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1929—2005),生于柏林,当代西方知名学者。1957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78年获巴黎第八大学政治经济学国家博士学位。曾在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多所大学执教。弗兰克一直致力于世界体系史、当代靠前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的研究,为依附理论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优选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弗兰克思想敏锐,著作颇丰,一生著书40多部,文章1000多篇。主要作品有:《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The World System: 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与巴里·K.吉尔斯合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遗作《19世纪大转型》(ReOrienting the 19th Century: Global Economy in the Continuing Asian Age)等,其中《白银资本》荣获1999年世界历史协会图书奖头奖,在学界引发巨大关注。 编者简介 罗伯特·A. 德内马克(Robert A. Denemark),特拉华大学的政治学与靠前关系学教授,在《靠前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靠前研究评论》(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全球化研究》(Globalizations)等刊物上发表过多篇有关世界体系的文章。他是《世界体系史:有关长时段变化的社会科学》(World System History: The So Science of Long-Term Change, 2000)的联合主编,还是12卷本《靠前研究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Studies Encyclopedia, 2010)的总编辑。 译者简介 吴延民,山东济南人,历史学博士,201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
贡德·弗兰克于2005年去世之后,我获邀接手他未完成书稿的编辑工作。贡德的遗孀艾丽森·坎德拉·弗兰克(Alison Candela Frank)和他的长期合作者巴里·吉尔斯(Barry Gills),当时都曾因此事跟我通过电话,并在电话中暗示我是理所当然的人选。弗兰克在去世之前,也已经认可了此事。2005年10月,我坐飞机到卢森堡,与艾丽森一起,用了三天的时间,翻阅了弗兰克的文档和电脑文件。当时,我对这一任务不禁心生畏惧。与书稿相关的电脑文件,弗兰克留下了将近5 000个,其中大约又有一半,是反复更新过的。他曾将书中各章散发给同行征求意见,当载有意见的文件返回时,他会把他想做的修改,直接写进那个文件。这样一来,时间上最近的版本,就不一定是最成熟的版本了。我离开卢森堡时,随身携带了他的电脑文件、六卷早已少量且有些用旧了的书,以及150篇涵盖诸多领域的未发表文章。另有一箱重要的文稿,在随后通过邮局寄到。 书稿的编辑工作是一项挑战。它需要保留贡德·弗兰克的声音。我的工作是收集各章最为完整的版本,组织文字,删去冗余,以确保书稿具有可读性。我相信,此书已将弗兰克研究的精华呈现出来了。我还将弗兰克的原始目录附在了书后。弗兰克并不认为他的研究已经终结。本书的读者,应该能从已经完成的部分,推测出这一研究的未来走向。此外,读者所无法看到的,是许许多多章节后面的标注:“More Here”(此处需补充)、“More Needed”(需补充),或者“More More More”(更多补充)。 在卢森堡那几天,我曾到弗兰克的儿子米格尔家做客,与他幸福的一家共进晚餐。他们热情招待了我这个陌生人,让我度过了很好愉快的一晚。那晚,我跟米格尔说了我对书稿编辑工作的想法,并向他征求意见。我觉得这样做很好必要。 他只是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份书稿的面世是否会提高他父亲的声望。我正是为了这一目标而努力的。不过,我必须提醒本书的读者,这份书稿并不是完整明确的表述。贡德因病未能完成此项研究。他本人就指出过数十处论证尚不周全、材料尚需补充、引用尚待查证的地方。我已经尽全力去查证相关引用,并补上出处了,不过这一努力并不总是能行得通。这里还须声明,弗兰克的观点需要接受严格的审视与批评。此书是弗兰克的研究,这一声明本应由他本人来做的,可惜这已经不可能了。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对此书的审视与批评,应该聚焦于此书已经呈现出来的讨论,而非作者没来得及完成的讨论。如果此书获得任何赞誉的话,理应全部归属于弗兰克;此书的疏漏,则应归咎于他的疾病和我这个编辑。 此书的编辑工作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的帮助。在辨别弗兰克一些讨论的大致走向方面,巴里·吉尔斯和艾伯特·伯格森(Albert Bergesen)帮助良多。2008年,帕特里克·曼宁(Patrick Manning)在匹兹堡大学主办了一次纪念弗兰克的重要会议,很多弗兰克的同事因此得以共聚一堂。他还允许我将此书的很多观点列入了会议议程。我还很好感激数十位就我有关引文的咨询而答复我的学者。此书的初稿中尽是这样的注释:“Smith 19xx:xx”。对于我无法确定其出处的引文,我会将它们发给它们的作者。这些作者反馈回来的,通常是详细的书目信息和良好的祝愿。无法这样做时(有些引文的作者已经离世),我也尽我所能将引文及其出处准确地呈现。这一工作颇为繁难,因为弗兰克在著述中的引用范围极广,经常会引用送交他评审的、待出版的书稿,他自己翻译的、使用几种其他语言写成的文章,以及他自己在先前的研究中使用过的材料。我至今也没接近弄清他使用这些材料时所采用的那套方法。在查证弗兰克所不赞成的引用时,我着力尤多,但如果我在此事上有所疏漏的话,烦请看出其中问题所在的人联系我。我会很乐意对引证或引文加以修改。 这里还要向以下各位为我的编辑工作提供帮助的人士致以谢意。我在世界体系研究领域的同事们,不吝言辞地赞扬了我所接受的这一工作。许多个深夜我面对着书稿中晦涩的段落和引文头疼不已,正是他们的那些赞扬帮我熬过来。在书稿的整个编辑过程中,艾丽森·弗兰克给我的帮助尤为重要,她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支持与鼓励。巴里·吉尔斯,一个工作如此繁忙的人,也欣然为此书撰写了后记。模式出版公司(Paradigm Publishers)和詹尼弗·内尔(Jennifer Knerr)也愿意配合我的步调工作。这肯定给他们造成了不少麻烦。弗兰克进行此项研究时,使用的书名是ReOrient the 19th Century。詹尼弗建议我们采用现在这个书名ReOrienting the 19th Century,我相信弗兰克会同意这个小改动。此书中的很多表格系由托尼·里维拉(Tony Rivera)整理而成的。我的妻子辛迪(Cindy),曾热情地在我们家招待过多次来访的贡德,多年之后来访的艾丽森、巴里和他幸福的一家,以及其他各个时期的同事。尽管这项工作占去我越来越多的时间,她始终在支持我。她是那个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人。
导 言 罗伯特·A..德内马克
西方社会思想对文明(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兴起,至今尚未给出合理的解释。对这一情形,安德烈·贡德·弗兰克早就很好不满了。弗兰克认为,学者应该有能力将理性的学术分析,与流行的神话、文化沙文主义和利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区分开来。然而,就西方主流社会思想的相关表述与事实相去甚远的状况来看,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令弗兰克更为不满的是,这种错误既存在于坚守各种意识形态立场的学者的研究中,也存在于大多数持中间立场的学者的研究中。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思考方式,是假定欧洲的优势可以追溯至欧洲社会的独特形成过程。此类分析通常以一些欧洲中心主义的假定为基础,这也使得对之进行批评性的反思与修正,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弗兰克从他学术生涯的早期开始,就关注将社会科学置于更坚实的实证基础之上。他最初的研究聚焦于低度发展(underdevelopment)。在1970年代中期,此种研究成长为世界体系史。在弗兰克的《多边商品贸易的不平衡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1976)一文中,就可以发现一些他有关全球经济的多边性质的重要见解。1977年的《跨意识形态企业万岁!资本主义靠前劳动分工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一文,再次激烈地表达了他的观点。00x出版于1978年的《世界积累:1492—1789》,就相关问题给出了全面的表述。 大约10年以后,弗兰克开始重新探讨这些问题。因为受到了来自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的《欧洲霸权之前》(Before European Hegemony)(1989),与来自克里斯·蔡司-邓恩(Chris ChaseDunn)和汤姆·霍尔(Tom Hall)的比较历史分析的启发,弗兰克和巴里·吉尔斯一起,开始思索一幅更为广阔的历史图景,一幅将重要的亚洲因素也融入其中的历史图景。他们在此问题上的早期成果,以及另外几篇持不同观点的文章,被收录进了弗兰克与吉尔斯1993年主编的《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 000年?》(The World System: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1994年时,他们又完成了一篇特别重要的文章——《亚洲霸权下的现代世界体系》。这篇文章2011年时以吉尔斯和弗兰克联合署名出版。[1]这些著述均专注于构建一种非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体系史。 此种观念上的转变至关重要。如果我们假定欧洲是现代世界发展的中心,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许多错误之中。首先,它容易让我们理所当然地以为,欧洲的发展源于其独特的社会进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欧洲很可能是诸多优选层面上的历史进程的受益者。这些进程削弱了其他地区,却使欧洲得到了提升。不仅如此,有了前面所说的那种假定,我们也会很容易接受那些声称欧洲(或欧洲人)具有独特禀赋的说法。 其次,那种假定容易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那些存在于欧洲兴起之前的社会体系,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活力,因而也不值得给予关注。在此种想法之下,我们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它专注于描述的,是欧洲在某一特定时刻的社会进程。我们还进而假定,这些社会进程中有些必定是“欠发达”体系所欠缺的。接下来,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其他地区如果想要获得发展,就必须全部接受那些据说是欧洲模式之特有属性的事物。 最后,那种假定容易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学术研究当中,大家应当关注的是欧洲所处的时代。这样一来,早先那些更广泛社会进程所属的时代,就可以被理所当然地忽略掉了。 这些都是很好严重的错误。弗兰克主张,相关研究的焦点,应该是世界体系,因为致使某地兴起或衰落的主要因素,实际上都是全球性的,地区性的进程很少起到决定作用。我们也因而必须拓展历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那些据说是欧洲独特历史属性的事物,也许并不那么独特,我们有必要将更广阔范围的社会进程也纳入思考。为此,我们需要寻找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我们也需要放弃之前那些认定它们相互隔绝的看法。这种更为整体性的宏观历史叙事,可以给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研究不少启示。《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 000年?》,以及其他一些着眼于整体的研究,已经为许多学科尚未得到解释的问题,展现出了不少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弗兰克而言,此种研究方法与视野的转换,是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1998)(以下简称《白银资本》)的撰写过程中完成的。00xi弗兰克的这一著作,试图确立亚洲在18世纪的靠前地位,试图弄清亚洲在一个世界性[1]的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试图探寻欧洲在那一体系所创造出的环境中,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成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过去,研究者花了太多时间去寻找变化,却忽视了一个更广阔体系的相关连续性。在欧洲兴起之前很久,这一体系就已经存在了。欧洲的确拥有一些独特因素,不过它们并不像先前所说的那样具有革命性。欧洲随着一系列优选进程的开始而兴起,并在这些优选进程的进行中,占据了地位。大体说来,以下主张已经漏洞百出了:欧洲自身的进程是欧洲兴起的根本原因;欧洲自身的进程使优选体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革,或者,欧洲自身的进程对优选体系进行了重组。我们应该看到,亚洲的衰落也是欧洲兴起的重要因素,其重要性堪比欧洲的任何相关事物。此种见解可从以下两件事情得到佐证:一是亚洲早期所具有的活力;二是亚洲的衰落比一般所认为的晚很多。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于2005年4月去世之前,正在将《白银资本》中对18世纪的分析,拓展到19世纪。正如弗兰克所认为的,有关18世纪的传统著述做了一些很成问题的假设,有关19世纪的历史叙事,就是以这些很成问题的假设为基础的。这些尚未被认真质疑的假设,涉及了很多重大问题。例如:欧洲殖民主义对被殖民地区的影响(弗兰克认为殖民主义的影响并非决定性的,其他相关因素的作用被贬低了);工业革命的发生(弗兰克认为,此事很难说具有革命性,相关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研究);亚洲的落后(弗兰克认为这是个神话,它使我们一直难以认清优选贸易关系的性质,难以理解“勤劳革命”所展现出的活力);殖民主义使欧洲受益的程度(弗兰克解释说,如果摒弃从双边关系着眼的角度,转而从多边关系出发去观察,此事就很容易弄清楚了);曾居于霸权地位的荷兰和英国,给世界其他地区提供的所谓“模式”(弗兰克认为,那里既没有什么“霸权”,也没有什么“模式”)。如果有人将西方发展标准模式的要素聚拢在一起,那应该是下面这番情景: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