师是著名语言学家黄正德（C. T. James Huang，现任美国哈佛大学语言学系教授，语言学系研究生部主任并代理系主任）。黄正德教授是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博士（Avram Noam Chomsky ）的学生。乔姆斯基是当代形式语言学的泰斗。我自己在本科期间所接受的语言学理论主要是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结构语言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所从事的彝语研究，主要也是分析彝语的结构，大量时间是在做彝语方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对于顾阳老师所主持的项目，我必须重新阅读形式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我买了很多形式语言学句法分析方面的书，读了很多文献，但认为自己离深刻了解形式语言学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2006年，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澳大利亚政府签署协议，在亚洲范围内资助10名学者前往澳大利亚进行学术研究，该计划称为“长江毅进奖学金计划”（The Endeavour Australia Cheung Kong Research Fellowships）。我提交了一份研究彝语动词形态学的计划书，澳大利亚的合作导师是时任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语言学系系主任的罗仁地教授（Randy J. LaPolla）。我的研究计划书获得通过，成为10名前往澳大利亚本土进行学术研究的幸运亚洲学者之一。该奖全名是“2006年度毅进澳大利亚长江学者奖”（2006 Endeavour Australia Cheung Kong Awards）。罗仁地教授是世界知名的藏缅语语言学家，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语言学与双语学系主任，语言学和中文教授，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中央民族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07年我去澳大利亚的时候，罗老师是拉筹伯大学语言学系系主任，此后，他陆续担任了拉筹伯大学语言类型学研究中心主任、澳大利亚语言学会
会长、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等职。罗老师是著名的功能主义语言学家，是语言学界著名的《句法学：结构、意义与功能》一书的作者之一。罗老师在2003年出版了英文版《羌语语法》，我跟从他学习的过程，除了去听他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的课程之外，还着手翻译他的《羌语语法》，一边翻译一边学习。在他的指导下，我完成了英文论文“The Verbal Morphology of the Nuosu Language”（《诺苏彝语的动词形态学研究》），顺利完成了“长江毅进奖学金计划”的研究任务。罗老师的《羌语语法》翻译工作完成了前面的四章，回国之后，由于从事人类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翻译工作有些延误。后来，罗老师的弟子黄成龙研究员介绍王保锋参与翻译工作，我们完成了全部翻译之后，2015年跟民族出版社签署了出版协议，交付出版。
 从上面的回顾可以看到，我的语言学研究经历大致分为四个时期：1985年的中央民族大学语言学本科教育、1989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彝语研究、2003年的景颇语句法研究、2006年的彝语动词形态学研究和《羌语语法》的翻译学习。按照传统人类学的分类，语言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四大分支学科之一，借助这套丛书，我才有机会把从事语言学研究三十多年来关于语言学和语言
人类学的重要论文汇聚在一起呈现给读者。非常感谢中西书局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由于我的四个研究时期所涉及的语言学理论跨度很大，难免会有对相关理论顾此失彼、没有理解透彻因而对语言事实的分析产生偏差的现象，不同文章中的记音可能也会因宽严标准不同而产生不尽一致的情况，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在我的访谈中，当我问及语文的选择问题时，嘎村的人认为好两样都会。索惹说，如果每个彝族人都会彝语好，那样的话他到县城后也会很自在。他说他到过县城的一个亲戚家里，那个亲戚家的小孩都不会讲彝语，交流很困难。他认为跟彝族人说汉语很别扭，心里有障碍，很多事情用汉语表达不清楚。他告诉笔者，有一次他去那个亲戚家的时候，正好亲戚夫妇不在家，他们家的小孩倒是很热情，把他让到家里后，也知道按照彝族习惯先给他倒一杯酒，而不是先倒茶。但是他说的话小孩听起来困难，小孩说的汉语他听起来也困难。等亲戚回来后，他问亲戚甘洛县城是不是汉族多彝族少，亲戚说不一定，彝族和汉族人数差不多，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人里有很多彝族，但这些人的孩子很多都不会讲彝语了。索惹后感慨地说，如果县城的孩子们都会讲彝语就好了，那样他就会感觉亲切一些，现在他感觉县城就像一个全是汉族人的城市。他希望他的汉语更好一些，现在他让两个孩子都上学，希望他们不要像他自己一样到县城都不自在，希望孩子们以后到成都、到北京都不会感到不自在。
 语言的使用与性别也有一定的关系，即使是在汉化程度较高的坤村，也有一些不会汉语的老年妇女。在家庭语言的使用上，即使会汉语，妇女们也一律采用彝语与家庭成员交谈，除非有不会彝语的汉族客人到来，或者到县城办事，她们才使用汉语。正如彝族妇女比男子更喜欢穿传统的彝族服饰一样，妇女在彝语歌谣方面的能力，似乎比男子强一些。彝族服饰是妇女们用手工绣制的，能显示和炫耀妇女们的手工技巧，一位彝族妇女如果能绣一手漂亮的花纹，就会有很多人请她帮忙绣制。因此，妇女们更愿意穿她们自己精心绣制的服饰。在语言方面，彝族妇女喜欢说彝语显然不是为了显示和炫耀，主要还是因为妇女去外地的机会比男子少。男子们常常需要到外地去经商，也有比妇女更多的机会到外地游玩。在语言使用性别差异方面，嘎村的情况是妇女多数不会汉语，男子则有青年人会汉语。虽然不会汉语，但嘎村妇女们表现出学习汉语的渴望。嘎村的阿佳嫫（40岁）不会汉语，但她希望自己会汉语。她说她每次到县城就像哑巴，很痛心不会讲汉语。她说，现在到处都是说汉语的，一些汉族干部下乡到他们那里，虽然会讲一两句彝语，但多数情况下说汉语，她只能听懂很有限的词。每次家里来汉族客人，都是丈夫出面接待，丈夫能说一些汉语。她希望她的孩子们将来会汉语。“当然，不要不会讲彝语了，那样的话，我怎么办？”她开玩笑地说。
 坤村的村民情况与嘎村的不太一样，很多人虽然认为好汉语和彝语都会，但是也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汉语比彝语用得多，汉语比彝语重要。坤村的慕乃说：“我们坤村的人除了一些年纪大的老人和少数妇女外，都会汉语，我们到县城办事都用汉语，到西昌办事时，即使碰上彝族人也多使用汉语，因为我们田坝土语和其他地方的彝语在语音上有一些差异。”

本书《彝人论彝：语言·文化·认同》收录了巫达教授多年来研究语言、文化与人类学的精华作品，共计15篇论文。身为彝族人，巫达教授从彝语出发来探讨彝族文化，其中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涉及语音、词源、语法、口语，含大量表格以及彝文、语法结构、汉语的对照分析，文化方面的研究涉及彝族的历史、地理、考古等方面，人类学方面主要探讨了彝族及相关族群的民族和文化认同等。全书视角多元，内容扎实，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相结合。本书是作者对彝族语言文化研究的一次总结性回顾，是一部关于彝族的人类学重要研究论集。

巫达，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类学会理事，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会理事，北京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德国马普宗教与族群多样性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高级研究伙伴。中央民族大学语言学学士（1989），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硕士（2000）和人类学博士（2004），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与现代语言系语言学博士后（2005—2006），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语言学系语言学访问学者（2007）。曾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从事彝语研究，著作有《彝语语法（诺苏话）》（与陈康合作，1998）、《社会变迁与文化认同：凉山彝族的个案研究》、《族群性与族群认同建构：四川尔苏人的民族志研究》等，发表中英文论文70余篇，涉及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多个学术领域。

自序
凉山彝语动词的种类及其标记
凉山彝语的话题及其标记
凉山彝语的重叠研究
彝语t系声母考
凉山彝语骈俪词调律探讨
彝语动物名词“性”的表达方式
凉山彝语田坝土语古词拾零
汉彝“团结话”的语言学特征
试论彝字在彝语古音构拟中的作用
从历史语言学探讨古西南丝绸之路沿线族群互动与融合
从语言人类学探讨三星堆文化的源流
彝族先民数千年前已种植稻米的语言学考古学证据
凉山彝语亲属称谓的序数词素及其民族学意义
语言文字与凉山彝族的文化认同
尔苏语言文字与尔苏人的族群认同

本书《彝人论彝：语言·文化·认同》收录了巫达教授多年来研究语言、文化与人类学的精华作品，共计15篇论文。身为彝族人，巫达教授从彝语出发来探讨彝族文化，其中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涉及语音、词源、语法、口语，含大量表格以及彝文、语法结构、汉语的对照分析，文化方面的研究涉及彝族的历史、地理、考古等方面，人类学方面主要探讨了彝族及相关族群的民族和文化认同等。全书视角多元，内容扎实，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相结合。本书是作者对彝族语言文化研究的一次总结性回顾，是一部关于彝族的人类学重要研究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